材料一：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国风之篇）之遗欤？

——冯梦龙《山歌》

材料二：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材料三：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请回答：

材料一：在当时文人看来，词是“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但是，在诗歌走上“雅正”道路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活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的情况下，它正是以其娱乐艺术的性质、不够堂皇正大却也较少拘谨的地位，而弥补了诗的不足，获得意外的兴旺。（苏轼）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比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体会到强大的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制，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

--摘编自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成为文学革命“第一个发难的信号”，在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18年，鲁迅则以他卓越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但是，在文学革命过程中，部分知识分子盲目地否定中国文学遗产，盲目地模仿西洋文学，出现了洋八股，硬搬硬套形形色色的文学上的“主义”。

-据杨加印、张利满《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