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就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而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组织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晚清时期,伴随着开埠通商,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传统的城市体制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主张开办警政管理城市,还设立了商务局等经济管理机构。清末新政时期,警察机构开始在城市广泛设立。中央成立了商部,制定了商法,近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管理机构也开始建立,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初步确立。张之洞、梁启超、张謇等在租界示范效应的影响下,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城市自治章程的颁布和实施,打破了原来城乡合治的管理体制。

——摘编自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城市管理机构与法律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一  （清前期）苏城机户（工场主）多雇人工织。机户靠手中的资本、生产资料购买劳动力（雇工），“张机为生”以增殖财富。机匠（雇工）“计日受值”或“计工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

﹣﹣据《永禁机匠叫歇碑》

材料二  清朝雍正帝时“因用兵西北，恐漏泄机密”，故设军机房，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清朝雍正帝说：“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规定中外贸易只准在广州一处进行。……鸦片战争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用的大部分手工业品。

﹣﹣摘编整理自赵尔撰《清史稿》

材料一：明清时期的各种金融机构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钱庄和山西票号。钱庄不仅家数众多，而且有一套信用手段，能够在流通领域里起促进商品交换的作用。钱庄生意或买卖豆、麦、花、布。票号在资本上是商业资本的转化，商品的贩运与买卖，也需要资金的划拨与调剂。票号经营的汇兑业务，开始时是以商业个人为对象，政府机关的汇款则是后来的事。票号运用分支号众多的优点，不需要往返运现。票号放款的利率也不高。

——摘编自洪霞管《略论山西票号上海钱庄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材料二：1910年6月，国际橡胶股票行情暴跌，在泸橡胶公司、外国银行也深受影响。…… 1910年9月，清政府按照惯例要上海方面从源丰润等庄号提取 190 万两"泸关库款"，用以支付当年到期的"庚子赔款"。上海道台蔡乃煌上奏请求暂不从源丰润等钱庄中提款，改由大清银行垫付"庚子赔款"。按照奏折的性质，蔡乃煌的奏折交度支部处理。度支部侍郎与蔡乃煌素有嫌隙，指使江苏巡抚参奏蔡乃煌。蔡乃煌被革职后一度申辩，但遭军机处斥责，羞愤之下，一举从源丰润等钱庄提回款项 200多万两以交还政府，源丰润当即倒闭，受此影响 1910 年上海倒闭歇业的钱庄达到 48 家，亏欠款总额 1933 万两。

——摘编 自闵杰《清末的"橡皮风潮"∶政府昏庸指令引发全国大恐慌》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棉花品种主要是亚洲棉，来自印度，主要传入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甘肃、新疆境内的“西北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经过四川、云南境内的“西南丝绸之路”……在古代先民的辛勤培育下，亚洲棉逐渐适应中国环境，棉花产量和品质逐渐提高。南宋时期，棉布虽未撼动桑麻织品在衣被市场的重要地位，但棉花种植已深入到长江流域。元朝统一后，随着南方棉纺织技术向北方迅速推广，棉花也受到了政府的重视，江南地区的税收政策也受到影响，有时收木棉布、绢丝、绵等物，棉布逐渐成为民众的主要衣料。明清时期，棉纺织业在江南的松江地区十分发达，还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

  ——摘编自宋鑫秀《元代植棉研究》

    材料二  棉花种植区域的扩大，促进了棉纺织业的发展。明清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已成为家庭副业，家家户户从事纺纱，正德《松江府志》记有：“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在制造织布的器具上，江南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作坊，布机以青浦黄渡徐氏最为有名，在专业化生产的引领下，江南地区出售纺织工具的店铺也随之发展起来，……明清时期江南已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棉布除了满足当地人穿着外，大部分的棉布纷纷运往各地。                             

——摘编自黄康健《明清江南棉纺织业技术的理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