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中期，大量中国陶瓷经由私人贸易运往东亚、东南亚一带，在此转销至南亚、中东地区；明中期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相继开展对华贸易；至明末清初，欧美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瓷器的全新市场，在欧洲，中国陶瓷是贵族才有实力享用的；到了清代，各国通过各自的东印度公司来进口中国陶瓷。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的专家指出，早期的贸易瓷以中国特色的青花纹饰为主，后来出现了不少定制瓷，景德镇和福建的工匠，根据西方的生活需求和审美情趣，制作出他们喜爱的陶瓷，中外贸易瓷见证了中外文化的互动。

——摘编自《明清贸易瓷见证中外文化互动》

材料二：在18世纪，中国瓷业虽占有绝对领先地位，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也相当惊人。在很短时间内，西方就找到了高岭土和瓷石资源，造高温窑，开发新配方，开创了新技术和纹饰风格。1704年和1756年，欧洲先后研制出两种前所未有的釉色：普鲁士蓝和蓬巴杜玫瑰红，创立出一种强烈、新颖的色彩感受。18世纪以来，瓷器业迎合了新兴中产阶级，并不断研发新产品，以此开拓了新市场。陶瓷开始成为中产阶级的收藏品。瓷器也作为珍品，出口到欧洲列强迅速扩张的殖民地，其中以英国殖民地最多，向美国的出口贸易变得更为重要。欧洲工业化进程中许多观念与做法，使制瓷业实现了批量化、精细化发展。这些几千年来都未曾改变的中国传统瓷器业竟然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对于整个欧洲产生了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它转变了欧洲经济及文化遗产，至今仍是一份不朽的传世之宝。

——摘编自《18世纪后期全球青花瓷热急降温——西方瓷打败中国瓷》

材料：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应运而生，其服务对象主要为在外地设立分号的山西工商业者。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文化惯性和自给自足经济依然具有顽强生命力，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被牢牢束缚。同时，在抑商思想统治下，清政府对个人私产和公共债务市场相关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和监管制度严重缺失。商人也未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更热衷于窖藏金、银，或用于购置田产和捐输功名。

1694年，英格兰银行正式成立。利用政府对它的依赖，后者通过一系列保护性银行法令，多次获得制度保障，不断巩固自身的特权地位，并最终发展成为“实际上的国库”，“英国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基于政府信用背书而迅速占领市场，并逐渐形成了完备的纸币体系。在不断地与股份制银行间开展业务的过程中，英格兰银行成为了金融体系的核心，承担起“银行的银行”职责。

——摘编自刘建生、张宇丰《英格兰银行与山西票号——近代化转型中的制度供给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