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玉米、番薯、马铃薯这几种美洲作物均适应性较强，耐旱耐瘠，使过去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的砂砾瘠土、高岗山坡、深山老林等地成为宜种土地。16世纪以来，广大居民“即芟尽草根，兴种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南坝山地，高处，低坡，皆种苞谷，为酿酒、饲猪之用”。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突出的人地矛盾以及庶民百姓的吃饭难问题都是困扰历代统治者的死结。明中叶以后涌入中国并很快普及开来的粮食作物无疑起到了缓解这一死结的作用。因有耐瘠的美洲作物传入，人口才能向土地贫瘠的地区流动，才能开山垦荒活命。但流民的这种垦荒种植是开山砍伐，粗放式经营的。

——摘编自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材料二：（19世纪晚期）洋布、洋纱、洋花边、洋林、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不为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治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器，故工致而价廉，且亦成功；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贵，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

——郑观应《盛世危言》

材料三：作为传统产棉区的太湖流域东部，到1919年，仅常熟、嘉定、上海、宝山、南汇、奉贤、川沙、崇明八县的棉田面积。合计就达367万亩。原本棉花产量有限的浙东沿海地区，也是“海滨沙地皆棉田也，每岁所收，为出口一大宗。”

——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材料一：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中国无疑仍是世界上先进国家，在中国和西方的贸易中，中国是出超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每年有大量出口，西方只能以美洲白银支付。据估算，十六七世纪明朝白银流入量约为1亿两，合3000吨；而外国人的估算多得多，认为流入中国的白银有7000或1万吨。另一种估算是十七八世纪时，中国从国外输入6万吨白银，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

——马克壵《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1867—1894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统计表（单位；千两海关）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材料三：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增长依然高于工业制成品。到1990年，中国终于实现了从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到工业制成品的转变。2001年以来，中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占出口产品总额的比重平均达到约9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的比重逐年下降，初级产品进口占比逐渐上升。1981年，中国出口贸易在世界出口贸易中升至第19位；1997年，跻身国际贸易前10位行列；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居全球首位。

——孙玉琴主编《中国对外贸易通史》

材料一：自16世纪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9世纪，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葡萄牙学者戈迪尼奥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数量十分庞大，因此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地说明了明清中国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的白银。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半以上。其中生丝、丝织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在与欧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较量中势如破竹。

﹣﹣摘编自陈昆、汪祖杰《国际竞争力、海上贸易与套汇：明朝中后期白银流入的考察》

材料二：16世纪西班牙入侵美洲之后，不断将美洲白银开采，运送到本国和其他殖民地，运送到本国的白银通过外债和贸易流通到西欧各国，西欧接着同中亚、南亚进行贸易，白银流向东方，再通过中国同南亚的贸易流入中国，而西属殖民地也通过和中国的贸易流入中国。这一时期也正是欧洲建立其世界中心的时期，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亚洲、非洲和美洲。

﹣﹣摘编自刘昊《欧洲世界体系与美洲白银﹣16、17世纪美洲白银的流向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棉花品种主要是亚洲棉，来自印度，主要传入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甘肃、新疆境内的“西北丝绸之路”，另一条则是经过四川、云南境内的“西南丝绸之路”……在古代先民的辛勤培育下，亚洲棉逐渐适应中国环境，棉花产量和品质逐渐提高。南宋时期，棉布虽未撼动桑麻织品在衣被市场的重要地位，但棉花种植已深入到长江流域。元朝统一后，随着南方棉纺织技术向北方迅速推广，棉花也受到了政府的重视，江南地区的税收政策也受到影响，有时收木棉布、绢丝、绵等物，棉布逐渐成为民众的主要衣料。明清时期，棉纺织业在江南的松江地区十分发达，还走上商品化的道路，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

  ——摘编自宋鑫秀《元代植棉研究》

    材料二  棉花种植区域的扩大，促进了棉纺织业的发展。明清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已成为家庭副业，家家户户从事纺纱，正德《松江府志》记有：“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在制造织布的器具上，江南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作坊，布机以青浦黄渡徐氏最为有名，在专业化生产的引领下，江南地区出售纺织工具的店铺也随之发展起来，……明清时期江南已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棉布除了满足当地人穿着外，大部分的棉布纷纷运往各地。                             

——摘编自黄康健《明清江南棉纺织业技术的理论化》

②推动了融入世界市场的进程

①加快了白银货币化的步伐

④导致国家对外政策的松动

③加大了社会金融运行的风险

材料一　“市镇统于州县，例无设官”。为解决治安与税收上的困难，明清两代在江南市镇派驻巡检司、税课局等专职机构，但派驻到市镇的官员数量有限，难以承担市镇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于是，江南市镇自发形成了各类功能性自治组织，如规范本镇本行业交易活动的行会、维持治安的保甲、负责慈善事业的义庄等，事类不一，互不统属。这些组织往往由地方宗族力量主导，同一功能的自治组织之间亦有地域分割的痕迹。各市镇有自办的公益性学校，有独立的城市保护神——城隍，有完整的市镇历史记载——市镇志，表明市镇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共同体。

——摘编自武乾《官治夹缝中的自治：明清江南市镇的非正式政体》

材料二　中世纪晚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日常生活，城市居民不断抗争。封建领主在收取市民们支付的赎金后，向城市颁发具有政治契约性质的特许状，给予其各项自治权利。城市行会、市政当局、市议会等自治组织逐渐发展起来。行会制定规章，训练工人的职业技能，控制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为社会福利积累资金，并通过礼拜天祈祷和节日游行等公共仪式鼓励市民对行会和城市忠诚。市政当局支持行会采取限制性措施，市议会核准行会规章，城市法庭负责追捕违规者。城市生活受到更为复杂的正式规则的约束，市民也更多地承担了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等责任。

——摘编自陈灿《论走向近代的英国城市职业市场变迁和行业规则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