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华民族”观念最早是梁启超1902年提出的。梁启超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

——摘自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材料二：1925年夏，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声称：“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1934年及其后，国民政府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一般也多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如：“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政要员，都出版过以“民族复兴”为题的为数众多的宣传著作，涉及抗战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乏见识且充满爱国热情。

中共在抗战时期主要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和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

——摘自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材料一：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

——陈独秀《敬告青年》

材料二：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陈独秀在1917年1月1日写的《答吴又陵（孔教）》

材料一：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后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轻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乃是这个运动未能全竟其功的原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材料三：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注意焦点的这一转变结果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就被劝告要到劳动人民中去工作，而且他们当中有人这样做了——彭湃在海陆丰的农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

材料一  甲午战后，严复提出实行变法，就会“自强保种”，符合“天演”和进化；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1898年，康有为用“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的演进。1903年，康有为表示“有竞争则不能平等，则人人不能皆强……于是有弱者矣，于是有危者矣”。进化论的介绍和传播，影响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摘编自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1840-1949)》等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1917年1月，胡适表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1918年11月，李大钊指出欧战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1919年5月4目，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示威，提出“外争国权、肉惩国贼”等口号。同年6月5-11日，上海参加罢工的工厂企业达50多家，参加罢工工人前后有六七万人。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得其助力仍在发展，各种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数量增加不少，但其主导趋向却有了明显的变化。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