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不尽的萤火虫

      中国有悠久的萤火虫文化。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萤火虫就成为先民的关注对象，诗中“町畽鹿场，熠耀宵行”就是描述萤火虫的。古代诗人常借萤火虫抒情达意，唐代杜牧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便是千古绝唱。“囊萤夜读”的故事家喻户晓，也曾激励过无数学子发奋努力。

      现代人是不再需要“囊萤”来夜读了。到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受萤火虫发光器的启发，发明出荧光灯。萤火虫发出的荧光是一种生物光，它不同于其他的光会伴生热量的损耗，是目前已知唯一已知没有热损耗的光源，因此也叫“冷光源”。荧光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能源使用率，但与萤火虫的发光率相比还差得太远。

      最近，研究人员在研究萤火虫发光器时，还意外发现了一种锯齿状排列的鳞片，它可以提高发光器的亮度。科学家将其应用在二极管（LED）的设计中，制作出模仿萤火虫发光器天然结构的LED覆盖层，可使其效率提高50%以上。这种新颖设计可能会在几年内应用在LED生产中。

萤火虫特有的虫荧光素酶基因，在基因工程中也越来越多地作为遗传标记的首选来检测基因表达。人们不但利用萤火虫的基因检测癌细胞，还利用基因转移技术把萤火虫的基因转移到玉米中，较快地培育出新的具有抗病虫害的玉米新品系。

       萤火虫还是血吸虫病的防疫助手。水生血吸虫的幼虫吃包括钉螺在内的螺类，而钉螺正是血吸虫的唯一宿主。萤火虫体内的腺苷磷酸，可作为一种优异的检测剂来检测水的污染程度。萤火虫喜欢植被茂盛、水质干净、空气清新的环境，凡是萤火虫种群分布的地区，都是生态环境保护得比较好的地方。

遗憾的是，如今，萤火虫在部分地区已越来越少见。除了自然天敌外，人类成了萤火虫最大的“天敌”。美国一些医药公司为了获取萤火虫体内特有的虫荧光素和虫荧光素酶，出价购买萤火虫，导致人们大肆捕捉萤火虫。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工业污染和城市扩张，致使萤火虫幼虫的生存率直线下降。

萤火虫求偶时，雌雄之间会发出特异的闪光信号以吸引异性并交尾。然而城市的亮光干扰了它们的闪光交流，当萤火虫感知到外界灯光时，就会停止发光、飞行、求偶，最终导致种群减少甚至灭绝。去年夏季一些城市刮起萤火虫展览热，千里迢迢从外省引入萤火虫，然后在公园放飞。但萤火虫的很多种类年复一年地在同一栖息地聚集、交配，即使栖息地遭到破坏，也不会迁往别处。萤火虫成虫的唯一使命就是繁殖，寿命很短，长的也就十几天。萤火虫本就不适合长途迁徙，目的地栖息环境又不太合适，它几乎活不了几天，繁殖就更是不可能了。不少专家为此呼吁：与其引进萤火虫，不如改善自然环境。

      那些曾在林间泽畔“熠耀宵行”的萤火虫，如今已与我们渐行渐远，靠人工引进不能“引”来它们的回归。萤火虫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因而要靠自然来解决。而且，保护萤火虫不能光着眼于一个物种，而是要通过保护整片栖息地来保护许多物种。如果做到这一点，引来的肯定不只萤火虫。萤火虫如是，熊猫如是，白鹳也如是……总之，我们应多想想如何对自然更友好，与万物共存共荣。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4年第13期）

    药物使用的整个发展过程似乎卷入了一个永无终点的螺旋。自从滴滴涕被允许民用以来，逐步升级的过程便开始了，人们得不断寻找更有毒性的物质。这是因为作为对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的绝好证明，昆虫已演化出对人们使用的某一杀虫药具有抗药性的超级品种，于是人们必须发明一种更毒的药剂，接着又发明一种比这种药剂更毒的药剂……

    “控制大自然”这一短语是在骄傲自大的心态中构思出来的，它源于尼安德特人时期的生物学和哲学，当时人们以为自然界是为人类的便利而存在的。应用昆虫学的概念和实践大都发端于那石器时代的科学。如此原始的科学竟已用最现代、最可怕的武器装备起来，这真是我们的一大灾祸。这门科学在使用这些武器对付害虫的同时也在打击整个地球。

    霾也叫雾霾，指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使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并导致能见度恶化的现象，如果水平能见度小于10千米，我们将这种非水成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造成的视程障碍称为霾。

霾与雾、云不一样，与晴空区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霾粒子的分布比较均匀，而且霾粒子比较小，从0.001微米到10微米，平均直径大约1—2微米，肉眼看不到空中飘浮的颗粒物。由于灰尘、硫酸、硝酸等粒子组成的霾，其散射波长较长的光比较多，因而霾看起呈黄色或橙灰色，所以也称“灰霾”；雾的颜色则是乳白色或青白色。

    雾和霾都是视程障碍物。但雾与霾的形成原因和条件却有很大的差别。雾是水蒸气液化成小水滴或凝华成小冰晶浮游在空中形成的，形成雾需具备较高的水汽饱和度和较低的温度。雾的空气相对湿度常达100％或接近100％。出现霾时空气则相对干燥。空气相对湿度通常在80％以下。雾有随着空气湿度的日变化而出现早晚较常见或加浓、白天相对减轻甚至消失的现象。霾的日变化一般不明显，当空气团较稳定时，持续出现时间会较长，有时可持续10天以上。大雾天气多集中于10—12月份；而霾天气在各月差异相对较小，各月均可能有较多霾天气出现。

    由于阴霾、轻雾、沙尘暴、扬沙、浮尘、烟雾等天气现象，都是受浮游在空中的大量极微细的尘粒或烟粒等影响，有效水平能见度小于10千米。有时即使是气象专业人员也难以区分，必须结合天气背景、天空状况、空气湿度、颜色气味及卫星监测等因素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结论，而且雾和霾的天气现象有时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雾的成分主要是水（H2O），人吸入后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而霾在吸入人的呼吸道后对人体有害，长期吸入，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说，空气污染不仅对于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有危害，跟肺癌也密切相关。雾霾天气最好等太阳出再开窗通风。如果外出可以戴上棉质口罩。外出归，应立即清洗面部及裸露的肌肤。可以多喝水，适量补充维生素。雾霾天气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杀手”。雾霾天最好不出门，更不宜晨练，否则可能诱发病情，甚至心脏病发作，引起生命危险。

    城市里大楼越建越高，阻挡和摩擦作用使风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不利于大气中悬浮微粒横向扩散；逆温层好比一个锅盖覆盖在城市上空，使得大气层低空的空气垂直运动受到限制，空气中悬浮微粒难以向高空飘散；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机动车尾气、扬尘、煤炭及供暖排放等原因，导致污染物排放和悬浮物大量增加，直接导致雾霾天气的增多。

    人类污染物排放是出现严重雾霾的“主谋”，它导致大气自净能力衰减。减少污染、控制污染物排放、削减大气污染物是解决雾霾的根本之道。

    其实，目前空气质量良好的国家也经历过严重的空气污染。比如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后，伦敦地区工厂烟囱密密麻麻，带了海量的粉尘和有毒气体，一年中有四分之一的日子大雾笼罩，从而被称为“雾都”。这让古板的英国人痛下决心，行动起。他们的措施是：动员自行车代替汽车；颁布《清洁空气法案》，减少煤炭用量；治理汽车尾气；加强绿化等，这些都可以供我们参考。（有删改）

机器人医生的未来

    2014年6月7日，5名参赛者参加了在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一次测试，其中一名名为尤金·古斯特曼（Eugene Gootsman）的计算机软件通过了图灵试验（一种测试机器是否具备人类智能的方法）。大多数测试者相信，它是一个13岁的乌克兰男孩。

    尤金在测试中的表现“骗过”人们的判断，这足以证明人工智能可以基本代替正常成人的工作了。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温斯顿所称：“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脑力工作。”

    相应地，用机器人医生看病也有可能成为未来人们生活的选择，而且，这样的方式已经初露端倪。

    2011年2月，IBM公司研发的超级计算机沃森在美国益智类电视节目《风险》中战胜了人脑，即《风险》节目历史上最优秀的两位人类选手肯·詹宁斯和布拉德·拉特。此后，沃森又被宣布可以作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参与诊疗疾病。

    与此类似，中国也有人开始依靠“百度大脑”来看病，谁有了病或需要用药，都会上百度上搜一搜。不过，最近披露的一个消息却让人对“百度大脑”这样的人工智能心存疑虑，甚至担忧。

    作家六六发现尿色变深，便从香港赶回上海看病。尿常规检查显示：红细胞增多，医生建议做彩超排查。六六开始了她的“百度求医”历程。搜索结果使她怀疑自己可能患了膀胱癌。最后，经过CT检查，确诊为肾结石。

    为何“百度大脑”会误诊？原来，即便“百度大脑”拥有大数据库和较高的综合分析与预测能力，但其智力与尤金相比，还是差了许多——只不过相当于2～3岁幼儿的智力。把健康和生命的判断交给“百度大脑”显然有点不负责任。问题在于，现在有多少人知道，“百度大脑”只有3岁的智力，而尤金的智力可达到13岁的水平，以及它们与正常人思维和智力的差异。当无法认识这种差异时，人们就有可能真的把命运交给“百度大脑”而非一位普通医生。

    当然，以“沃森医生”和“百度大脑”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确实代表着人工智能的未来，它们有可能改变未来人类的生活。

    例如，过去对计算机医生沃森的测试证明，它比一般医生具有更精准的诊断疾病的能力，原因在于沃森拥有大数据。沃森贮存了很多百科全书、词典、图书、新闻和电影剧本，还拥有大量的医学工具书、临床诊断手册和医学杂志。沃森还可以与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医院建立和维护的医疗电子文档记录进行链接，以查阅病历和诊治记录。同时，它还可以获取个人在微博客和其他互联网平台上对自己疾病的咨询和查询，并借助这些信息来帮助诊治疾病。这些因素都是大数据的优势。

    但是，人工智能同样有许多弱点和不足。例如，机器缺少逻辑推理和情感体验能力，也难以理解自然语言。如何让机器人理解人类的语言，即自然语言，是最复杂和最关键的技术。自然语言通常是指一种自然地随人类文化演化的语言，如英语、汉语、法语等都是自然语言，世界语则被视为人造语言，因为这是一种由人特意为某些特定目的而创造的语言。尽管沃森战胜了人类，但是，沃森不仅对于自然语言难以理解，而且对自然语言的从属关系更难理解。例如，竞赛的一个问题是：一种语言的方言包括吴语、粤语和客家话，这种语言是什么?正确的答案应当是——中文。但是，机器人沃森答错了，而詹宁斯答对了。

    因此，如何让只有3岁智商的“沃森医生”和“百度大脑”来完成正常成年人才能完成的复杂工作——尤其是为人类诊疗疾病，还需要人工智能未来的长足发展。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有删改）

    在文学批评研究中，人们往往以“不平则鸣”来阐释诗人作家的不幸和痛苦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并且把它与“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作为同一理论源流。这种阐释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仍需略作辨析，以期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不平则鸣”的原意。

    “不平则鸣”一语的原意是什么呢？假如把“不平则鸣”单纯解释为对于不公平事情的愤慨，则《送孟东野序》中就出现了大量难以解释甚至矛盾之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韩愈既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而文中却以唐虞时代的皋陶、大禹，殷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等等为“善鸣者”，这些人都是成功的政治家，似乎难和“不平”扯到一起；而且文中还说“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等等，这就更谈不上“不平则鸣”了。

    韩愈此文是否有矛盾，关键在于“不平”一词的内涵。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钱先生这个解释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以往一些对“不平”的狭隘理解。

    我以为，“平”，是指平常、平静、平衡、平凡等；“不平”则是指异乎寻常的状况，既可指事物受到压抑或推动，也可指事物处于发展变化，或充满矛盾的状况。总之“不平”所指甚广，并不特指逆境；“不平则鸣”应是指自然、社会处于不寻常的状况之时，个体的“人生”一定会有所表现。

    当人类社会处于变革动荡之时，总是会出现一些“善鸣”的人物。这可以是盛世，如唐虞的皋陶、大禹、殷商的伊尹、周代的周公；也可以是乱世衰世，如“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可以“以道鸣”，如孟子、荀子；可以“以术鸣”，如杨朱、老子、韩、张仪、苏秦；也可以以诗文鸣，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杜甫。

    韩愈认为孟郊是一个“善鸣”的诗人，但不知道老天爷是让他“鸣国家之盛”呢，还是“使自鸣其不幸”，不过不管哪种情况都不会影响孟郊的“善鸣”，所以劝他不必为处境顺逆而“喜”“悲”。为什么后来的读者理解“不平则鸣”往往偏重于不幸、愤懑这一方面的含义呢？这是因为孟郊本来就是一个穷苦的诗人，其诗多是贫寒之声，而韩愈对之也寄以深厚的同情。

    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动荡的时代为诗人提供创作的题材和动力，故往往产生感荡心灵的作品，这固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一个繁荣昌盛又比较自由的时代，也可以产生伟大的诗人作品来“鸣国家之盛”。中国古代的隆汉盛唐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就诗人创作而言，“穷而后工”固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达者只要不是过着平庸的、碌碌无为的生活，只要能敏锐地把握时代与生活的变化，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也完全可以写出好作品。

超级病菌

    日前，加拿大魁北克省舍布鲁克大学附属医院的流行病学家雅克·佩潘及其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加拿大医学会杂志》上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他们发现，一种普通的肠道细茵——一难辨梭状芽孢杆茵历经两年变异，已成为致命的“超级病菌”，它可引起65岁以上老年人和服用抗生素的病人产生严重痢疾，并最终致死。从2003年年初至今，这种“超级病茵”已使舍布鲁克大学附属医院的100多名病人死亡，如不采取紧急行动，这种病菌可能引发一场致命传染病的蔓延。

    此种病菌引发的痢疾异常严重，因此传染率也很高。雅克·佩潘预测，今年魁北克省因感染该种变异病毒而导致死亡的人数将达到1000人。他认为，过去几十年来，政府对医院的投资不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目前加拿大大部分医院床位紧张，只有老人或是病情非常严重病人才“有资格”住院，有许多病人不得不几天或是更长的时间躺在医院走廊的简易病床上。医院内的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医院内的清洁工作也问题多……这些情况都使院内和院际之间的疾病传染率急剧上升，住院实际上并不安全。同时，这种“超级病菌”的出现再次向人类敲响了不能滥用抗生素的警钟。抗生素是一把“双刃剑”。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出警告：由于滥用抗菌药物，医生手里能够对付病茵的武器已经越来越少，再这样下去，人类很可能将回到无抗菌药的时代。

    截至上世纪末，全世界每年死于细菌性感染的人数已达到2000万，这是40年前的3倍。造成病死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是耐药菌，由于抗菌药无法控制耐药菌引起的感染，最终导致病人死亡。

    老代抗菌药物失去了原有作用，新一代抗菌药物的临床寿命又越来越短，耐药菌的发展速度令人触目惊心。医学工作者开发种新的菌药一般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而一代耐药菌的产生只要两年，抗菌药的研制速度远远赶不上耐药菌的繁殖速度。更不幸的是，耐药菌是全人类的敌人，因为它可以在人群中传播，即使从来没有使用过抗菌药的人，同样可能成为抗菌药滥用的受害者。有人指出，人类正在与耐药菌“赛跑”，胜者是谁，尚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