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水桥头

谈歌

徐水城西有一暴水河，沿河二十余里，只上游有一桥，桥面极窄，只走一辆车马，常有人失足落水，弄得行人惊惊险险。

几任县太爷都筹划过建桥，只是短缺银子。

徐水“乐仁药堂”的老板方树林，也曾动议募捐，并自认五百大洋。告白贴出十几日，共捐得了十几块大洋，还有人讥讽：“沽名钓誉，若真心造桥，你自家出资便是。”他便冷了心，大醉一场，再不提造桥。这一切，虞世明皆看在眼里。

虞世明十几岁便担菜渡河售卖。经人介绍，承包“乐仁药堂”的蔬菜供应。小世明眉清目秀，干完活，常在药堂痴痴看方树林写字。（域中店铺商号的匾额，多是方树林的墨宝，北京城里商号也有用他的字。）方树林见此，也送他一些碑帖笔墨。三年后，虞世明的字竟有了几分气魄。

那一年春节将至，城中富户来求方树林写春联，方树林却推说感了风寒，竟把虞世明喊进县城舞墨。于是，徐水县城里纷纷贴出了虞世明的字。虞世明便抛了卖菜的挑子，成了“乐仁药堂”的记账伙计。

方树林丧妻，只有一女，名叫方念桥。念桥很俊，年纪与世明相仿。

那一日，方树林多吃了酒，在堂内喝茶，看世明记账，问道：“世明啊，你做我干儿如何？”虞世明笑笑，不搭话，又埋头记账。

秋天，方树林采购药材，醉酒夜归，却遇上暴雨，不幸翻船溺亡。

好些日子，虞世明总在河岸上呆立，如失魂魄。

一个月后，世明对念桥讲：“师妹啊，师傅不在了，店里生意冷落，用不了这么多人，开销太大，我想告退。”方念桥一怔，横一眼虞世明：“你说昏话，走路也轮不到你。”虞世明道：“都是店中的老伙计，怎好让哪个走，还是我走好说话。”方念桥怒道：“不行。”虞世明道：“师妹不要多想了，我去意已决。”

虞世明赁了间房，挂出“方树林师傅第一传人”的牌子，开了“写字坊”。他一改方树林的规矩，总要同主顾争得面红耳赤，狠索润资，概不赊账。即使是一些方树林当年的老朋友，虞世明也不肯让一文钱。

徐水人恼怒：“方老板怎么走了眼，传下这样一个重利寡义之徒。”

一天，方念桥来城东办事，顺脚来看虞世明。虞世明正在写字，方念桥喊了他一声，虞世明抬起头来，二人的脸都热了。

“师妹也来求字？”

“不知多少润资？”

“不知师妹近来生意如何？”

“还好。”

“那么，就每字讲定一百元。”

“师兄啊，你也委实太狠了些吧。”

虞世明淡然一笑：“绝不还价。”方念桥冷脸道：“你岂不知一分利撑死，九分利饿死。”虞世明脸色安详，念桥渐渐青了脸，掉头出来，伸手摘了门前“方树林师父第一传人”的牌子，摔在地上，洒泪走了。店门口几个围观的街人叹息着散了。虞世明端坐，目光茫然，纹丝不动。

一支军阀的队伍轰轰地开进了徐水县城。军阀姓耿，人称耿司令，竟也喜欢舞文弄墨。耿司令驻下第一件事，即派几个大兵把虞世明请来，虞世明道：“虞某润笔高，恐长官不肯出钱。”耿司令似乎怔了一下，继而咧嘴大笑：“不知道虞先生开价多少？”

“照例一字一百大洋。”

耿司令收住笑：“你黑心要价，不怕我杀了你？”虞世明淡然一笑：“若要便宜了长官，人都要骂虞某势利。”

这耿司令到底有些不俗，还是出了一千大洋，虞世明便给他写了一副中堂。

半年后，方念桥出嫁“庆和药堂”掌柜陈再明。

又半年，陈再明携款进货途中被人杀死。方念桥成了寡妇，“乐仁药堂”和“庆和药堂”便合在一处，取名“仁和药堂”。念桥请几个书家写过匾，都不中意。

这天，虞世明正在聚英楼上闷闷地饮茶，抬头一看，方念桥正站在他的面前，他怔了一下，手中的茶碗一晃，水扑溅到了桌上。方念桥稳稳神情笑笑：“请虞先生写一块匾，不知道多少润资？”虞世明看一眼方念桥，低了声音道：“听说方老板的生意不如往日兴隆，虞世明不敢开价。”方念桥沉了脸：“谅那一块匾还是写得起的。”虞世明以商量的口吻道：“一字一百大洋如何？”

方念桥并不还价。虞世明换一杯热茶，饮过，便伏身研墨，竟研得沉重，不似平日潇洒。

只听得墨在砚上吃力地转动。

“仁和药堂”四个字，一气呵成，方念桥不禁失声喊一句：“果然好字。”方念桥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放在桌上，捡起字便走。虞世明轻喊一声：“师妹留步。”方念桥款款站定。虞世明指那银票：“这字算我送与贵店的。”

方念桥怔了一下，一笑：“虞先生做的是买卖，怎可如此？”说罢，转身下楼。聚英楼上，食客们鸦雀无声。

五日后，县衙贴出文告，说要在暴水河上造桥，全部款子，皆为虞世明先生捐奉。一城人呆若木鸡。

方念桥在人群中，听罢，她如梦方醒，一时泪流满面，她拼力挤出人群，一路跑到虞世明的写字坊，却是人去楼空。

数月后，河上建起一座石孔桥。桥宽可并列通过四辆马车。桥头立一石碑，碑文为虞世明所书：方树林师父传人虞世明捐建。

（有删改）

窃读记

林海音

转过街角，看见三阳春的冲天招牌，闻见炒菜的香味，听见锅勺敲打的声音，我松了一口气，放慢了脚步。下课从学校急急赶到这里，总算到达目的地——目的地可不是三阳春，而是紧邻它的一家书店。

我跨进书店门口，暗喜没人注意。我踮起脚尖，从大人的腋下钻过去。在一排排花花绿绿的书里，我的眼睛急切地寻找，却找不到那本书。从头来，再数一遍，啊！它在这里，原来不在昨天的位置了。

我庆幸它居然没有被卖出去。我多么高兴，又多么渴望地伸手去拿，但和我的手同时抵达的，还有一只巨掌，五个手指大大地分开来，压住了那本书：

“你到底买不买？”

声音不算小，惊动了其他顾客。我像一个被捉到的小偷，羞惭而尴尬，涨红了脸。我抬起头，难堪地望着他——那书店的老板，他威风凛凛地俯视着我。我用几乎要哭出来的声音，悲愤地反抗了一句：

“看看都不行吗？”其实我的声音是多么软弱无力！

在众目睽睽下，我几乎是狼狈地跨出了店门。

曾经有一天，我偶然走过书店的窗前，窗前刚好摆了几本慕名很久而无缘一读的名著，欲望推动着我，不由得走进书店，想打听一下它的价钱。也许是我太矮小了，不引人注意，竟没有人过来招呼，我就随便翻开一本摆在长桌上的书，慢慢读下去。直到好大工夫，才过来一位店员，我赶忙合起书来递给他看，煞有其事地问他价钱，我明知道，我绝没有多余的钱去买。

但是自此以后，我得了一条不费一文钱读书的门径。下课后急忙赶到这条“文化街”， 这里书店林立，使我有更多的机会。

一页，两页，我如饥饿的瘦狼，贪婪地吞读下去，我很快乐，也很惧怕，这种窃读的滋味！有时一本书我要分别到几家书店去读完，比如当我觉得当时的环境已不适宜我再在这家书店站下去的话，我便要知趣地放下书，若无其事地走出去，然后再走入另一家。

但我也不是读书能够废寝忘食的人，当三阳春正上座，飘来一阵阵炒菜香时，我也饿得饥肠辘辘。为了解决肚子的饥饿，我又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临时买上两个铜板的花生米放在制服口袋里，当智慧之田丰收，而胃袋求救的时候，我便从口袋里掏出花生米来救急。

但在这次屈辱之后，我的小心灵的确受了创伤，我因贫苦而引起的自卑感再次地犯发，而且产生了对人类的仇恨。有一次刚好读到一首真像为我写的小诗时，更增加了我的悲愤。那小诗是一个外国女诗人的手笔。小诗说：

我看见一个眼睛充满热烈希望的小孩，

在书摊上翻开一本书来，

读时好似想一口气念完。

摆书摊的人看见这样，

我看见他很快地向小孩招呼：

“你从来没有买过书，

所以请你不要在这里看书。”

小孩慢慢地踱着叹口气，

他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认过字母。

我不久又看见一个小孩，

他脸上老是有菜色，

那天最少是没有吃过东西——

他对酒店的冻肉用眼睛去享受，

他免不了希望他生来没有学会吃东西。

我不再去书店，许多次我经过文化街都狠心咬牙地走过去。但一次，两次，我下意识地走向那熟悉的街，终于有一天，求知的欲望迫使我再度停下来，我仍愿一试，因为一本新书的出版广告，我从报上知道好多天了。

我再施惯技，又把自己藏在书店的一角。当我翻开第一页时，心中不禁轻轻呼道：“啊！终于和你相见！”受了前次的教训，我更小心地不敢贪婪，多串几家书店更妥当些，免得再遭遇前次的难堪。

“明天早些来，可以全部看完了。”我告诉自己。想到明天仍可以占有书店的一角时，被快乐激动的忘形之躯，便险些撞到树干上去。

可是第二天走过几家书店都看不见那本书时，像在手中正看得起劲的书被人抢去一样，我暗暗焦急，并且愤愤地想：皆因没有钱，我不能占有读书的全部快乐，世上有钱的人这样多，他们把书买光了。

我惨淡无神地提着书包，怀着绝望的心情走进最末一家书店。昨天在这里看书时，已经剩下最后一册了，可不是，看见书架上那本书的位置换了另外的书，心整个沉下了。

正在这时，一个耳朵架着铅笔的店员走过来了，看那样子是来招呼我的，我慌忙把眼睛送上了书架，装作没看见。但是一本书触着我的胳膊，被轻轻地送到我的面前：

“请看吧，我多留了一本没有卖。”

啊，我接过书害羞得不知应当如何对他表示我的感激，他却若无其事地走开了。被冲动的情感，使我的眼光久久不能集中在书本上。

当书店的日光灯忽地亮了起来，我才觉出站在这里读了两个钟点了。我合上最后一页——咽了一口唾沫，好像所有的智慧都被我吞食下去了。然后抬头找寻那耳朵上架着铅笔的人，好交还他这本书。在远远的柜台旁，他向我轻轻地点点头，我默默地把书放回书架上。

我低着头走出去，浑身都松快了。摸摸口袋里一包忘记吃的花生米，我拿起一粒花生米送进嘴里，忽然想起有一次国文先生鼓励我们用功的话：

“记住，你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

但是今天我发现这句话还不够用，它应当这么说：

“记住，你是吃饭长大的，也是读书长大的，更是在爱里长大的！”

（有删改）

桃花蝴蝶

刘诗伟

我七岁时，脑子里搁了一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半个多世纪，无数繁花在眼前流走，每当我停望绚丽，总会看见坐在桃树下的祖母，漫天花瓣为她飘零。

那棵桃树生长在我们老家的台坡口。春天，一树粉红的桃花遮云蔽天。祖母坐在柴垛旁的矮椅上，睡着了，花白的头发蒙一层桃花筛落的光斑。她的藏青棉袄泛白，颜色接近柴草；皮肤干皱，已然融入三寸小脚下泥土的灰黄与安宁。一片花瓣闪闪飘下，一只白蝴蝶飞在祖母和桃花之间。

我背着书包出了堂屋，看见桃花、祖母与蝴蝶，不由愣住了。那景象让我迷狂而惊异。但我没有叫祖母，正要悄悄离开，不料，祖母喊了一声我的乳名，我即刻停下，笑嘻嘻地向祖母走去，在她膝前蹲下，把头递给她。她抬手摸过我的头顶，熟练地在我的额头亲吻一下，说：“记得，下回莫忘了。”

原来，在桃花下打盹的祖母是那只蝴蝶，在飞……

我七岁那年，祖母六十五岁。隔壁家的杨奶奶说，她见过祖母的年轻，那时，祖母刚嫁过来，一张鹅蛋脸，粉白红润，抹过油的黑头发用木簪绾在后脑勺，两只小脚走起路来像铁杵一样咚咚咚地敲在地上。

那片花瓣在空中闪闪飘下，让人联想到蝴蝶的由来：祖母头上的木簪换成了一枚蝴蝶银簪。

祖父带我去过姑爷爷家，我在那里见过这枚银簪。姑爷爷住在两里外的珠玑街上，膝下无儿无女，房屋的门楣上挂着“光荣烈属”的牌子。他们是一对怪老头，分明乐意坐在一起，可坐在一起又很少说话。姑爷爷从内衣口袋取出一枚银簪，放到祖父面前。那银簪是一只蝴蝶，祖父对姑爷爷说：“留着吧，总是个念想。”姑爷爷回应：“我这身体怕是扛不了多久，拿去给嫂子，我也落心。”接着两人都不说话，碰一下杯，不说话，再碰一下。离开时，祖父把银簪又放在姑爷爷座位前的桌上。

正月初二，姑爷爷来我家拜年，后来我知道，这是延续姑奶奶在世的礼俗。他来了，照例在堂屋的方桌上放一盒茶。然后，他走到祖母面前，拿起祖母的一只手，把银簪放在祖母手里。祖母一看，连忙大呼：“这使不得！”姑爷爷捏住祖母的手，说：“嫂子，它陪了我几十年，也让它陪陪你。”祖母再看那银簪，眼泪就哗啦一下奔涌而出。

祖母坐在桃树下，蝴蝶在她和桃花之间飞。祖母为她头上的蝴蝶银簪哭泣过。家里大人一直没给我们小孩子讲祖母哭泣的缘由，那哭泣的背后是一座静穆的山。

一天，我看见祖母身上歇了许多桃花，手里正抚摸着那枚银簪。我蹲下，祖母就告诉我：蝴蝶银簪是姑奶奶的陪嫁，姑奶奶叫刘春桃，十八岁出嫁，不满十九岁就成了烈士，祖母就在家门口栽了一棵小桃树……我听到这里，呆望着无边春天的深处。

桃树上的桃子成形了，阳雀子飞来啄桃子，祖母啾啾地驱赶。阳光照耀，祖母脑后的蝴蝶闪闪烁烁。

祖母还沉浸在从前没有回来，叹息一声说：“你的姑奶奶不满十九岁，像一朵桃花儿，又像一只蝴蝶。”我问祖母：“姑奶奶怎么闹革命的？”祖母说：“跟大姑奶奶学的。”我问：“还有大姑奶奶？”祖母说：“大姑奶奶走得更早，蝴蝶银簪就是她留给小姑奶奶的陪嫁。”我问：“大姑奶奶怎么走的？”祖母吻我的额头，让我快去上学。

到我七岁时，小姑奶奶已牺牲三十四年。往事中的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凝固在那段时空……那是充满血色的岁月，祖母不讲，外人只能简略讲述：大姑奶奶在武昌上学，因为闹革命被奸细告发，让敌人捉住砍了头，但找不着尸首。有人说是好心人把她埋了，可大雪纷飞，不断覆盖，坟墓在哪儿呢？小姑奶奶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党的地下通讯员，被“白匪”刺死在桃树下，躺在血泊中……

现在时间又过去半个多世纪，祖母早已去世，我的记录也只能如此简略。时间让繁密过往成为简史，尽管我童年时不断用想象填补那些故事。只是，这种想象反过来又常常加重对于过往的怀想。

当年，隔壁杨奶奶跟祖母是说私心话的朋友，祖母每次生病，她都守在祖母的床边；她说她来生也做祖母的邻居。她讲过一句话：“晓得历史的人值得敬重。”我从来没有发现这句话的别的出处。父亲出生后，湾子里的人送米送鸡蛋；祖父送父亲读私塾，先生不收钱；父亲学医，先生倒付工钱。

祖母极瘦。晚上她坐在竹床边，弯成一道弧线，可以清晰看见前胸、两肋和后背的骨头。我不晓得别人的祖母是不是这样，但记得父亲说过：祖母是一个不幸的母亲，他是祖母的第六个孩子，前面五个都死了，最大的不满两岁。为什么？不单因为穷，娘吃不饱没奶水，娃儿病了买不起药；主要是为了两个小姑子，她们都是孩子，祖母要照顾她们闹革命。我看着祖母头上发亮的银簪，想起祖母必须摸过她的孙儿们的头才让他们离开……那里有祖母如花如蝶的岁月。

我一生沉迷于那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一只白蝴蝶在祖母和桃花之间飞。

为什么是桃花与蝴蝶？在祖母的年代，平原上草木芜长，唯有这两样是世间罕有的绽放与娇艳，是生命的密语，是离世的安魂曲……它们那么轻盈而亲切，让人永远无法全然抵达和拥有。

祖母去世后，我在她的坟头栽下一棵小桃树，隔年便开出灿烂的花。

（有删改）

红骆驼

王松

顾莎起来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对芳妈说，半小时后出发。

顾莎在车上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女儿马上要高考了，正在最后冲刺。但顾莎没直接打给女儿，打的是丁睿的手机。丁睿果然在家，正给女儿做早餐。他在电话里乐呵呵地说，放心吧，女儿状态很好，昨天模考结果出来了，成绩很稳定，一会儿吃完早饭就去学校。顾莎这才放心了。

顾莎5岁时，把母亲叫芳妈。顾莎是在姥爷家长大的。顾莎只听说，芳妈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那里到处是沙漠和戈壁。

到顾莎上小学时，芳妈就回来了。芳妈一见顾莎就抱着她，一边亲一边说，这次芳妈不走了，再也不走了。但当时，顾莎问了芳妈一句话，她问，爸爸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她的童年时光，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来接，或者是爸爸，唯独她，只有姥姥和姥爷。①每次一问，就看到妈妈脸上止不住的泪水。

飞机在云层的上面飞着，像漂浮在一团一团的泡沫上。

飞机落地，停稳，顾莎带了随身的背囊和提袋，用轮椅推着芳妈下了飞机。走在廊桥上时，手机响了。顾莎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是云姨。想了想，把电话按掉了。

顾莎来到一个拐角，回头瞥一眼，确信看不到芳妈了，才拿出手机。云姨在电话里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是一种湿润的平静，像溪水流到石头上的声音。顾莎一直感到奇怪，②云姨在戈壁滩那样干燥的地方，声音怎么会这样湿润。

顾莎没见过云姨。虽然芳妈从没说过，但顾莎猜测，芳妈应该也没见过。

顾莎知道有云姨这个人是在高中毕业时，正准备高考。当时因为一件偶然的事，那天下午，顾莎去医院给芳妈送巧克力。进医院大门，收发室的曹大爷知道她是顾芳主任的女儿，就出来叫住她，说又有顾主任的汇款单。当时顾莎感觉到了，曹大爷的眼神有些异样。③接过汇款单一看，果然吓了一跳，这竟然是一张2万元的汇款单。在20世纪90年代初，2万元还是一笔巨款。其实在此之前，顾莎就知道，这些年每到月初，都会有人给芳妈寄钱来。以往也有这样的时候，顾莎偶尔来医院，收发室的曹大爷有汇款单就随手交给她，但一般都是一百元左右。顾莎每次拿了汇款单，回去交给芳妈，从不问这是谁寄来的。芳妈也不说，似乎这是个不言而喻的事。汇款单上有详细的汇款人姓名地址，从地址看，这钱显然是来自戈壁滩的深处，汇款人的名字叫潘大兴。

这次和云姨通电话，尽管顾莎没问，云姨也没说，但顾莎明白了，也许是潘大兴工作忙，走不开，这些年，一直都是云姨在替他往这边寄钱。

也正因如此，这次顾莎并没告诉芳妈，到了那边，云姨会在机场接机。

汽车来了，随行的还有矿区的两个年轻人——成林和陈偌偌。汽车下了高速，向西一转，开上一条很窄的林荫道。顾莎没想到，在戈壁滩上竟然会有这样一条枝叶繁茂，浓荫郁郁的小路。两边的树枝伸展着交织在一起，朝远处看去就像一条绿茵茵的长廊。刚才下高速时，顾莎听云姨对小秦说，先去英雄塔。

汽车又开了一段路，前面出现一个宽阔的广场。车停了下来。云姨对芳妈说，您就不用下去了，在车上看一看就行了。芳妈指指轮椅，对顾莎说，我要下去。

云姨看看芳妈，又看看顾莎。

顾莎说，那就下去吧。

这是一座灰色花岗岩的纪念塔。在纪念塔的前面，还矗立着一面巨大的国旗造型雕塑。芳妈从车上下来，坐在轮椅上，并没过来，只是远远地朝这边看着。云姨说，这座英雄塔的塔高是19.58米，寓意这片矿区，当初是在1958年建立的。

说着，回头看了看成林和陈偌偌。

这时，两个年轻人拉着手过来，仰起头朝英雄塔看着。

云姨在英雄塔的前面站了一会儿，说，上车吧。

汽车又向前开了一段，朝旁边一拐，开上一条笔直的水泥路。又开了一会儿，来到一个公园。车停下来，顾莎下来朝四周看看，发现这不是公园，是一个陵园。

她立刻睁大眼，回头看着云姨。

云姨看一眼坐在轮椅上的芳妈，转身朝前面走去。

顾莎推着轮椅，跟在后面。

一条很窄的小路。路边长满了骆驼草。但看得出来，这些骆驼草显然不是野生的，而是有人特意在这里栽种的。顾莎知道，这种骆驼草看着不起眼，其实是一种很神奇的植物。它在地表只有小小的一蓬，可是下面的根系却扎得极深，而且会向四周蔓延，能有几米甚至十几米。来到一座墓碑跟前，云姨站住了。这时，顾莎看清了，墓碑上镌刻着几个大字，“潘大兴同志之墓”。下面还有一行竖着的小字：“1992年敬立”。

芳妈回头看看云姨，问，他是，1992年去世的？

云姨点头说，是。

顾莎在心里回想了一下，那是自己要高考，父亲突然让云姨寄来2万元钱的前一年。接着就明白了，父亲直到临去世，心里还记着，他的女儿第二年就要高考了。

她终于忍不住了，眼泪流了下来。

云姨说，他是个不要命的人。那次是反应堆突然出故障，他下去维修。按规定，人在下面最多只能停留4小时，可他一连待了二十几个小时，直到排除了故障，就这样……

云姨没再说下去。

顾莎慢慢回过头，看着墓碑，喃喃地叫了一声，爸。

④此时，顾芳正把轮椅朝墓碑的跟前摇过去……

（本文获2022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有删改）

脚手架上

明前茶

19岁，小汪第一次攀上脚手架，成为一名外墙粉刷工。工头教会他的第一件事，不是怎样检查纵横交错的脚手架钢管是否卡紧，也不是怎样判断斑驳的老墙皮是否铲净，而是“不要朝人家窗里看”。

这支施工队承接的都是上海老楼翻新任务。楼里都住着人的。在粉刷工们准备扣好安全绳上脚手架之前，工头会召集晨会，最后通常会问那个千篇一律的问题：“大家说说看，为啥不能朝人家窗里打望?”

上了年纪的粉刷工一般会笑笑，年轻人则永远有话抢答：“看人家午饭有四菜一汤，怕自己流下羡慕的口水。”

“怕人家阿姨看中了我，非让我当上门女婿。”

最后这位自以为长得很帅的工人，头发立刻被哄笑的伙伴们抓乱了。工头也跟着笑旋即警告说：“城里不像乡下，邻居都不串门儿。咱站在窗外，盯着人家看，显得咱没有礼貌。如果因为这个，人家当面把窗帘拉上了，你心里也不是滋味，是不是?所以，别嫌我唠叨，咱上去以后盯着墙，别盯着窗。”

在脚手架上干了两年，小汪遇见过一位主动隔窗搭话的阿姨。阿姨递出一块抹布和一张团成球的报纸。让他接着。小汪正莫名其妙，阿媳热情地说：“小伙子，盼了三天。终于盼到你刷我家窗口了。我家好久没擦玻璃了，正好你站在脚手架上，帮我擦一下玻璃外面，好吗?我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攀不上窗台了。”小汪这才知道，先用湿布擦过的玻璃窗，再用废报纸擦一遍，上面的水痕都不见了。他把整面窗户擦得锃亮，阿姨从窗子里递出一根冰棒来，让他解署。那根冰棒做成一角西瓜的样式，红的瓤，绿的皮，与小汪 15 岁前在奶奶家村口小卖部买到的冰棒一模一样。

那一刻，一股远离故园、远离少年时代的忧伤像晚潮一样涨了起来，它悄无声息地淹过了小汪的胸口， 令他心中浮漾着海藻一样柔软的惆怅：奶奶老了，而他自从外出谋生，一年中最多只有半个月能见到在农村种地的她。

多数时候，小汪的工作是枯燥重复的：铲去原先的墙皮，直至砖墙裸露，再上钢化防水腻子，等腻子完全吹干，再上两层有机硅涂料。因此，小汪他们要在一栋翻新老楼前的脚手架上至少待一个半月。

小汪喜欢这份工作，自由，可以边干活边哼歌。高温天里，工头会发高温补贴。那钱足够他们买卤菜、买啤酒。更重要的是，站在高处，有风。小汪喜欢在活儿干完后，逐层爬上脚手架，将那些急性子工友遗漏的地方一一用外墙涂料补好。他拖着长长的安全绳，踏着铺排在脚手架之间的竹蔑栈道往前走，紧张又细玫地检查每一处死角。

那个夏日，小汪在一座老楼七楼竹蔑栈道尽头的脚手架上坐了下来。此时，夕阳落在百米远的高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比高邮盛鸭蛋黄还要炽热的火红的光亮，仿佛兼具汗水的滋味与梦的光芒。

这时，他听到背后有人在焦虑地喊他：“师傅，小师傅!”他两手一撑，收腿回到竹笼栈道上，来到窗口问那住户：“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那是个20多岁的女生，她从窗子里递出一瓶矿泉水，说：“工作都有不如意，你要想开点，别往那危险的地方去。”突然，她留意到小汪腰上拴着安全绳，不锈钢安全扣就像拇指那么粗，不好意思地抱拳拱手：“恕姐姐多虑了。你没事就好。”

两人隔窗对谈起来。女生解释说，她有个比地小3岁多的弟弟，两年前也去了建筑工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弟弟给我发了 5000 块线的红包，嘱咐我，租房要租离公司近的，安全方便的街区。”女生眼中浮现出复杂的情绪。弟弟读书时就寡言，有什么压力都自已吞咽和消化。他出门打工这两年，给爸妈换了手机，给奶奶改了早厕，却始终不谈自己在外的生活条件与遭遇。这才是女生叫住小汪的理由——他看到了又高又瘦、微微驼背像极了自己弟弟的背影。

小汪一五一十跟女生说了粉刷工的生活，作为回报，女生跟他讲了自己做文员的经历。小汪笑着宽慰她：“你放心，脚手架上的工作也不错。你弟弟会有一起喝啤酒的兄弟的。”

那一刻，小汪竟然忘了工头“不要朝人家窗里看”的叮嘱，站在窗前，与同样远离家乡来大城市打拼的女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微风在他们的应答中一阵一阵地吹拂，舒奥极了。夕阳的斜光中，他们看到一只斑鸠飞上了脚手架，咕咕叫着。

这一天，是小汪觉得自己被这座城市部分接纳的时刻——踩在脚手架上微微弹动的脚感，斑鸠的叫声，矿泉水的清爽，还有窗里窗外犹如乡邻之间的坦诚交流，组成了一个乡村青年融入城市的晨昏线。

（选自《解放日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