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旷野里①

柳 青

这是农村里迷人的夏夜——没有耀眼的电灯，月牙和繁星从蓝天上透过树丛，把它们淡淡的光芒投射到模糊的瓦房上和有两片竹林子的院落里。四外幽雅得很，街巷里听不见成双结伙的夜游人的喧闹，水渠在大门外的街旁无声地流过去，①各种爱叫的昆虫快活地聒噪……

一个人从嘈杂炎热的都市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不要说他已经看见了今后一个时期要和他共同工作的许多人，光这个新的生活环境，也可以使他一夜不瞌睡。朱明山喝着茶，看见黑黝黝的山峰压在南边一排房顶上，仿佛秦岭就在院子外边。

“这里到山根底下有多远？”

“到最近的一个山口子四十里，”赵振国放下茶杯，开始给书记介绍总的情况，“这是个南北长条子县。城南七个区，城北八个区，四个区在渭河以北。城北主要是产棉区，城南原上的三个区是产麦区，溜南山根的四个区因为山里流出来的几条河，有一部分稻田……”

赵振国说着，转动着瘦长的身子，在黑夜里指给对方看那些区的方位。朱明山留心地听着，自他担负起各种性质的领导职务以来，从不愿在一些最简单的基本情况上重复地问人。当他听到这个县还有一部分稻田的时候，立刻感觉到这对他是种完全新的东西。

“稻田很多吗？”

“多是不多，”赵振国见书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谈兴更大地说， “这里的群众可有个特点，不要看他们一年种两茬庄稼，庄稼的样数可没咱陕北多；他们又从主要的里头抓主要的，把大部分本钱和工夫都纳上去了……”

“这就是说，一茬主要的庄稼瞎了，生活就成大问题了？”朱明山充满兴趣地接应着。他坐在躺椅上，身体却朝前倾着，两手捧着一个茶杯，在黑夜里探头注视着副书记。

“对，”赵振国咽了一大口茶，兴致勃勃说，“②不像陕北说的，坡里不收洼里收。”

朱明山连连点头说：“我们做工作就要抓住这种特点。你到这里就在县上吧？”

“不啊，乍解放那阵在区上，”赵振国好像对自己的经历很生疏似的回忆着，伸出手用指头计算着，“我看：剿匪、减租、反霸，反霸以后才到县上。”

“那你对老区干部和新区干部都摸得很熟啊！”朱明山高兴得眼里闪着光。

“熟顶甚？”赵振国显出苦恼的样子，“熟也是老婆婆的家务账，又没个头绪。土改以前没指望，土改以后我倒抓得紧，给地委一连打了几回报告，要求学习，结果常书记倒给调走了。我看我大约要不大不小犯上个错误，才能离开这……”

朱明山以前熟悉的赵振国那股牛性子，又在这里看到了。他解释说：“这是个普遍问题，要慢慢一步一步解决，不过主要的还要看在工作中学习。”

“那也要有个底嘛，一摊子不知从哪达抓起哇，”赵振国苦恼地诉说着，后悔莫及地说，“在陕北工作了那么多年，没注意学习，真是冤枉！那阵众人见你随常央一本厚书，还笑你冒充知识分子哩。”

朱明山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忍不住笑了笑。“各人有各人的情况，”朱明山毫不感到有什么值得自负地问，“嫂子和娃娃们都来了吗？我记得你的娃娃还不少……”

“来了就养了一个娃了，”赵振国负担沉重的样子，好像他的烦恼这时集中到这一点上， “生兰②不管怎么，还可以进党校学习。我那老婆往哪达送去？快四十了，斗大的字不识得一个。就算有个地方送，娃娃们又往哪达填？”他抽着一支烟，加添说，“不是咱熟，我不和你说这些。”

“我知道。”朱明山了解地说，他知道副书记从来就是一个不愿意诉苦也不愿意多解释的人，总是直截了当提出要求或直截了当承认错误。这就是人们常常用“坚韧”   “耿直”和“顽强”一类字眼所形容的性格；他的缺点就是有时有些简单化和执拗，但都是可以用一种适当的方式说转的。现在，朱明山听了他的苦恼，亲切地安慰他说：“在新局面里发生了许多问题，慢慢都要解决的；咱们的新国家成立还不到二年。”

赵振国显然不愿谈话沿着这股线继续下去，他知道书记的意思，就问：   “关于干部思想方面，总的情况在地委知道了吧？我就是典型。”

“看你又来了，”朱明山伸手在副书记的光腿上拍了一拍，“你才还说着，我又不是不了解你？”

“实在嘛，”赵振国略带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其事说，“老区干部没文化，一套老经验已经使唤完了。新干部起来了，有文化，虽说有些不实际，劲头大，开展快……”

③“这是好事情。”

“因此老区来的干部苦恼。怎办哩？旧前土改完了争取战争胜利，而今土改完了路长着哩，一眼看不到头，模糊得很，复杂得很。你给大家讲社会主义，大家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说成了问题，什么都是问题……④我看干脆把这伙老土一脑子都调去学习算了。”赵振国烦躁地说。

“那怎么行呢？”朱明山不同意地看了眼副书记，觉得赵振国整个谈话中表现出一种带着主观情绪看问题的味道。朱明山心里想的是：茫然不知所从自然不行；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浪费群众的热情也不行。他说：“调学习的也要，可是不管学习也好、工作也好，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他给赵振国解释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又懂得眼前该怎么办的人，社会主义总是遥远模糊的道理。“我今天在火车上看见群众爱国主义的热情那么高，就想我们一定要教育干部，怎么把这种宝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注】①小说写于1953年，原稿无题，因文中多次出现“旷野”而得名。②生兰，即高生兰，是朱明山的妻子。

（本文自节选《人民文学》2024年01 期）

菜市忙人

陈慧^①

我现在摆摊的十字路口往左边拐进去五十米，有一间很逼仄的楼梯间。以前是卖面条的阿权哥租着，他的租房合同到了期，力劝我租下楼梯间，说有个固定的地方，至少不必天天挨风吹日晒的苦了。我没有接受阿权哥的建议，继续做我的露天“游民”。

阿权哥撤走后，那楼梯间一直无人垂青。七八月份，半山村子里一个烫杂粮煎饼的女人试租了一星期，眼见没什么生意，立刻撒手不干了。元旦前，有个胖乎乎的安徽人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开了一家芝麻大饼店。然而，两个月还没撑足呢，他便拍拍屁股走人了。①腊月底，一个卖低价服装的男人租了个短期，突击了十天左右的业绩，年后再没露面。房主不得不又在卷闸门上挂上了“吉房出租”的牌子。

牌子挂了好久，“吉房出租”四个红字都被太阳晒褪了色，总算来了租客——一个绍兴口音的老太太，高高大大，花白的齐耳短发，长条脸，一嘴的牙七零八落，看样子得七十好几了。

这个老太太原本是误打误撞摸来我们镇的。这地方过清明节、夏至、七月半、冬至，以及年三十都要敬神祭祖，俗称“做拜拜”。老太太装在一辆四轮小拉车里沿街兜售的就是做拜拜时需焚烧的“经佛”和“元宝”。老太太到小镇试了一回水，大概尝到些甜头，于是毫不犹豫地找到房东，当场拍板租下了那楼梯间。

屋里起初还是空荡荡的，她下午匆匆乘公交返回几十公里外的家，第二天大清早又拖着沉甸甸的小拉车急急赶来。车马劳顿了几天，她开始一点点地添置物件，先是桌子板凳，接着是锅碗瓢盆，最后连床都搬进来了。

周围的一些居民见“新进成员”摆出了居家过日子的架势，忍不住掩嘴偷笑。这个说，一大把年纪了，不在自己家颐养天年，难不成还想在这里安营扎寨？那个讲，年轻人来开店都维持不下去，七老八十的老太太还能搞出个啥名堂来？话里话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我当然也不能免俗地去和她搭讪，拐弯抹角地问了她的年龄和家庭情况——果然七十有三！一家五口人，儿子、媳妇厂里上班，孙子读大学，老伴健在。我不解地问：“大妈，老伴老伴，不就图个老来做伴嘛，你把大伯留在家里，自己跑出来单住，他就没意见吗？”②她瘪了瘪嘴，满不在乎地一挥手：“啊呦！这样多好，大家都清净！”

她的个性大大咧咧，喉咙音又响，有事没事爱站在店门外和路过的人套近乎，笑盈盈地搬出椅子请人家“歇歇脚”。亲和力十足的几波操作下来，她就顺利地收获了一些客户。然而，经佛这种东西需求量很少，除非派特殊用场，否则，不年不节的，哪有多少人来买呢？

头一个月，她盘了账，表情讪讪地，说：“房租也扳不转。”假如她租房时像之前的那几个人一样，只付少量租金，那她的损失顶多不过千元，可她签了铁板钉钉的合约，一次性付了整年的房租，即使她现在萌生了退意，拿出去的钱也讨不回来了。所以，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

一、继续把经佛店往前熬；二、贴一张“旺铺转让”的条子，骗接盘侠上钩。

老太太既没有选一，也没有选二，她自行开辟了一个三。她把摊开的经佛一一叠进纸箱子里，只占了门边很小的一个位置，腾出来的地方放上了她从赶早市的本地菜农手里批发的应季蔬菜。③她前后卖过新鲜的豌豆荚、毛笋、大豆、玉米、小青菜、水蜜桃、南瓜、茭白、鞭笋、洋芋、西瓜、花生、栗子、柿子等等。

她只卖不买，什么没卖掉，她的胃就顺理成章地消灭什么。变了颜色的大豆瓣，干巴巴的玉米和厚皮的老南瓜……她都在电饭锅里煮得烂烂的，一碗一碗地吃下去。是饭，也是菜，饭菜不分家。

也有不能及时解决了的东西，比如在水里泡青了的茭白和霉过了头的“苋菜咕”，一般的生意人早就扔掉了，她才不！细致地刨去茭白的青皮，拿盐腌好塞进玻璃瓶里，又是一样省事的下饭菜。苋菜咕是一种霉变食物，周作人先生曾在一篇散文中回忆过，算是经典的浙江味道。青苋菜去叶，留梗，切成寸许泡入水中，一天一夜后捞出，沥干盛进坛子里，撒几颗粗盐粒，密封发酵数日，苋菜梗外壳硬度不变，内里却已酥烂。取一碗，浇一勺菜油上锅蒸透，吃起来有点像吸果冻，咕咕有声，据此得名苋菜咕。

苋菜咕这东西很个性。爱它的人，觉得香气扑鼻，趋之若鹜；厌恶它的人，忍受不了它的异臭，避之不及。老太太的苋菜咕是“升级产品”。前期是出售成捆的苋菜梗，苋菜梗蔫巴了，没形了，她就自己动手制作苋菜咕。气温高时，苋菜咕也易坏，两三天一过，就成了稀汤寡水的落拓货。为了确保姣好的品相，她又斥资九百元购买了一只小冰箱，专门保存成品或半成品的苋菜咕。

下午三点后，她在门口支起煤气灶，架好油锅，不慌不忙地炸起臭豆腐——老豆腐切成小块在苋菜咕浓汁里浸个透，就是正宗臭豆腐了。

这条街上做生意的一溜儿人家，要数她顶顶忙碌。忙着拦住挑大口袋的山民进货，忙着招揽各路买主，忙着处理即将过时的产品，早忙晚忙，忙得她吃饭也没个准点儿。上午十点，她捧着碗坐在床上吧唧吧唧地吃东西。我人立在路上，脖子伸进门里，故意问她：“大妈，你吃的是早饭，还是中饭？”④她哧哧一笑，很爽利地回了我三个字：“早——中——饭。”

她再没发出过“房租也扳不转”的抱怨了，之前一心认定她要落败的人也不知不觉地投去了迥然不同的眼神----哟！这老太太有两下子嘛！

有知情的人悄悄透露，说她的儿子早几年超市开得很大，雇了十来个工人，可惜赌博输了钱，输掉了全部家当。没有人去核实传言的虚实。对于无关者而言，他人一塌糊涂的事故无非是过耳即忘的故事。别人观望她，她似乎也在推敲别人。我偶尔去她的屋里洗个手，她拉着我闲聊一会儿，慨叹一声：“阿三，侬真可怜！”——或者：“阿三，侬真可惜！”一个七十多岁还奔波在外的瘪嘴老太太和一个远嫁异乡奋力谋生的中年离异女人，谁更可怜？谁更可惜？我觉得大概是不分上下的。

（有删改）

【注】①作者陈慧是一位在余姚市梁弄镇菜场门口摆摊的中年女人，被称为“菜场里的女作家”。

娃的心娃的胆

陈忠实

司令跪倒在黄河滩上。眼前是翻卷着泥浪的黄河河面，右首是陡峭冷峻的悬崖石壁。身后，十余位师长、团长、营长和众多随员也相继跪倒。稍远处，十余匹战马石雕一般撑蹄昂首。三叩之后扬起头来，司令涕泪交流。

每到清明，他都不忘给逝去的先祖烧一炷香，并叩拜。现在，他以从未有过的庄严、肃穆和痛彻心脾的悲怆，为八百个尚未成年的关中子弟的英灵跪倒在黄河滩上。

这儿刚刚发生过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八百个士兵，从右前方的悬崖峭壁上跳进了黄河。

他们的手榴弹扔完了，子弹打光了，刺刀拼弯乃至断折了，他们也被两倍于自己的鬼子逼到悬崖上，全都跳进了黄河。八百个娃娃呀！全在16岁至18岁这个年龄段。他们是3个月前从关中乡村征召来的农家子弟，有的还是司令老家邻村的乡党……现在都跳到黄河里去了。

就在这个刚刚组建的新兵团结束军事训练即将参加会战的时刻，他亲自去看望了这些他称为小乡党的士兵。司令曾经想到，这些娃娃肯定将成为日本鬼子难以招架的对手：他们之中肯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显露出来，进入军队各级指挥岗位，乃至成为将军。当然，也免不了死亡和伤残……他唯独没有料到这种结局。

司令仰头朝崖头山顶上望去，浓厚的暮色里一片模糊。他突然听到随员在身后惊讶的声音“河里是什么？”苍茫模糊的河面上，隐隐可以看到有布质的东西在摆动。司令首先想到的是一杆军旗，这是八百个娃娃留给他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遗物了。

随员们下水打捞，竟是两具尸体，尸体被拽到沙滩上来，他们全都惊呼起来。

司令自己也惊呆了——

军旗的钢质尖头，从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刺进去，从背脊穿出；那个鬼子紧紧抱住中国旗手的后腰，中国旗手的双手死扣着日本鬼子的脖子；两个人面对着面，中国旗手用旗杆的尖头捅穿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把他直压到黄河水底；中国西北军的军旗已经撕裂，暮色里看不出颜色。

司令默默地脱下军装上衣，蹲下身去，捏着衣襟擦拭旗手的脸膛。旗手眼窝和鼻孔里积存着黄河的泥沙，圆睁着的眼睛和鼓出的眼球，显示着他憋着多深的一股仇气、鼓着多大的劲儿啊！

司令从腮帮子擦到下巴的交界处时，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三娃！是你呀！”旗手左腮和下巴棱儿交会处，有一块大拇指盖大的暗红色的痣斑。

那次给新兵团做完讲演，司令直接朝士兵走过去。那些尚未完全褪尽乡村孩子神色的一张张脸膛让他想面对面和他们说话。

司令盯住一个浓眉大眼方脸的士兵，士兵举手行一个军礼，铿锵有劲地开口：

“报告孙司令，我是蒲城人。”

司令稍一愣怔：“你是杨军长的老乡。”随即面对士兵，提高嗓门说：“蒲城出忠臣啊！全中国都知道杨虎城将军的忠肝义胆。蒲城还出过一个忠臣叫王鼎，他效法春秋时史鱼尸谏，留下劝谏皇上不要签割地赔银的卖国条约的遗书，悬梁自尽了。王鼎尸谏皇上，死忠；杨将军兵谏，大忠。人说蒲城包括整个渭北水硬土硬，长出来的麦子，秆儿硬麦芒也硬，麦子磨出来的面粉也是性硬，这样的麦子养出来的男人女人能不硬气吗？”

会场一片肃然。

司令问：“你怎么知道我姓孙？”

士兵笑着说：“满蒲城人都知道俺杨军长把兵交给你带了……”

司令又瞅住了一位脸膛红扑扑的士兵。士兵自报家门：“报告司令，俺是长安人。”

     “家里都有啥人？”

     “俺妈俺爸，俺婆俺爷，俩哥一个妹子。”

     “你妈能舍得你当兵？”

     “俺妈哭哩！俺爸把俺妈训住了。”

     “你婆呢？”

     “俺婆心宽，走时还叫我念她教的口曲儿呢！”

     “啥口曲儿？念一念，让我和大伙儿听听。’

士兵清清嗓子，大声诵念起来：“啥高？山高，没有娃的心高。啥远？海远，没有娃的脚远。啥大？天大，没有娃的胆大。”

司令听得慷慨激昂，士兵们热烈鼓掌。司令说：“心——高，脚——远，胆——大。这才是关中娃陕西娃的本色。”

“俺爷还会唱戏哩，逢年过节搭台子唱。”士兵更得意了。

“教给你了没？”

“我能唱几段。”

“那你就唱几句。”

士兵拉开了架势，吼唱起来：“两狼山哎——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哎——为国家啊——何惧——死啊——生……”

司令已经热泪盈眶，颤着声问：“你叫啥名字？”

“三娃。”

司令抚摸了这个小乡党下巴棱儿上的那块暗红色的痣斑：“我把你也记住了。你婆教你的口曲儿，你爷教你的戏词，我听一遍就都记下了……

六年之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武汉市中山公园。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在此举行。孙蔚如司令一身戎装，高大威武地坐在第六战区受降主官的位置上。他的眼前浮现出三娃捅穿日军士兵胸膛的军旗，耳边响起三娃他婆教给三娃的口曲儿。还想到了母亲。三年前，在即将东出潼关进军中条山之前两日。他回家向母亲告别，跪倒在母亲膝下，说不能尽孝了。母亲只说：“当兵就要打仗。国家遭人欺侮哩。这是尽大孝哩，你要打赢回来。”大约一个月前，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孙家，母亲喜极而终了。

（有删改）

黎明前的故事

茹志鹃

天黑沉沉的，马上就要下雨了。一九四九年的第一声春雷，隆隆地从远方滚来。米米问清了路，和小小两个加紧了脚步向前跑着。跑着跑着，雨就哗哗地落下来了。

警察局阴森森的大门口，有四个拿着枪的警察，在踱来踱去。

“干什么的？”

“我们来找爸爸妈妈的。”

“滚开！”那个警察端了上好刺刀的枪，把他们赶到一边去了。

“小小，我们回去吧！”小小不响，只是用手背擦着眼睛。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小小忽然抬起头来说道：“姐姐你说，爸爸是共产党，是好人，他们为什么抓他？”

“他们都是坏蛋！”

“爸爸说北平有共产党，那我们叫他来打这些坏蛋！”

“北平——路太远了呀！”

“……我们写信去。”

米米和小小回到家里，那些特务有的在打牌，有的出去了，也没有人来问他们。米米就点起洋油炉子，家里还有面粉，自己动手做起饼来。小小还是照常爬到爸爸的阁楼上，独个儿坐在爸爸的床上。往常这个时候是最热闹的，晚饭吃过了，大家都在家里，爸爸讲故事，妈妈检查功课，小小和姐姐吵嘴……都在这一刻。小小怔怔地看着楼梯口，心想：也许爸爸会突然走上来，轻轻地叫道：“小小，吃晚饭了……”

他这样想着，想着，等到米米上楼来找他去吃饼，他已伏在枕头上睡熟了。

半夜里，米米给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吵醒了，打开电灯一看，门外进来的还是那些特务，可是他们后面……后面是谁？爸爸！米米弄不清这是真的还是在梦里。

“爸爸！爸爸回来了？”小小也坐起来喃喃着。米米赤着脚站在地上，看他们把爸爸拉上了阁楼，关上了楼门。

两个人仰着头，呆呆地望着楼上。一会儿，那个非常熟悉的很轻很轻的声音就嗒嗒地响了起来。小小一听这声音，猛地想起一件事来：曾经有一次，小小夜里醒来，问过妈妈这是什么声音。妈妈想了想，就倚在床上，沉静地说道：“小小，这是一只奇怪的鸟，在给好人唱歌 ， 它唱的歌从来不肯给坏人听到。它从晚上唱到天亮，一边唱一边飞，许多漂游在大海里的人，一听到它的歌，就知道海岸不远了。许多迷失在森林里的人，一听它唱歌，就找到了方向。要是它一停止唱歌，许多人就会丧失勇气，迷失方向，所以它永远是一边唱一边飞，唱得嘴里流血了，它还是唱；没有力气了，它还要唱。有坏人要打它，它就飞到更高的云层里去唱它飞着唱着，一直到天亮……” 

“啪嗒”一声，那个轻微的嗒嗒声停止了，接着就听见爸爸轻快地说道：“对不起，我收不到。”

“啪！啪！”两声，好像是动手打了，接着又是“哗啦”一声，似乎所有的枪都顶上了子弹。有人开口说话了，一字一字都像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要放明白些，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只要把那边的报收过来，你就可以和你老婆一起回家……”

“嗨嗨……我倒是想回家，就是收不到报，所以也不敢想……嗨嗨……”爸爸笑了。米米更紧地抱住了弟弟，但弟弟却在想：奇异的鸟不肯给坏人唱歌，妈妈讲过的，它只唱给好人听的……

阁楼的门开了，那些人押着爸爸下来了。爸爸的腿好像跛得很厉害，那些人推着他走，爸爸只来得及回头向米米，小小笑了笑说道：“喂，不要哭，爸爸不会死的…”

米米和小小愣了一刻，赶紧追到门外去看，不禁又呆住了：一辆汽车停在弄堂口，在弄堂里，爸爸在爬着走，一条腿歪歪斜斜地拖在身后……爸爸的腿已经断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米米和小小已写好了一封信，信是米米用铅笔写的，密密地写了很多，结尾处的几个字特别大：“快来救救我们的爸爸妈妈！”信封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北平共产党收。”

炮声，伴随着江南的春雷隆隆地从北边滚来。解放军过了长江，一直向南，向南，日夜地向南进军。

每夜，每夜，上海的四郊响着枪声，多少孩子的父母兄姊，在这里成批成批地倒下。政治犯的牢房跟着一个个地出空了，这些祖国优秀的儿女，在这黎明即将到来那一刻，或引吭高歌，或默默地走完这条人生最艰苦最光荣的最后路程。

现在，米米和小小每天早上起来，就听听炮声是不是近了一点，解放军有没有进到上海。然后就到“卫戍司令部”门口去站一会儿。爸爸、妈妈就关在这里面，门口的人说是政治犯不能见。

这一次，他们却意外地被接见了，他们不懂这是好兆还是恶兆，只是又高兴又心跳地被带到铁栅子旁边。一会儿，妈妈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妈妈！”米米叫了一声，就熬不住哭了，小小却不哭，也不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妈妈。

“孩子，这些日子你们是怎么过的？……”妈妈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他们的脸，过了一会儿，才说：“小小要听姐姐的话，米米要照顾好弟弟，以后……日子马上就会好过了……不要忘记你们的爸爸……”妈妈话还没有说完，接见的时间就完了，妈妈只来得及说：“把爸爸的被子要回去！”就给推进去了。

小小像个哑巴似的，跟着姐姐去拿了爸爸的被子。被子上染着大片黑紫紫的血迹。他不能想象爸爸是怎么了，爸爸说过，他不会死的，但为什么不要被子了呢？……

（有删改）

荣军鞋铺

石钟山

老兵姓吴，一只脚是跛的。吴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那只跛脚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纪念。

那一年，军营正门口，马路对面，多了一个修鞋铺，起名“荣军鞋铺”，吴老兵便成了这家鞋铺的主人。店内店外就他一个人，戴着一副花镜，低着头，有一缕花白的头发从额头滑下来，认真又执着地修理堆在眼前的鞋。

鞋大都是对面军营里的军官送来的，那些年部队上只有军官才发皮鞋，4年一双，军官们对鞋都很仔细。有时鞋刚发下来，为了防止鞋底磨损，都来他这里钉掌儿。钉了掌儿的皮鞋，穿在脚上，走起路来不仅有声有色，后背也挺得格外直。

荣军鞋铺的窗子上立了块纸壳，纸壳上标明了钉鞋掌的价格，后掌儿两角，前掌儿七角。春夏秋冬，吴老兵把鞋摊摆在门外，身上系了条黑色围裙，低着头、弓着身子，一丝不苟地钉鞋掌。

午休或傍晚，是荣军鞋铺最热闹的时候，三三两两的军人从军营大门里走出来，轻车熟路地来到吴老兵的鞋铺，把鞋放下，亲切地叫一声：“吴师傅，鞋放这了。”这时，吴老兵会半仰起头，交代一句：“把名字写好。”

凡是来过荣军鞋铺的人都知道，吴师傅有个习惯，总会让来人用纸条把钉鞋人的名字写上，放在鞋窠里，这样不会拿乱。

从大院出来的军官们，有时放下鞋并不急着走，而是立在鞋摊前和吴老兵聊一会儿。久了，便知道修鞋的吴师傅是名老兵，而且参过战。聊到兴致处，吴老兵会说几句当年去朝鲜参战的事，他话不多，三言两语后总是适时打住。军官们把吴老兵的故事连缀起来，慢慢地把吴老兵的经历铺展开来——吴老兵叫吴先发，是第二批入朝作战的，参加过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脚就是在第四次战役中受的伤。回国后，他在锅炉厂上班，退休了，就搞起这个鞋摊。

青年军官们连缀起吴老兵的经历后都啧着嘴，眼神里多了崇敬。再称呼吴师傅时，有的叫班长，有的叫老兵，也有人仍称吴师傅。

吴老兵总是在每晚军营响起音乐时收摊。不用问，此时是九点四十，他知道，再过二十分钟，军营的熄灯号就该吹响了。他把摆在门口的工具，还没来得及修的鞋拿到鞋铺里，用一把铁锁把门锁了，推起立在一旁的自行车，跛着脚上车，影子便遁到了暗夜里。有一天吴老兵来到鞋铺门前，像往常一样开门、搬出工具，却猛然发现了异样，抬眼向对面的军营望去，军营安静得出奇。一夜之间，军营里的军人开拔了。那阵子，电视、收音机里天天播放的都是南部战事（对越反击战）。

吴老兵有个收音机，就放在摊位前，他不仅把音量调到最大，还要竖起耳朵来倾听。手里的活儿已经干完了，他并不收摊，仍旧坐在那儿，跟前只有收音机陪伴着他。日子忽悠一下，三个月过去了。他在一天早晨来到鞋摊前，军营突然又热闹起来，又听到了熟悉的军号，还有士兵列队走过的声音。

吴老兵的脸色又活泛起来。这时，军营里有两个军官直奔他的鞋摊而来，报上姓名，他很快在那一排修好的鞋里找到属于他们的鞋，庄重地递过去。

接下来的日子，又有一些军官陆续来取自己的鞋。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他却发现还有十双鞋没人认领。他从鞋窠里把纸条掏出来，姓名清晰，他找了一块比较大的纸壳，依次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上，立在摊位显眼的地方，希望鞋的主人早点来把它们取走。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那十双鞋仍没人来认领。一天，团长来了，站在纸壳前依次把那些名字看了，叹了口气，说：“吴师傅，他们都成了烈士。”说完弯下身子把纸壳反转过来。团长他认识，当营长时就到他这儿来钉鞋。他死死盯着团长的脸，虽然已有预感，但还是觉得有些突然。团长又看了眼玻璃窗后那十双摆放整齐的鞋，说：“鞋就放这儿吧，权当留个念想。”

团长走了，他的目光久久收不回来。

从此，每天打开鞋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擦拭那十双鞋，然后把它们又庄重地摆到原处，像展览橱窗。更多时候，他的眼睛先是盯着那没人认领的鞋，随后，眼神定在某一处。

偶然的一天，有两个军官在鞋摊前说起要去南方某省新建的烈士陵园参加纪念仪式……后来军官走了，他的心也不在了，眼神飘飘地定在天边的某一个地方。

后来，儿子成了他的徒弟。鞋摊前一老一少，叮叮当当的钉鞋声，像二重奏。儿子三十几岁，胡茬儿硬硬地扎在脸上的样子，很硬朗，但修鞋的动作却很温柔，这是父亲要求的。

又过了些时日，鞋摊前突然少了父亲。

南方某省的烈士陵园来了一个老人，背着包袱，不时停下来，从鞋窠里拿出纸条在碑上查对着名字，终于对上一个，他把鞋摆放在烈士墓前，冲着那墓说：李大生排长，鞋给你送来了。穿上鞋，脚不冷。

十双鞋，他找了三处墓地，终于都找到了它们的主人，一双双摆好，敬礼。两个月后，他又回到鞋摊前，儿子修鞋的手艺已经很熟练了，他能腾出空来发呆了。他经常抬起眼，望着远处的天际，一望就是半晌，嘴里一遍遍唠叨着：把鞋穿好……

文本一：

黄河

周立波

二十一日，部队陆续到了黄河边上。这就是历代诗人最爱歌颂的黄河，这就是音乐家冼星海同志在《黄河大合唱》里谱出了澎湃之声的黄河。

万道灿烂的阳光之下，黄河里面的无数冰雪的团块射出明亮的反光。这些冰雪的大块，浮泛在黄浊的水浪里，迅急地奔流。它们互相冲击着，发出嚓嚓的声音。

等待渡河的时候，我到镇上去找开水喝，和老百姓聊天。他们说，原先这里的房子要多些。日本兵几次打到了河东，毁了这里好多民房。依靠八路军英勇的守卫，日本兵从来没有渡过河来。我们和日本兵只隔一条水，但是陕甘宁边区始终是一块干净的土地，从来没有被日寇践踏。今天正在渡河东去的王震将军的部队里，就有好多保卫黄河的英雄。

我们挨次下了船。每船水手十一人，船一解缆，水手使劲地荡桨，大声地呼喊。那是一种粗犷的吼声，声音那么大，竟至超越了风声和波浪冲激船头的声音。到了中流，船不停地起落，并且一直往下流。水手们使尽力量摇桨，使尽一切力量呼吼。这是人和自然斗争的雄伟的场面。河风吹着，我们穿着大衣，还冷得发颤，水手们只穿着单衣，脸上的汗竟像雨点一样滴落。

到了河东的沙滩上，王首道同志站在那里遥望着河西，有一刻钟之久不肯走开。我们已经离开陕甘宁边区了。王震同志还没有过来。他正在西岸指挥队伍，分拨船只。

我们沿着黄河走了十里路，才转入东边的山路。在河边看见的第一间房子的砖墙上，写着“时刻准备反扫荡，坚决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我记起了早晨在螅蜊峪看见有一堵墙上写着：“展开赵占魁运动，发展手工业”。隔一条黄河，一边是生产运动，一边是对敌斗争。

在河边。我们碰见了两个农民。他们都穿着蓝布棉衣和白布棉裤，头上挽着干净的白毛巾。其中一位提着一个大型手榴弹，另外一位腰间插着一支土造的手枪。这是民兵。提着大手榴弹的小伙子，仔细打量了我们的制服和武器，小声地对同伴说：“咱们的人。”我们要他们带路，他们十分高兴地走在前面，并且告诉我们，这里是临南县界。这里的民兵都会使用地雷，每个村庄的大路和小路都挖了雷坑。敌人一出来，地雷就埋好。我们经过的村庄，果然到处有雷坑。民兵送了我们十来里路，我们怕走得远了，耽误了他们自己的事情，请他们回去。但不料他们回去以后，我们碰到了一点麻烦。

我们经过一个名叫马塔的山村时，突然被一群孩子包围了。他们手执红缨枪，不让我们走，索看路条。我们说：“咱们是八路军，从河西来的，没有带路条。”一个为首的孩子说：“你们是八路军，咱们欢迎，可是八路军也得有路条。”我们又告诉他：“你们的民兵哥儿还送了我们一程，刚走。”他说：“咱不管，只要路条看一看。”我们被阻拦着，幸亏村里出来一个人，问什么事，知道我们是从河西来的八路军以后，他叫孩子们赶快让开路，让我们前进。

一路上，我们赞赏着村民组织的严密，有着这样的人民组织的地方，敌人是不容易逞凶的。

我们走了五十五里路，到了临南县府所在地刘家会。县政府把镇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我们住。晚上，睡在炕上，我们谈起了今天在黄河岸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张米贵是一大队的战士，参加八路军已经有七年。他母亲听说儿子要经过家门，就拄着一根拐杖，来到黄河边上，等了三天，真就看见儿子了。她只是流眼泪，说不出话来。张米贵抱着枪伴着她坐了一会儿，要她好好地保重，并且说，自己会很快地回家。最后，他站起来说：“打日本兵，打那些反动派，是大事。娘，你回去吧。”于是，他赶快走开，怕她看见自己的眼睛。

就是这样，他别了母亲，赶上队伍，把一切经过报告了班长。从家门经过，他没有回家。

（节选自《南下记》)

文本二：

小品文很小，人家或以为它只配供人消遣，不能载道。我则以为除供人消遣外，还须载道，其寿命才能长久。不过道也有一个分别。假如我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未免太艰深了。小品文所载之道，应该是众人易于明白的道理。世间有不少长篇大论，因其太长太大，只有以读文章为职业的人才有工夫去读它。又因其说理复杂曲折，也只有以读文章为职业的人才能读得懂。很好的小品文，就形式说，第一个原则，当为短小。近来，常见一些小品文，其开张白往往占一两百字，太不经济。不过经济之极，也足以使小品文丧失其文章之“文”。小品文毕竟是“文”章。虽极短小，内部仍可以有严密的组织，仍可以有起承转合。一句抽象之道理，可以写三两句具体之说明，正面说了，还可以说反面。总而言之，小品虽经济，然而是“文”章。

（节选自周谷城《泛说小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