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心灵松绑
      那个黄昏，我把考得一塌糊涂的数学试卷带回家。我站在灶火塘前，大气不敢出，等着父亲发落。屋子里灰蒙蒙的，有静静的尘土在浮动。父亲在炕上端详着试卷，半天没说一句话。末了，他有些随意地说，前面的几道题粗心了些，以后就好了。说完，把试卷一丢，又在炕上忙着补他的箩筐。这是我记忆中颇为清晰的场景。母亲在院子里专心地喂猪，鸡们踱着方步进了鸡窝，夕照沉静在邻居的东墙上。我原本以为会惊天动地的事情，就这样在寂静中轻描淡写地过去了。
      然而，以后的人生中常有类似的场景出现。在考试中，本来成绩下降到只拿一个二等奖，父亲会说，不错，不错，我还担心你连三等奖也拿不到呢。平时，父亲总是磨叨，比咱强的人多了，分高分低的，不要太在意。有一年暑假，我去大同打工。一个半月后，灰头土脸的我只挣回了100多元钱。父亲说，不少不少，有人出去一年，一分钱也没拿回来。
      我总觉得父亲的宽容有点像是纵容。
      最要紧的是那一年复习。周围的邻居都劝父亲，家里都这样了，就不要再让小子复习了。实际上，我的内心也有所动。临近开学的时候，父亲还是坚定地说“去吧。”
      我说：“恐怕没希望。”父亲说：“数学、英语比去年进步了不少，应该没问题。”“你病着，地里的活那么多，我怕家里顶不住。”我亮出了我最担心的底牌。“有你妈呢，更何况，你回来也顶不了多少事，到学校学你的，家里的事，不要想太多。”父亲说得极轻松。
      那些年，父亲没有呵斥过我一句，也从来没有强加给我什么目标和任务。即便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也没让我的内心犯过难。现在，我也有了儿子。我发现，我对儿子的呵护中也有着“纵容”的成分。或许，父亲潜移默化的爱早已让我懂得了：最真的爱，就是最大限度地给心灵松绑。

                                                                                                                                                               （选自《中华活页文选》）

         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早晨赖在床上不起的毛病。每天早晨醒来，看到阳光照到玻璃窗上了，我的心里就是一阵愁：已经这么晚了，等起来洗脸，扎辫子，换制服，再到学校去，准又是一进教室就被罚站在门边。同学们的眼光，会一个个向你投过来，我虽然很懒惰，却也知道害羞呀！所以又愁又怕，每天都是怀着恐惧的心清，奔向学校去。最糟的是爸爸不许小孩子上学乘车的，他不管你晚不晚。
         有一天，下大雨，我醒来就知道不早了，因为爸爸已经在吃早点。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不得了。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逼着穿上肥大的夹袄，（是在夏天！）踢拖着不合脚的油鞋 ，举着一把大油纸伞 ，走向学校去！想到这么不舒服的上学，我竟有勇气赖在床上不起来了。
        过一会儿，妈妈进来了。她看我还没有起床，吓了一跳，催促着我，但是我皱紧了眉头，低声向妈妈哀求说：
        “妈，今天晚了，我就不去上学了吧？”
        妈妈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当她转身出去，爸爸就进来了。他瘦瘦高高的，站到床前来，瞪着我：
        “怎么还不起来，快起！快起！”
        “晚了！爸！”我硬着头皮说。
         “晚了也得去，怎么可以逃学！起！”
        一个字的命令最可怕，但是我怎么啦？居然有勇气不挪窝儿 。
        爸爸气极了，一把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爸爸左看右看，结果从桌上抄起鸡毛掸子 倒转来拿，藤鞭子在空中一抡，就发出咻咻 的声音，我挨打了！
        爸爸把我从床头打到床角，从床上打到床下，外面的雨声混合着我的哭声。我哭号，躲避，最后还是冒着大雨上学去了。我是一只狼狈的小狗，被宋妈抱上了洋车——第一次花钱坐车去上学。
        我坐在放下雨篷的洋车里，一边抽抽搭搭地哭着，一边撩起裤脚来检查我的伤痕。那一条条鼓起来的鞭痕，是红的，而且发着热。我把裤脚向下拉了拉，遮盖住最下面的一条伤痕，我最怕被同学耻笑。
        虽然迟到了，但是老师并没有罚我站，这是因为下雨天可以原谅的缘故。
        老师叫我们先静默再读书。坐直身子，手背在身后，闭上眼睛，静静地想五分钟。老师说：想想看，你是不是听爸妈和老师的话？昨天的功课有没有做好？今天的功课全带来了吗？早晨跟爸妈有礼貌地告别了吗？……我听到这儿，鼻子抽搭了一下，幸好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泪水不至于流出来。
         静默之中，我的肩头被拍了一下，急忙地睁开了眼，原来是老师站在我的位子边。他用眼神告诉我，叫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我猛一转头，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
        我刚安静下来的心又害怕起来了！爸爸为什么追到学校来？爸爸点头示意招我出去。我看看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老师也微笑地点点头，表示答应我出去。
         我走出了教室，站在爸爸面前。爸爸没说什么，打开了手中的包袱，拿出来的是我的花夹袄。他递给我，看着我穿上，又拿出两个铜板来给我。

他是一片温暖的湖泊

    ①我和汪老曾有较多的接触。我们《十月》杂志编发过他的短篇小说《岁寒三友》、《露水》以及散文《萝卜》、《烟赋》等。我和汪老一起到南方采风，到湖南娄底讲学，在怀柔水库、中华文学基金会开会，我还到他蒲黄榆的家里拿过稿子。我和汪老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是1991年4月红塔山笔会期间，俩人共住一室达半个月之久，我面对面地向他学到了许多东西，终身难忘。

    ②汪老对我说：写作就是写语言。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好比河中的流水，切不断，割不开，互相融合，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他年轻时写的作品都能背出来，因为作品的语言有内在的节奏和韵律。记得《沙家浜》剧本在传阅过程中，有一场戏的稿子丢失了，团里领导和打字员急得团团转。汪老安慰他们，叫他们放心，不要着急。然后，他坐在打字机旁，将这场戏从第一个字一直背到了最后一个字。

    ③汪老说：要随时随地注意用文字语言描写你所见到的生活现象。他下放到张家口劳动住羊舍时，外面有一带树墙，夜班火车驶过时，车窗里的灯光一一照射在树墙上。怎样描述这种现象呢？他在《羊舍一夕》中是这样写的：“车窗蜜黄的灯光，一一照在树墙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你总觉得刮下满地枝叶来似的……”“刮”字，表示火车灯光的力度和速度。

    ④汪曾祺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由此可见他对文学语言的重视。

    ⑤我喜欢写散文，利用深夜长谈的机会，向汪老请教写散文的经验。他告诉我：写散文应克制，要像画画似的留白，不要像小姑娘那样感情泛滥。老头写情书，总归不自然。有的散文家的作品像一团火，熊熊燃烧，但看完觉得空空洞洞，留不下什么印象。写散文需要阅历，没有坎坷，没有痛苦，便写不出好文章。散文不能落入俗套，切忌拿腔拿调。所以，他一直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易自然，写得平淡一点，像家常话，亲切、朴素；当然也可以工笔、繁密，如何其芳的《画梦录》，别有风采，像一丛秾丽的花，“但这样的散文，我写不出来。”

    ⑥有一次我对汪老说：我不是京剧迷，但对您执笔写的《沙家浜？智斗》中阿庆嫂的那段唱词特别欣赏，即：“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汪老手里夹了一支烟，凑到嘴边猛吸一口，笑道：“你对这段唱词别太认真，我在那里搞了一组数字游戏。‘铜壶煮三江’，是受到苏东坡诗词的启发。‘人一走，茶就凉”，也是数字概念，它表示零。”

    ⑦我说：“没有诗词修养，古文功底，是写不出这段唱词的。”于是，他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的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年的拔贡，从小就督促他握笔描红，背古文。到了小学五年级，祖父亲自给他讲《论语》，叫他多练毛笔字。祖父说：“你要耐心，把基础打好了，够你受用一辈子。”汪老说：“我13岁那年写了一篇八股文，祖父见了叹息道，‘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祖父见我有了长进，就送我几本名贵的碑帖和一方紫色端砚。”

    ⑧在南国的那些春夜里，汪老跟我畅谈西南联大。谈在张家口时农科所叫他画土豆和马铃薯花，画成了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可惜没有像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样留传下来。那部《画谱》的原稿在“文革”中被毁掉了，他十分遗憾。

    ⑨有一天到了大理，我们在下关市游了洱海，参观了蝴蝶泉，晚上看了大理白族歌舞团演出的三道茶歌舞晚会。回到宾馆就寝，汪老把头靠在床栏上，颇为得意地对我说：小张，你知道吗，我之所以写这几篇论述烹饪的文章，是因为我是《中国烹饪》杂志的特约撰稿人。要当一个名厨，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创新，创造出新菜、新味来。照着菜谱做菜，绝没有出息。比如油条，你把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间嵌入拌有榨菜、葱花的肉末，再放到油锅里煎，捞出来就特别好吃。这种菜不妨叫做“夹馅回锅油条”，对此我有申请专利的权利。

    ⑩汪老是美食家。一路上他坐到哪一桌吃饭，女作家们便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他，跟到哪一桌；他爱吃什么菜，女作家们跟着吃，很快那盆菜就吃得精光。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凌力女士称汪老为酒仙、烟精、文狐。

    ⑪经过那次相伴，我和汪老互相熟悉了起来，他把出版的《蒲桥集》签上名送给我，还写了一首七言诗，叫我去拿。记得前两句是“独有慧心分品格，不随俗眼看文章”。

    ⑫汪老的诗好，画好，文好，所以我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位文人作家”。他不仅古诗写得好，白话诗也极有味道。但就是因为一首新诗《早春》，给他带来了灾难。

    ⑬1992年春天，我和《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徐迟，还有王元化先生，在深圳西湖度假。一日，徐迟到我的房间小坐，见桌上放着一本《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拿起来翻了翻，突然用书掩住脸，怀着歉疚的心情说：“是我害了他。”我吃了一惊，问他何出此言？他说：“1957年6月，我在《诗刊》编辑部工作，看到汪曾祺寄来的一组新诗《早春》．第一首是《彩旗》，只有两句：‘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我很欣赏，给他发表在《诗刊》上，这就惹了祸。‘反右’运动以后，《早春》和《彩旗》受到了无情批判，说作者诬蔑红旗是不自由的、被束缚的。《早春》的诗题也犯了大忌。费孝通因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被划成了右派，汪曾祺的《早春》和费孝通的一样反动，也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如果我不发他这组诗，也许他就没有这样的遭遇了。”

    ⑭汪老遭遇重重坎坷，却始终淡定、幽默、乐观地笑对人生，是许多人的良师益友；他虽未曾高居要职，却以自己的文学才华和人格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汪曾祺，是一片温暖的湖泊。

泡桐花开

    泡桐花开在农历四月。

    每天傍晚归来，只要一转进那条长着泡桐树的小巷，我的脚步就会放慢放轻，仿佛去赴一个一年一度的约定。

    我常常伫立树下凝望泡桐，它出奇地高大，仿佛与蓝云接壤，颇有伟岸的男子气。它枝繁叶茂、树冠如盖，在半空中流淌着旺盛的生命力。它的花朵紫中带白，密密地簇生着犹如一个个花塔，外层的花朵有点像塔上的铃铛，风吹过簌簌作响。也有不少花朵随风而落，在大地上铺陈出一小块紫色地毯，既诗意又清丽。仔细端详泡桐花会发现它们状如喇叭，安详地躺在地上构筑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

    泡桐花还散发着独特的芬芳。那气味不像玫瑰、百合的香气那样优雅，而是带点粗犷，会出其不意地窜入人的嗅觉，让人蓦地意识到它的存在。那气味并不浓烈，而是恬淡、辽远的，让人的心弥漫起一种温柔怅惘，陷入“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的空灵状态。那气味不属于精致的城市，而是带着乡间味儿，令人联想起森林、平原、山野，散发着幽深、潮湿的泥土气息。

    也许正是泡桐花的形、色、味在不经意间交织成了它的风骨，我总觉得泡桐花是一种淡泊、隐逸同时又有些寂寥的花。由于树干高大，它不仅超然于群花之上而且还超出了人的视线，显出一份“不与百花争春”的高古。很少听人提起“泡桐花开了”，它自生自长、花开花落，不用人操心也难以引人关注，有着“繁华飘零两不知”的清冷寂寞。

    记忆中泡桐花演绎得如火如荼的一次，是多年前的华山之行。当火车欢快地奔驰在关中平原上时，窗外一片片泡桐花轻盈掠过，柔美得仿佛一个个紫色的梦。华山脚下也遍植着泡桐，紫色的花朵无声无息地飘在农田、山野间，很有与世无争的远古韵味。

    我住的旅馆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庭院，院中长着一棵高大的、开花的泡桐，站在树底下仰望蓝天，我感觉红尘仿佛片片落英于顷刻间坠落，我的心灵在一阕古老的田园牧歌中穿梭，有着尘埃落定之后的清爽与澄明。

    后来泡桐就见得少了，要么是孤独的一棵，最多也是齐齐的一排。而且它们继续在都市中隐身而去，远望仿佛一个身材优美的紫色背影。城市在扩大着、发展着，常可见泡桐与拆迁的老屋一起倒地的场面，而新城的建设中绝难再见泡桐的踪影了。

    泡桐的气质似乎不太适合以速度、效率为代表的现代繁华，它们渐渐走远了，同时永远地带走了一段超脱、悠闲、宁静的古老岁月，也带走了我那个紫色的梦幻。

（选自2002年6月15日《无锡日报》，作者庄红蕾）

母亲

莫言

    ①我5岁的时候，正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

    ②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我母亲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

    ③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房、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地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追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词，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现在，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④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赐给谁。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到眼里。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也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但我也感到了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⑤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也正是文学的灵魂。

带上她的眼睛(节选)

刘慈欣

①现在的地航飞船误入地核，就如同20世纪中期的登月飞船偏离月球迷失于外太空，获救的希望是丝毫不存在的。

②好在“落日六号”主舱的船体是可靠的，船上的中微子通信系统仍和地面控制中心保持着联系。在以后的一年中，“落日六号”航行组仍坚持工作，把从地核中得到的大量宝贵资料发送到地面。飞船被裹在6000多公里厚的物质中，船外别说空气和生命，连空间都没有，周围是温度高达5000摄氏度，压力可以把碳在一秒钟内变成金刚石的液态铁镍！它们密密地挤在“落日六号”的周围，密得只有中微子才能穿过，“落日六号”仿佛是处于一个巨大的炼钢炉中！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命算什么？仅仅能用脆弱来描述它吗？

③后来，航行组中的另外两名地航员在事故中受伤，不久相继去世，从那以后，在“落日六号”上，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④现在，“落日六号”内部已完全处于失重状态，飞船已下沉到6300公里深处，那里是地球的最深处，她是第一个到达地心的人。

⑤她在地心的世界是那个活动范围不到10立方米的闷热的控制舱。飞船上有一个中微子传感眼镜，这个装置使她同地面世界多少保持着一些感性的联系。但这种如同生命线的联系不能长时间延续下去，飞船里中微子通信设备的能量最后耗尽，这种联系在两个月前就中断了，具体时间是在我从草原返回航天中心的途中。

⑥那个没有日出的细雨蒙蒙的草原早晨，竟是她最后看到的地面世界。

⑦“落日六号”的中子材料外壳足以抵抗地心的巨大压力，而飞船上的生命循环系统还可以运行50至80年，她将在这不到10立方米的地心世界里度过自己的余生。

⑧我听到了她同地面最后通信的录音，这时来自地心的中微子波束已很弱，她的声音时断时续，但这声音很平静。

⑨……今后，我会按照研究计划努力工作的。将来，也许会有地心飞船找到‘落日六号’并同它对接，但愿那时我留下的资料会有用。请你们放心，我现在已适应这里，不再觉得狭窄和封闭了，整个世界都围着我呀，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上面的大草原，还可以清楚地看见那里的每一朵小花呢……”

⑩在以后的岁月中，地球常常在我脑海中就变得透明了，在我下面6000多公里深处，我看到了停泊在地心的“落日六号”地航飞船，感受到了从地球中心传出的她的心跳，听到了她吟唱的《月光》。

⑪有一个想法安慰着我：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离她都不会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