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统一天下后，在推行严刑峻法的同时，也制定了相关的礼仪制度，以显示皇帝的至高和独尊。如规定臣下写给皇帝的文书应称“奏”，自称应称“昧死”等，但毕竟不完善，远不能适应大一统国家统治的需要。汉承秦制后，由于礼仪的不健全，臣子在刘邦面前非常随便，甚至“饮（酒）争功”，于是刘邦接受叔孙通的建议，由儒生们创制朝仪以确定君臣名分等级。朝仪规定后（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在长乐宫接受百官朝贺，“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高祖非常高兴，脱口而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武帝时，又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由于儒家强调遵从等级秩序，这无疑为统治者强化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各朝皇帝都以儒学为指导，加强礼仪建设。隋文帝制定五礼130篇，唐太宗时制定《贞观礼》138篇，宋太祖时制定《开宝通礼》200卷礼仪礼规越来越细密。

——摘编自常智敏《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变迁及其启示》

材料二：上自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已然，未尝参错。至如节度军将，各有本班。卿监有卿监之班，将军有将军之位。……岂可裂冠毁冕，反易彝伦，贵者为卑所凌，尊者为贱所逼？

——【唐】颜真卿《争座位帖》

材料三：1834年，清廷官员至英国使臣律劳卑广州住处商谈贸易问题，中方要求将自己的座位安排在会见大厅的北面（上席），英国则坚持将自己的座位置于大厅北面主席的突出位置。两者争执不下，商谈未能进行。

……1901年，虽经李鸿章讨价还价，清王朝仍被迫接受西方外交使团的礼仪要求，将外国使臣觐见清帝的礼仪说帖，作为《辛丑条约》的附件十九。其中规定：外国使臣递交国书时，清帝须派高于王公规格的轿子往来使馆迎送，同时派军队保护；清帝款宴各国使臣应在皇宫大殿内举行，并躬亲入座。

——摘编自《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引介、学习西方的“西学东渐”的热潮。这时的“西学”并非特指一科一门之学，而是囊括各种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总汇。其实，早在明末，徐光启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缺少西方人所具备的那种“实学”，于是倡导“实学救世”，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与当年徐光启的主张一脉相承。清末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实质上旨在采纳西学为我所用。严复倡导“中西体用一致”，并大量翻译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社会科学学说，引入“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近代西方思潮，提出“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其目的在于推行变法维新。

——摘编自张允熠《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和中西融合》

材料一：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

材料二：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董仲舒

材料三：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宋）朱熹

材料四：“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明）黄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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