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杨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但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

材料一：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调查1月10日在京发布。调查显示：2016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57亿，超过总人口的1/6。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指出，一个国家在市场统一，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结果一定是空间上的“高度集聚”。“这是现代经济的共同特征。”

    空间的“高度集聚”是怎样的？比如年轻人涌向北上广，比如沿海城市成热门选择，这就会让“不平衡”三个字呼之欲出了。陆铭将此形容为“统一、效率、平衡”之间的矛盾。“统一的国家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每个人都有选择权，资源自由流动；而人们在衡量自己的收益和成本时，都会最大化自己的效益，有一个效率追求。在‘统一’和‘效率’都实现的情况下，空间的配置一定是高度不均衡的，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不平衡’。”他甚至断言，如果要同时追求统一、效率和经济活动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是“不可能！”

（摘自澎湃新闻网《中国城市化问题：你要大城市一张床，还是小城镇一间房？》2017年1-月2日）

材料二：（本报讯（记者卫敏））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调查日前在京发布。该《报告》以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为重点，分专题对人口流动迁移和城镇化、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与社会融合、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和流动人口生育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相关的政策。《报告》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加，2016年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57亿，超过总人口的l/6，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中商情报网讯》2016年10月20日01版）

材料三：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小武指出，以“北上广”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聚集了千万以上的城市人口，形成一个多元异质、丰富多样的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结构。这对青年们产生了无穷的吸引力。然而，随着人口的高密度聚集，北上广也日益暴露出“大都市陷阱”的一面：住房昂贵、交通拥堵、通勤距离过长、工作节奏快、高竞争压力、环境恶化、孤独感、亚健康，等等。在北上广谋求发展的全国各地青年经常处在一个“向下的青春”“摇摆的青春”和“放逐的青春”的迷茫旋涡里。

（摘自2016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人口不断流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口在城市之间自由流动，是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一个人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到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哪怕最后遭遇失败，两手空空地回来，在你的人生旅途中也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事实上，到大城市去，到资源最集中、机会最多的地方去，是每一个时代的永恒主题。

    在今天的中国，大城市在资源配置与机会均等上，确实有高人一等的优势，这里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一者，大城市也有熟人规则、也有拼爹窘境，但就像不少求职过的大学生说的，在不少二、三线乃至不入“线”的城市，“关系”更像硬通货、更容易升值。二者，在2010年的时候，“逃离北上广”就成了年度热词。人人控诉高房价之祸，铺陈着梦幻田园般的归隐生活。只是躲过了高房价，却完全找不到现代生活的节奏。三者，市场是一个动态平衡机制，人力资源流动带来生产的压力，自然会带动劳动者劳动价值的升高。

（摘自光明网《别鼓动年轻人“逃离北上广”》，2016年9月10日）

材料一：

    谷歌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序阿尔法元仅通过3天的学习，就以100比0的胜率战胜了曾经打败天下无敌手的初代阿尔法狗，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和进化能力让人震惊。阿尔法狗项目的负责人大卫·席尔瓦说，阿尔法元之所以强大，因为它不再被人类认知所局限，而能够发现新知识和新策略。

    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如设想的那样，能够高仿甚至超越人类思维的局限，创造新思想。解放生产力，这无疑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然而试想一下，未来的世界是一个由机器制造和提供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世界，人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是自由幸福，是恐慌失控，还是枯燥无趣？

    人们喜欢发明听话的科技，但人工智能的出现却让这种观点陷入了一个悖论：我们是需要有脾气、有欲望、有喜怒哀乐的人工智能，还是除了高智商、绝对服从之外没有任何感情的人工智能。即便是业内诸多科技大佬、企业家等不断重申人工智能并不会给人类发展带来威胁与灾难，让人们相信人工智能的好处会大于弊端，但后者给人带来的恐惧显然也在与日俱增。同样是人工智能，人们显然更希望要一只机器猫，而不是一个终结者。

（摘自吕洪《人工智能：机器猫，还是终结者？》）

材料二：

    腾讯早在2012年，就在上海布局人工智能项目。我们专注计算机视觉研究的优图实验室，就诞生在上海，专攻视觉识别与图像处理，目前是腾讯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的三大实验室之一。最近，腾讯的华东总部正式落户上海，我们与上海市的合作将全面升级。其中最为重要一个合作领域就是，腾讯要在上海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并将先进技术充分应用于文化创意、智慧城市、智慧零售、民生健康等领域，全面地加入“智能上海”行动。

    在今天大会的讲台上，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两边的屏幕，在我左边是“腾讯同传”的屏幕，在我右边是科大讯飞的翻译，在屏幕上看到不断跳出的中文字幕和英文翻译。目前全部是由我们后台的机器来完成的。人工智能在同声传译的应用整体上还处于初期。所以，今天腾讯同传在现场完全依靠机器来完成，而不是采用“人机协作”的方式进行同传，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腾讯同传是我们内部两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微信智聆提供的语音识别技术，相当于腾讯同传的“耳朵”，比如现在它就在聚精会神地听我说广东普通话；同时腾讯翻译君提供的技术，是立刻把刚刚听到的中文翻译成英文。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迅速识别我的口音，理解我的一些个性化的表达，对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来说，还是有挑战性的，所以也请大家多多包涵，给我们一些鼓励。

（选自马化腾在“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演讲）

材料三：

    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需求导向引领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应用倒逼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特发展路径。但也应看到，我国企业目前仍主要凭借丰富的数据、巨大的应用需求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累积优势，而发达国家科技行业则依旧掌控着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和技术优势，并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方面大幅领先。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瞄准核心关键技术和基础前沿理论，迎头追赶、久久为功。

    人工智能是接地气的科技力量，面向需求，面向数字经济，面向高质量发展，才能更好激发正能量。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界应当继续利用好自身的优势，不断开发人工智能在各种场景、各个行业中的深层次应用，真正解决人们关心的问题。同时，国家层面也有必要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政策伦理等进行前瞻布局，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并着力推动科研机构和领先企业下好“先手棋”，突破人工智能基础前沿理论和关键技术。

（摘自余建斌《深度开发，激活人工智能潜能》）

材料一：

    中国书法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的一朵奇葩。它是由中国方块文字生发出来，凭借视觉语言，通过线条技巧、字体样式、章法布局和风格特征来抒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它寄托着中国文人对自由精神的终极追求。

    传说在黄帝时代仓颉创造了文字。从字体的演变发展来看，中国文字大体经历了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春秋战国时期金石竹帛文、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晋至今的楷书等六个阶段。从字体的审美角度来看，汉字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篆、隶、楷书，它们结构均衡内敛，如雄兵列阵，壁垒森严，具有静态美；另一类是行、草书，它们结构欹斜飘展，如花飞花发，云卷云舒，具有动感美。正如清代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指出的：“书凡两种：篆、隶、楷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

    正是汉字深奥玄妙、变化多端的形态，扩展了我们对书法艺术摹写和创作的审美维度，由此产生了中国历代的书法大家。汉字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创作已成为中国文人的自觉常态，出现了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家群体。历经唐宋元明清时期，欧阳询、颜真卿、苏轼、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邓石如等众多书家群星灿烂，他们留下的作品也成为后世临摹和借鉴的典范。

    正如古希腊艺术遵循“黄金分割”一样，汉字也有其独特的造型规律和结构组织。故而在书法的表现上，历代书家都注重字的形体结构，遵循一定的法则。所谓“点画调匀，上下均平”“左缩右伸，画短直长”就是对书法形体构造很好的概括与归纳。当然，书法单纯地追求稳妥、均衡和秩序，易导致法度森严，压抑人的情感，束缚人的创造。因此，精神上的审美追求构成了书法创作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自书法艺术产生以来，历代书家都强调书法创作是情感的抒写过程，是对自然理想化的摹写。他们在书法临摹与创作过程中，注重心灵的感受和精神的追求。据《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仰天”与“俯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思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代书家的文化性格特征，甚至直接被用来作为书法审美的基本原则。从汉唐时期开始，书法又始终围绕着“载道”这个轴心。《说文解字》云：“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这是中国文字独有的精神审美所在。

    中国古代书家在创作中灌注了精神上的寄托，企图以此获得心灵上的自在。他们在作品中追逐书法个性的张扬，试图达到用语言无法形容的精神境界。如钟繇的《宣示表》结体自然，沉雄浑厚；陆机的《平复帖》古朴秀美，潇洒随意；王羲之的《圣教序》风流高华，俊逸清新；米芾的《蜀素帖》不激不励，雍容大雅；王铎的《草书诗卷》恣肆奇崛，参差错落……所有这些伟大作品，无不以意蕴深醇、风规自远感染并浸润着我们。

（取材于罗中玺的《书法的审美意识与评判标准》）

材料二：

    当代书法是从传统文化的“断层”“决裂”中走过来的。传统士阶层的消亡，社会文化土壤的改变，促使书法与其实用性逐渐剥离，使其艺术性更显纯粹。20世纪以来，殷墟甲骨、武威木简、楼兰文书、敦煌经卷等丰富的书法文物的出土，改变了传统书法史的叙述，也改变了书法审美、书法品评的标准。在此背景之下，“民间书法”“艺术书法”“学者书法”“现代书法”等流派纷纷登场。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碰撞、交流与相互影响，加上全球一体化的潮流，古老的中国书法即使再“艺术”，也不能关起门来无视“窗外的风景”。何况，中国文化向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有吸收、融合一切外来文化的气度与能量。一些当代中国书法作品在装饰装潢等方面就汲取了西方艺术的灵感。这些既是传统的书法艺术在当代的境遇，也是书法品评标准“多元化”的表征。

    虽然“多元化”是当代书法的一大特征，但书法品评也存在着共同的标准，那就是品评的“视觉化”。“视觉化”将依附于书法中的非书法因素（如创作者的道德情操、社会影响等）进一步剥离，可以说是更“本体化”了。“视觉化”特征的不断强化是基于这样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即展览成为当代书法创作与审美的主导力量，书法艺术已经从传统的书斋式进入了现代展厅式的艺术语境。在书斋语境下的书法品评，注重的是作品与作者的合一，甚至更关注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的因素。例如，在领会了颜真卿视死如归、为国捐躯的精神之后，再来欣赏他的书法作品，会更深入地体会到其中大气磅礴、雄浑豪迈的气势。但是在展览语境下，作品是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人的因素隐逸于作品背后。而且更多时候观者与作者是分离的、陌生的，观者只对作品品评，可以说是针对作品的纯形式品评。尤其在竞赛性展览中，品评是通过作品而认识人的。

    “视觉化”带来的另一个改变是书法作品欣赏方式的变化。传统书斋式的书法欣赏与品评大多是文人间的展玩、交流，对其展玩的过程更感兴趣，书法作品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媒介。例如，古人欣赏手卷的方式是从右往左看，如同我们阅读古书一般。观看时每次从圆形木轴那侧展开，看过的部分暂时先松散地卷在手卷的木条周围，欣赏时每次展开约一臂的长度。在欣赏完之后，观者需要从后往前、一段一段地将手卷再卷回去。当然他完全可以只是迅速而机械地回卷一遍，但有些鉴赏家更喜欢在回卷的过程中从左到右反向欣赏一遍，且不时地停下来回顾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细节。现代展厅语境下的书法品评则是“看图式”的，观众对作品一览无遗，并没有机会亲自展开作品慢慢欣赏。当代书法品评与展览关系紧密，学书之人莫不口言展览。展览的兴起，评选机制的逐步完善，更加突出了品评书法以作品说话的特征。

    总之，当代书法品评标准的“多元化”与“视觉化”推动了当代书法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端。近年来在重要书法展评中，多次强调了对貌似个性张扬实则书写技能低劣的“丑书”的批判；利用高科技手段丰富了书法作品欣赏的方式；增加了现场面试作者的要求，重新强调了对作品背后人的因素的重视……可以说，传统书法品评正在做当代的回归。

（取材于梁文斌的《书法品评的标准问题》）

    材料一：

    文化全球化不是全球性民族文化的趋同，没有一种现世文化是不经过交流而独自发展的。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必然会产生文化的冲突-—-反应一融合的过程，两种文化之间总是进行着既对立又统一的斗争，这就是“文化的双向选”。全球化与本土化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矛盾，全球化不可全然取代本土化，而本土化也不可能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若想掩盖这种特征，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衰退。文化全球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多元化，即承认和尊重差别，其目的是为了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保证文化的多元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互动交流。

    （摘编自丁志刚《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两难困境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材料二：

    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过辉煌，但也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上的障碍，“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

    中国文化以群体依存为主，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重血缘亲情，重伦理规范。这种特点的优势是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社会的稳定、和谐，民族的团结。相比较西方社会的“文化沙漠”更利于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重内向自省，重个人的自我超越，强调“天人合一”“厚德载物”等，突出了人对精神世界以外的物质世界的包容。重视内在精神的完善；同时对科学思维的忽视，对理性精神的淡漠使得科学、逻辑实证思维的落伍，阻碍了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相对于西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强调文化是人为和为人的性质，人成了主体，自然成了主体支配的客体，夸大了人的作用”，中国文化重历史、重传统的特征，更能使人在历史的回顾中认识优点和不足。这也是中国文化得以稳定发展、流传的重要原因。强调历史和传统，也会造成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厚古薄今的倾向，这不利于现代化进程。

    坚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下，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展现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发挥中国文化在全球进程中的优势，积极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

    （摘编自田彩萍《浅析文化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应对策略》）

    材料三：

    西方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悄然进行文化殖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认同进而接受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

    当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不同区域逐新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新态势。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与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丰富发展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有效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扩张，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摘编自刘焕明《“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

    材料一：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充电电池，它主要依靠锂离子在正极和负极之间的移动来工作。锂离子电池以碳素材料为负极，以含锂的化合物作正极，没有金属锂存在，只有锂离子。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过程，就是锂离子的嵌入和脱嵌过程。在锂离子的嵌入和脱嵌过程中，同时伴随着与锂离子等当量电子的嵌入和脱嵌，习惯上正极用嵌入或脱嵌表示，而负极用插入或脱插表示。在充放电过程中，锂离子在正、负极之间往返嵌入/脱嵌和插入/脱插，被形象地称为“摇椅电池”。

    当对电池进行充电时，电池的正极上有锂离子生成，生成的锂离子经过电解液运动到负极。而作为负极的碳呈层状结构，它有很多微孔，达到负极的锂离子就嵌入到碳层的微孔中，嵌入的锂离子越多，充电容量越高。同样，当对电池进行放电时，即我们使用电池的过程，嵌在负极碳层中的锂离子脱出，又运动回正极。回正极的锂离子越多，放电容量越高。

    （摘编自《锂离子电池作用机理的探讨分析》）

    材料二：

    2010-2020年中国及全球锂电产值

    （摘编自《中国锂离子电池行业发展现状分析及未来发展前景预测》）

    材料三：

    锂离子电池作为一种新的二次清洁且可再生能源，其具有工作电压高，质量轻，能量密度大等优点，在电动工具、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电脑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显示出强大的发展趋势。由于其具有安全的独特优势，它将逐步取代传统电池成为主流。

    在汽车领域，锂离子电池能给电动汽车提供较大的动力，而且无污染，使用成本低，很多新能源汽车中对锂离子电池进行了较好的应用，而且我国相应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也让锂离子电池的市场不断扩大，为锂离子电池的发展带来了较大便利。

    同时锂离子电池也应用进了航天领域中，我国许多卫星中都对锂离子电池进行了应用，为卫星的正常运作带来了便利。但是由于在实际情况中，锂离子电池的价格一般较高，而且维护成本也较高，所以需要技术人员加强对其的研究，通过更为先进的技术提高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运作性能，并延长其使用寿命，从而全面提升锂离子电池的性能，促进锂离子电池的更好发展。

    （摘编自《锂离子电池发展现状及应用前景》）

    材料四：

    近年来，我国锂离子电池发展迅猛，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大力支持。在国家节能环保政策的驱动下，新能源汽车销量逐年增长，锂离子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配套主体，市场需求自然“水涨船高”。

    然而，今年上半年锂离子电池产业链企业的日子有点艰难。《锂离子电池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由于新能源汽车补贴不能及时发放、锂离子电池产品价格持续下降、资本市场融资收紧等因素，我国锂离子电池业的多家企业出现现金流紧缺、业绩对赌失败、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倒闭的现象，行业洗牌加速。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链暂停、退出、倒闭等不良经营企业超过60家。来自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各家企业面临着补贴大幅度下滑、能量密度及续航门槛下限提高、企业资金链紧张等多重压力，市场进入快速洗牌阶段，多家企业已放弃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业务，转向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等小动力市场。未来3—4年将是锂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最为艰难的时期，尤其是在降低成本方面，上下游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足够的资金支撑、强大的产品性价比优势以及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的厂商才可能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摘编自《面临多重发展压力 锂离子电池行业加速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