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上一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观象授时，即以星象定季节。比如《尚书·尧典》记载，上古的人们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商、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从西汉到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南北朝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了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为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把它看成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

    宋代和元代为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部，其中郭守敬等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观测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身，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观测最勤，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后，中国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是侧重几何学的。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天文学进行反思是痛苦的，但却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材料一：

    调查发现，82.55%的高校有报纸；84.29％的高校有广播；46.07％的高校有新闻网；71.2％的高校有通讯社；45.9％的高校有电视台；39.62％的高校有新闻类杂志；87.26％的高校有微信公众号；72.25％的高校有微博。可见，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微信公众号发展迅速，跃居第一位。报纸、广播、微博等紧随其后。

    对比中国高校传媒联盟2011年发布的《校园媒体发展白皮书》中的数据，传统校园媒体数量均有缩减。其中报纸下降8.95％，广播下降5.91％，电视台下降12.1％，新闻类杂志波动最小，下降0.33％。传统的校园媒体形态中，仅通讯社类校园媒体呈上升趋势，上升1.6％。

    相比其他类型的校园媒体，校园电视台需要的技术、资金投入较多，专业性更强，普及率相对偏低。但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结果显示，64.57％的校园媒体有独立的视频生产能力，生产的视频类型最主要的三种为文艺娱乐类（74.32％），新闻类（61.08％），谈话类（42.16％）。

    调查发现，融合型校园媒体大幅增加。在此次调查中，4.19％的校园媒体组织仅有一种媒体形态，其他校园媒体组织均具有一种以上的媒体类型。而在《2011年校园媒体发展白皮书》中，单一类型的校园媒体组织占总数的76.7％。

    数据显示，39.92％的校园微信公众号在2013年以前成立，16.53％在2013年成立，2014年到达校园微信公众号成立的高峰期，比例为24.6％；2014年以后，校园微信公众号成立趋势减缓，2015年成立的校园微信公众号为13.91％，2016年仅为5.04％。

    移动互联网的大潮汹涌而来，越来越多的传统校园媒体顺势转型，通过开通微信公众号等新的媒体形态寻求长远发展。在已经建立了微信公众号的校园媒体类型中，92.37％的通讯社建立了微信公众号，87.65％的纸媒建立了微信公众号，82.86％的电视台有微信公众号，广播（电台）有78.02％，网站有76.32％。

（摘编自《2016年中国高校校园媒体发展报告》）

材料二：

    现在的大学生人手一部手机，几乎是手不离机。绝大部分大学生从新媒体平台中获取最新信息。

    校园市场将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大学生是“下一代消费者”，是未来的消费主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布局下一代消费者、保持品牌的持续年轻态。从2013年开始，广告主数量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量率。2016年，校园广告主数量达95万个，预估2017年会达到120万个，随着消费升级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子女进入大学，未来进行校园营销的企业将会持续高速增长。

    然而，传统媒体并不能高效地满足“企业进校园”的需求。高校新媒体的出现，部分解决了这一困扰，但投放效果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70%的高校新媒体主要通过软文广告来实现盈利，在当下的高校品牌营销，软文投放并不能完美地解决企业营销诉求。

（摘编自《2016年中国高校新媒体蓝皮书》）

材料三：

    当前一些校媒的“媒体融合”只能算作“多媒体合作”，并没能按各类媒体的传播特点和优势进行深度融合，没有丰富受众的信息获取体验，反而不少受众产生了信息雷同的阅读疲劳。

（摘编自左军《全媒体时代校园媒体融合发展状况研究》）

材料四：

    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具有很多优势，如传播速度快、传播成本低、互动性强、用户参与感强等。

材料五：

材料一：

    我很高兴发现一群和我一样喜欢自然的孩子，但聊着聊着就发现他们中有一半人最喜欢的是在自然里骑车。有个男孩说：“我和爸爸在沙漠里骑车，基本上都不走大路。我爸爸和越野车们赛车。他说就算走大路去沙漠也很好玩，因为还是可以看到动物，而且和汽车比赛很有趣。”还有个男孩说：“我们每年8月都去犹他州，我妈妈的朋友有3辆全地形车。我们骑着好玩，但最主要是晚上看鹿啊臭鼬啊之类的动物。你要是把鱼的内脏丢在外面，晚上出去就能看到5头黑熊。太好玩了！”第三个男孩说：“我们每周末都去沙漠，他们那儿有比赛。有个小山没人去，因为上面都是石头，所以我们把它改造了一下，上山后可以跳下去，我们在那儿看到蛇洞和蛇了。热的时候我们就出去找蜥蜴。”还有一个女孩天真地补充说：“我爸爸有辆四轮驱动的卡车，我们去沙漠，不去自然之类的地方。”（摘编自理查德·洛夫著，郝冰等译《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

材料二：

【注】其他，指机构一类的特殊群体，如政府机构等。自然教育，指以有吸引力的方式，让人们在自然中体验、学习关于自然的知识，建立与自然的联结，树立生态的世界观。

材料三：

    去爱非人类的生物，其实并不太困难，只要多了解它们就不难办到。这种能力，甚至是这种倾向，可能都是人类的本能之一。这种现象被称为“亲生命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特别关注生命以及类似的生命形式的倾向，有时甚至会想与它们进行情感交流。人类能够很敏锐地分辨出生命与无生命。我们认为其他生物是新奇、多样的。未知的生物，不论生活在深海、原始林，还是遥远的深山中，都会令我们觉得兴奋。其他星球上可能有生物的想法，也总是吸引着我们。恐龙更是人们心目中生物多样性消失的象征。在美国，参观动物园的人数要超过职业运动比赛的观众数。而在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是昆虫馆，因为这儿展示的物种最新奇，样式也最多。（摘编自爱德华·威尔逊著，杨玉龄译《生命的未来》）

材料四：

    与亲生命性相对的是生物恐惧症。和亲生命性一样，这些生物恐惧症也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恐惧的强度会因个人的遗传与经历差异而有所不同。最轻微的症状只是稍微厌恶，或感觉不安。但严重的案例，可能就是标准的临床恐惧症，激发交感神经系统，造成恐慌、恶心以及冒冷汗。这种根植于天性里的生物恐惧感，随时准备为危险源所激发，而危险源就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在自然界中所遭遇到的危险，包括高度、密闭空间、湍急的水流、蛇、狼、老鼠、蝙蝠、蜘蛛以及鲜血，却不包括刀子、磨损的电线、汽车以及枪支，虽然它们比起古代的危险源，更具杀伤力，但在进化历史上还是太过近代，不足以形成可遗传的天性。（来源同材料三）

噪音和价值判断

何满子

    无声的世界是悲哀的，这毋庸说；但嘈杂轰乱的噪音也是生态污染，这大概也是常识。于是，人们厌恶扰人清梦的高音喇叭，厌恶令人肉麻齿浮的高分贝的金属锉锯声，厌恶搅得人心慌意乱的喧嚷和吼叫，厌恶涎皮笑脸的无休止的插科打诨，等等。人们即使不是为了公益，只是为了自卫，也有权发发话，向社会作点诉求。听惯噪音、喜欢这种调调儿以及要显得本人大度能容的人物，似乎也正不必讥嘲那些想耳根清净而发话的人。不应该是多样化、多元化的世界么？那么有人对听不惯的噪音发点话也无妨纳入多样化多元化的声音里，不必嫉视吧。

    当然，噪音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你说城市里放鞭炮吵得人心烦意乱，吓得婴儿惊悸、老人心脏病猝发；他说这是制造欢乐祥和气氛。你说《周易》科学占卜、《麻衣神相》现代化相面是宣传迷信，蛊惑人心；他说其中大有玄妙，是科学尚未究明的超科学。如此等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各人的判断就是不一样。但也该让大家判断判断，是非尽量求得共识。

    城市放鞭炮和迷信活动之类是可以靠行政手段禁止或限制的，当然禁了或限了也很难根绝，有人喜欢这些调调儿，你也拿他没有办法。那是必须加以年月，待全民的文明水准提高以后才庶几能消歇的。有些东西则不能禁，也无需禁，再说，禁也禁不掉。它利弊兼有，影响又广泛，只能容许其存在，但不宜任其泛滥成灾，让噪音弥漫全社会，压倒正声。依靠什么才能做到使噪音收敛呢？恐怕主要要靠舆论力量，靠明智的价值评断争取社会更多的认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导向。

    例如，娱乐性、消遣性的不少玩艺，就有大量庸俗甚至恶俗的趣味腐蚀着社会，以其通俗和某些感官效果引诱得大批的人发烧。如那些与严肃音乐艺术无缘的歌星演唱，蒙面大盗之类的劣等文化，耍嘴皮子玩个梦的痞子腔文学等等。能逗乐，可以化严肃为一笑，有那么一点也可以让人间不太寂寞，也能显示一下文化的多样性或多元化。然而，若嫌这些玩艺泛滥得还不够，曲予辩解，为之鼓吹宣扬；其终极理由则为有这些玩艺至少胜于无声的世界，更以为采取如此的态度才是“有容乃大”，那就纵使不追究价值判断上的问题，至少也应说是过犹不及了。

    人们从身历的过去厌恶无声的世界或清教徒戒律的世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盼望金鼓齐鸣百音并奏不等于要把世界全让给大声怪叫或吱里哇啦的噪音。舞台上少不得有一二小丑做点怪相逗乐，但满台小丑，奉小丑为舞台艺术的极致，总非文化之福吧。

    又有一说，市场是不以价值判断为转移的，说是白费神。更多的人还认为市场经济发展下去，新文化、新道德会自然形成，该淘汰该衰竭的会自行让位或敛迹，一切都会自行平衡，文化也就会自行推向高层次。这种市场经济万能论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延伸，应该说是不负责任的托词。果真如此，则文化价值判断就根本无用，发议论者都是吃饱了撑的。这倒是信奉了黑格尔老人的命题：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于是人只能俯伏在噪音之前，无能为力，反不如找理由给原已泛滥的低档次文化辩解，努力发现其如何美妙，犬儒主义地迎合时尚，既显示宽容，又自居新潮，才是计之最得者也。“劝君莫忧愁”，实行这一妙计的人是有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