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1933年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不出售1934—1937年销毁银元所得之白银。1934年6月，在美国国会内部白银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1934年购银法》，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1/4。1934年8月开始执行该法，下令白银国有化并从世界市场购银。

——摘编自卢宁编译《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材料二：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实施法币布告》，国家四大银行取得了法币垄断发行权，实行白银国有，规定法币与英美国家货币挂钩。法币的发行，标志着中国货币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货币制度更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基本摆脱了外商银行对货币发行和货币定价的控制，国民政府四大银行真正获得了中央银行的地位。

——摘编自郝慧泽、席林《略论中国近代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

材料：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曾尝试推行农村土地改革。利用在江西等省进行“剿匪”的契机，国民政府制订了以“业权发还原主、农民得有田耕”为原则的土地改革政策，试图通过兼顾地主和农民双方的利益，维护社会基层稳定，对抗和“围剿”中共。1932年10月6目，国民政府颁布了《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训令豫、鄂、皖各省政府“凡经赤匪实行分田之县或乡镇，于收复后处理土地及其它不动产所有权之纠纷，及办理一切善后事宜，得设农村兴复委员会”，并规定该委员会“处理被匪分散之田地及其他不动产所引起之纠纷，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而乡镇公有荒地则由农村兴复委员会管理，按计口授田标准分给农户。此外，该条例还在减免田租、农业借贷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国民政府完全否定共产党的土改办法，坚决反对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口分田、废除土地私有制。蒋介石曾明确表态，坚决反对效法中共“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改革，提出“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地主把持……土地经营及整理问题，实更急于分配问题……关于土地分配，自应特辟和平途径，以渐进于耕者有其田”。

——摘编自费钦涵《南家国民政府渐进式土地改革放策的形成》

材料一  在两千年时间里，中国依靠其优越的文化、富足经济、军事力量，在东亚保持领袖地位，而朝鲜、琉球、安南、缅甸等周边小国则接受小伙伴的地位。构成这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的不平等，而非如近代西方那样的国家平等，“国际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国际法来制约，而是由所谓的封贡体系来支配。封贡体系体现了儒家的礼仪观念，并确认一个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中国在其中享有优越地位，安如磐石且不可侵犯。清廷坚持封贡体系不仅适用于亚洲周边国家，也适用于其他想与中国建立关系的西方国家。清廷把西方国家的使节当作藩属国使臣对待，作为内政的一部分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处理，而没有专门常设的外交机构。

——摘编自徐中约《l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势力的纷纷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闭关政策。清廷中一些比较早的“开眼看世界”的大臣开始探索在西方外交语境下建立适应国际交往需求的外交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法、俄分别签汀《北京条约》，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1860年，“总理各国事务街门”在京设立，专门办理对西方各国的交涉及各项洋务。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应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出任外交总长，立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改组外交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抗日外交”，把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的头等大事，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蒋介石成功出席开罗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开罗会议宣言》，“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表明国际体系平等地接纳了中国，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外交近代化转型至此基本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