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有能力任意改变历史。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在人没有创造出强于历史惯性的力量之前，历史将沿着既有的轨道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帝国或超级大国衰落后，其衰落时间都在百年以上，很少有在半个世纪内就重振雄风的现象。大清帝国、大英帝国、俄罗斯的衰落都摆脱不了这种历史惯性。

21世纪的美国人是否有能力顶住历史的惯性，不让美国长期衰落下去，这是美国人面临的历史考验。未来十年，历史的惯性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中国能否借助这个惯性加速崛起则取决于我们这代中国人了。

——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材料二：中国参与现存国际秩序最初是从低级政治的领域开始，主要经济、金融、投资、贸易的领域。中国1980年加入世界银行，1981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加入WTO，当时叫做关贸组织。在这过程当中中国很快感觉到，中国能够从参与现存国际秩序，从国家经济、贸易机构当中得到非常大的优惠条件，中国很快成为一个很大的受益者。但是中国对于高级政治，主要是涉及到国家安全、人权，这样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中国有相当一段时期的适应过程。既使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中国对这样一个组织仍然是非常谨慎，因为这些组织牵涉到对中国主权的侵蚀，中国是非常谨慎的。所以中国有相当的一段时间，一开始是反对，然后是弃权，然后是不反对，但是也不参与，到最后是积极参与。

——赵穗生《中国凭什么重塑世界秩序？》

材料：西方中国观的变迁

从表中提取相互关联的历史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中外关联，史论结合。提示：可以提取两个及以上时期的信息进行作答，也可以提取4个时期的完整信息。）

材料一：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秦朝，以御史监察和谏（议）大夫为主的谏官谏议，随着专制集权制度的确立而制度化。汉代御史秩皆六百石，隋唐御史在六品至八品之间……监察御史等监察官的选授权多集中在皇帝手中，并且要求严格。明代要求“（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且“新进初仕，不许除授御史”。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御史由所属机构多变动、仍身兼他职的监察官发展成机构完全直属皇帝、专司监察的官员。

古代监察制度中，监察官多享有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隋唐以后，御史监察机构作为独立的职能部门，一般不接受任何一级行政长官的指令。……御史之外还常派使臣临时巡察地方。常驻与巡察，例行与不定期巡察相结合，表明了对地方吏治的格外重视。

——摘自《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二：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上自朝廷，下至庶民，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清末新政以后，逐步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等新式传媒工具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被解除了。

——摘自《简析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三：美国的建国者从分权理论和制度中获得借鉴，把它改造，转化为一种复合的分权制衡体制，以防止某一分支的侵夺或垄断权力，从而保证“有限政府”理念的实现。美国没有建立统一的监察体系，行政的监督任务被分散到各个行政部门分别执行。美国的行政监督系统包括议会监督系统、政府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其中并没有设立专门负责行政效能监察的机构。在美国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基本是并重的，“好的政府就是高效廉洁的政府”。

材料一：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郑氏集团派人到福建(同清廷)议和，请求“照……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霄贡”。康熙帝表示“台湾不可与……高丽外国比”，拒绝郑氏要求。

——摘自《台湾人民抗战檄文》

材料二：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朝确立了对漠北蒙古的正式管辖，但保留蒙古三大部首领汗的称号，在行政上依照蒙古之例编旗。蒙古原有若干部会盟的传统，编旗后盟长作为会盟的召集人，由皇帝在盟中诸旗中指定一人担任，同时起到代表朝廷监督各旗的作用。清朝统治者反复宣称“满蒙一体”，大力发展满蒙贵族的联姻关系，使其成为清朝统治的得力柱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