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不独表现在物质方面，更表现在精神方面的复杂关联。除了自然界种种物象变化对人心的影响之外，人的现实处境和主体心态也会导致其对自然有不同理解和表现。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说：“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在不同的人眼中，自然的面貌原本就是不同的，给人的感触也不一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方面，自然摇荡着人的性灵，使人产生或悲或喜之情；另一方面，人将悲喜之情转移、投射到本无情感知觉的自然物上，使其具备了与人同一的感情色彩，从而在自然施与人巨大影响的同时，人也以自我的情志改变着自然物在人们心中的面貌。

       对这种人与自然之间奇妙的生命共感现象，西方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自然变化、草木荣枯使古人看到自己的影子，觉察到自己的生命，并联想到万物与人的生死。因此，在古人的诗文中，纯粹的自然现象是没有的，流动的水，吹过的风，开落的花，都与人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

生命的共感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然物与人的生理心理之间的密切关系，却难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自然物可以引起人的快感，有的则引起人的悲感。这就需要探讨自然与人之间异构与同质的问题。

       异构，指二者之间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同质，指两种物质之间本质的相同。前者将两种物体区别开来，后者则将两种物体联系在一起。人类和自然，无论形式差异多大，都遵循生命的规律，如生老病死、兴衰荣枯。只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具有更强烈的心理感受和情感介入，因此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所具有的特定精神内涵，都是人赋予它的。但久而久之，这种内涵脱离了人的主观赋予而内化为物的客观属性了。比如，人愤怒的时候就像江海中翻滚的波涛，于是有人便赋予波涛以愤怒的含义；在悲伤的时候泪如雨下，于是有人便赋予雨以悲伤的含义。可是随着这些含义日趋固定，当后人写“峰峦如聚，波涛如怒”时，写“泪飞顿作倾盆雨”时，谁还会为这些自然物的原初含义而大动脑筋?在人们看来，这些自然物所包含的愤怒、悲伤、愉悦等含义似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

      自然物之所以能表现人的心理情感，除了人赋予它以意义之外，它本身必定也具有能够使人赋予这种意义的某种特质。这种特质，被西方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称为“力的结构”。由于人的情感也受着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力的结构的制约，所以，人便自然地从外部事物中观察并提取与自己心理情感相一致的内在意义，从而将该事物作为表现自己某方面的情感的特定载体。

      由此可见，人们观察自然并借以表现自我情感，是一种主客观相互包容、渗透、影响的活动。这个活动中人的心理情感的作用会得到强化，但自然的物性特征也不可忽略。

（摘编自尚永亮《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与异构同质》）

    最早的“钱”是兽皮，是贝壳，甚至是笨重的铁块，到现在，世界各国一无例外都使用一种特殊印刷的薄纸——纸币。“钱”，说到底，仅仅是一种信用符号，随时可以兑换为等值实物。因为它便于保存、分割、携带，故而全世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古今，逐渐都接受了它。而它的信用，则主要由国家法律支持。

    我国北宋时，官府立即设立专门机构，发行“官交子”，流通范围扩及各地，虽然名义上仍可兑付，实际上基本不能兑付，其信用仅由官府强制保证。南宋年间，虽然铜钱和白银同样流通，但是纸币已是主要货币。元代在全国范围实行纸钞流通制度，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忽必烈在位时发行的“中统元宝钞”，虽然开始的时候一度可以兑换，但是很快就停止，并且进而禁止铜和金银流通。明代发行“大明宝钞”，则从不兑现，并且禁止铜和金银的流通。

    “钱”变为“纸”，表面上轻了，实际上重了。人们对“钱”的追求，促进了全球交往。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不仅繁殖了各行各业的商人，而且还呼唤着以“钱”为商业对象的商人——“钱商”，私人金融活动应运而生。这些私人金融活动的风险很大，但是，“钱”的商业利润实在太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私人金融活动继续发展，逐渐演变成前现代形式的银行。

    现在，钱的符号化电子化，让银行结算的速度大幅度提高，社会的步伐加快，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的效率。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又一次走到了前头。 金融电子化、货币符号化，是顺着使“钱”尽可能方便的逻辑往前走，但是“钱”方便到可以看不见的地步，越来越多看不见的“钱”在我们身边如洪水般高速流动，终于出现了一种比自然界灾害更为可怕的灾害——“钱灾”，如人们闻之色变的金融危机。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人们以“钱”炒“钱”，“钱”越炒越热，终于升腾为“泡沫”。发达国家的投机资本大肆购买某国的货币，然后，急剧抛出，足以使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索罗斯们就是这样，在制造泡沫和破灭之间逞能。许多年前长春“疯狂的君子兰”，就是古老形态泡沫经济的本土例子，在城市职工人均收入不足百元的时候，一株君子兰却居然可以炒至十几万元的价位。钱啊钱，认它贵，它就贵，不贵也贵，一旦泡沫破灭，认它不贵，它就不贵，本来不贵。

    经济发展怎样才有后劲？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国内市场的容量，一个大国，只有当人民购买力得到普遍提高、市场整合得好的时候，国内市场才会显示容量优势。而且一旦形成优势，将长期发挥作用。靠这种“国家增长能力”的依托，钱，才真正成为有源活水。

    对钱和财富的追求固然曾经推动并且继续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需要必要的制度建设来规范。历史和现实都让我们看到，对钱和财富的追求也带来了以权谋私等许多丑恶的东西。对钱和财富的追求带来的社会价值观念变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从兽皮到纸币，从纸币到电子符号，“钱”走完了一千年的历程。后一个千年，“钱”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至“钱”真正看不见，人类社会最终进化到不需要“钱”的阶段，货币最终消失。在此之前，人类如何在尽享“钱”好处的同时，能有效避免“钱灾”洪水来袭，将是后一个千年一开始就面临的挑战。

（摘编自王则柯《钱》）

    《诗经》既是一部古老的诗歌总集，又是一个果蔬飘香的菜园子。《诗经》中的蔬菜种类繁多，水生、陆生、藤本、草本，这些蔬菜的意象，或平铺直叙，或譬喻象征，或托物起兴，抒发先民的意念和情感，表达他们与自然的亲近和热爱。

    《诗经》中的蔬菜很多，至少有30种以上，有苍耳、野豌豆、蕨、荠菜、车前草、田字菜、冬葵、香蒲、水芹等等，光是蒿类，就有白蒿、青蒿、蒌蒿、牡蒿等，大多数蔬菜清香可口，至今民间仍有采集或栽培食用，如苦菜、冬葵、荠菜、水芹、莼菜等等。其余蔬菜味道不甚美。诗经时代采择蔬菜多以野生植物为主，所以一些野菜带有特殊气味，需要经过处理才能进食，多作为穷年灾月的救荒本草。《诗经》中也有一些颇有贵族气的蔬菜，如萝卜、芫菁、莲藕、韭菜等，大约在那个时代已经广为种植了。

    《诗经》最早出现的是“荇菜”，这是种水生植物，“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诗经•周南•关雎》）。“关雎”为“风”之始，自古解“诗”者千万，儒生七嘴八舌，都把“荇菜”当成“起兴”的道具，以“荇菜”的流动无方，喻淑女之难求，让这道味美的菜成了陪衬，忽略了本身的食用价值。荇菜今名“杏菜”，又名“金莲儿”，多年生草本，茎多分枝，沉入水中，性近于荷花，花开时常弥覆顷亩，在太阳下泛光如金，黄灼灼小花，一看便惹人喜爱。茎与叶皆柔软滑嫩，加米煮羹，乃江南一道名菜。

    川渝一带盛行“烫火锅”，素菜中最受青睐的就是豌豆苗。豌豆苗的祖先是一种唤作“薇”的植物，即野生的豌豆苗。《诗经•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岁亦忧止。”葱绿的豌豆苗，既是饭桌上美味的食物，又成为寄托相思的精神食粮。去采豌豆苗的过程，做登山运动，锻炼身体，陶冶情操，还可以借此见自己的心上人，所以《诗经•召南•草虫》有言：“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

    卷耳作为北方山石上一种伏地而生的植物，采幼苗嫩叶炒熟，滑而少味，而作蔬菜味不甚美，应是穷苦人家的菜蔬，或年岁歉收时的救荒食草。采择卷耳的过程充满了诗情画意：“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采采”动词叠加，既充满口语色彩，又音韵极美，采卷耳变成了类似于采花扑蝶一样的审美活动。

    水芹是自古食用的一种重要蔬菜，如《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诗经•小雅•采菽》“觱沸槛泉，言采其芹”。可见诗经时代已经广为种植，后《吕氏春秋》称“云梦之芹”是菜中的极品，现在我国中部南部栽培较多，尤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为最。在江苏，水芹还被称为“路路通”，常作为春节期间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

    《诗经•周南•芣苢》篇中，妇女采集芣苢（车前草）是一种由来已久的风俗，古人采其嫩叶及幼苗作菜蔬，是极普遍的救荒本草。此外民间以为食此草可怀孕生子，且可治疗难产，有极强的药用价值，也是朴素的种族繁衍观念的体现。

    《诗经》里有一片绿油油的菜园子，阅读《诗经》中的句子，仿佛看见阳光下一棵棵蔬菜在园子里随风摇曳。

（高智《<诗经>里的菜园子》，有删改）

    在儒家关于国家的制度文明设计中，由《诗经》而衍生出的风雅精神是奠基性的，它构成了中国美学乃至中华民族精神中一个最受推崇的侧面。按照现代学科分类，诗被纳入文学，其价值仅被定性为审美愉悦；与此密切相关的风雅，则仅指文人士大夫所追慕的生活格调和情趣。这种定位，不仅使“文学”“诗学”之于传统中国的意义被狭隘化，而且使风雅之于中国传统制度文明建构的意义也变得逼仄了。那么，关于风雅，我们如何理解它的价值，并认识它的现代意义呢？

    首先，奠基于诗教的风雅之教是一切人文教化的始基。孔子之所以将诗教排在“三教”首位，原因无非在于诗总是传达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美好情愫，能够使人在受教育之初，就因感悟世界美好而兴发良善心志，进而使人性变得积极、健康、乐观。这种心志，是风雅赖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否则就极可能成为缺乏内在根据的假风雅或附庸风雅。

    其次，孔子以“温柔敦厚”为风雅定调，并不意味着为人处世柔顺软弱，而恰恰是要由此彰显超越世俗价值的雄强和果敢。在儒家看来，以泰然心态面对方为真勇者和大丈夫。如公元前202年，刘邦率大军围困鲁国曲阜，面对行将降临的屠城灾难，“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这种对文明价值的无畏坚守，显然是一种大风雅和大勇敢。同时，儒家的温柔敦厚，也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外圆内方，怨刺而不失善意，坚持原则而不伤大雅。

    第三，在中华文明史上，风雅不仅关乎士人个体的精神养成，更关乎家国天下的风尚再造。在个体层面，风雅表现为士人文质一体、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即孔子所讲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家族层面，它表现为对人文教养和知识文化学习的重视，古人所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无一不是将良好家风的养成作为家族延续的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在国家层面，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数千年风雅传统的开端，此后的中国史，就是对这一传统的不断追忆、回溯、复归和发扬。

    需要指出的是，风雅在传统中国，虽然具有多元价值面向，但它归根结底奠基于中国人对美和艺术的崇尚。在一个以礼乐风雅为标识的国度，美和艺术因为对中国文明乃至国家建构的深度参与而显现出崇高性和神圣性。我们今天提倡的“美丽中国”建设，不仅应指自然界山川秀美，同时也应将人文礼乐风雅纳入其中。这种具有鲜明审美特质的立人、立国之道，在世界文明史中，成为中华民族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优良传统。

（摘编自刘成纪《走向风雅》）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高原上的高峰，《红楼梦》让曹雪芹“大名垂宇宙”，令后世无数文人“望峰息心”。付梓二百多年来，《红楼梦》不仅滋养着数代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在器物层面实实在在地彰显着它非凡的魅力。

    最近的一个例证，就是新奥集团携手导演王潮歌，宣布将在河北廊坊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戏剧演出群落——“只有红楼梦”。此前，以红楼梦为主题的建筑群落已有不少，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座大观园，河北正定有荣国府，南京有江宁织造博物馆。在数座城市都可以觅见芳踪，这种情况在其他古典文学名著身上很少看见。为什么是《红楼梦》？也许，只有红楼故事最让国人耳熟能详，只有红楼文化能最大程度唤起人们心中的传统文化情结。

    据说，北京的“中华老字号”稻香村，就得名于《红楼梦》。说起与《红楼梦》有关的建筑，则更是难以尽数。北京大观园原址为明清两朝皇家菜园，始建于1984年，是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影视基地。而位于北京市植物园内的曹雪芹纪念馆，则是中国第一家以曹雪芹、《红楼梦》为主题的历史文化名人博物馆，占地3000平方米，系统展示了曹雪芹生活、著书场景。

    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是由古建专家、红学专家杨乃济先生设计的。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在这里拍摄了近两个月，“元妃省亲”等场景是在这里取景的。

    目光移到南方，与北京大观园明显不同，上海大观园利用江南水乡特点，在园中布置了大面积人工湖泊，形成山重水复、流水人家的江南园林风光。

    与上海同样位于长江下游的南京，旧称金陵，更是少不了红楼文化的标记。南京的江宁织造博物馆，既涉及江宁织造府的历史，还展示了《红楼梦》和曹雪芹家族的兴衰史。

    南京地铁3号线有个很文艺的名字——“红楼专线”，有六节车厢展示了《红楼梦》中六大经典场景。薛宝钗的居所蘅芜苑、贾宝玉的住所怡红院……成了这六节车厢的名片。每节车厢的拉手上，都印有这六个地名标识。

    无独有偶，北京地铁4号线也有个“红楼专列”，车厢以清代画家孙温手绘本《红楼梦》图案进行装饰，展示了“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憨湘云醉眠芍药裀”等《红楼梦》经典回目。北京地铁磁器口站内的壁画，是以红楼梦人物为主题的。因为地铁站附近就是曹雪芹在北京唯一有史可考的故居——著名的“十七间半房”。可惜的是，因拓宽两广路，广渠门内大街207号曹雪芹旧居（旧称蒜市口街16号）已经被拆除。

    红楼文化在今日的繁荣，也体现了中国人日渐增强的文化自信。在迪士尼等西方文化流行的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自处、如何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都是需要当代人做出解答的问题。

    《红楼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摘编自鹿鼎公《只有（红楼梦）》）

    ①人们往往会讴歌“企业家精神”，但却排斥“自利”，殊不知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是自利驱动的，当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行动中获得回报时，他就难有激励去发挥自己的才能，鼓励企业家精神就要肯定人的自利。

    ②人都是想改善自己的境遇，企业家当然也不例外。个体的自利动机既有可能是想赢得他人的尊重，也有可能就是想多赚钱，我们不能对这两种“动机”加以区分，事实上也是难以加以区分的。不同的自利动机都有可能促成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企业家，不能看他的动机，而要看他是不是敢于承担风险，具有创造性和判断力等等。

    ③在合法的前提下，企业家越是自利，越有可能发挥才能。市场竞争促使企业家努力服务好消费者，只有这样，企业家才能赢利。市场经济的奥妙，就是使得企业家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这也是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既然企业家为他人创造了财富，那么有机会获取利润回报也是自然而然的。

    ④从广义上说，“利他”也是一种“自利”，因为利他也是使自己得到更大满足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关心企业家的动机究竟是自利的还是利他的，而是要关心企业家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正当的规则。正当的规则保障企业家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是“自利产生公共利益”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那种最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也是最有利于自己的，这种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被越来越多的人模仿，便成为规则。货币、语言和法律都是这样产生的。这些规则协调个体的行动，把无数个体的自利行为结合在一起，构成社会。

    ⑤在这些正义的规则中，一个重要的规则是“产权制度”。企业家精神必须在产权制度上得到体现，实际上，正是企业家的财产权使企业家承担风险，也获取相应的回报。假如没有人为企业的经营承担风险，那么这样的企业严格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合理的产权制度会把企业家的自利和企业的发展协调起来。假如一种制度鼓励企业家付出，但剥夺他从自己的行动中获取收益的机会，那么这种制度就会扭曲企业家的行为。

    ⑥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家的创造性是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肯定企业家的自利，在产权设计上保障企业家的合法收益权，会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造性，这不仅会促进企业的发展，也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摘编自朱海就《企业家精神与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