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中的帘，品种繁多，状态各异，就前者言，有珠帘、绣帘、画帘、翠帘等等；就后者言，有卷帘、开帘，低帘、高帘，下帘、上帘，疏帘、重帘等等。帘的原始功能在于遮蔽和阻隔，但这种“遮”和“隔”又有其特殊性，它既不像“侯门一入深如海”那样遥不可及，也不像“墙里秋千墙外道”那样难以逾越。可以说，帘之妙处正在于它的隔未全隔，而通未全通，也可以说是隔犹未隔，通犹未通，只看当事人的心态和感觉如何，这便预示帘的阻隔功能具有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双重内涵。以词人常用的“隔帘看未真”一句为例，就可以产生两种感受截然相反的心理。第一，乐观的视角：虽然隔帘看未真，但毕竟是看到了，这是何等的幸福和慰藉；第二，悲观的视角：虽然隐隐约约看到了，然而毕竟得不到真切实在的接触，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和折磨。

    当人与人（通常是帘内的女子和帘外的男子）隔帘相对时，二者就入了一种微妙的情境中。帘内的世界对帘外人言，就成了一种神秘幽深的存在，但这一存在对他而言又是那样的近在咫尺却不可接近，那样地引人入胜却不可触摸。而帘外的世界对帘内人而言，则隐喻着一种美丽然而难以预测的诱惑，一种与当下生存不同的别样的激情与热烈。在她内心深处，不管是接受还是抗拒，那样一种隐秘的渴望已经被点燃。此时的帘，不仅隔开两个人的身，似乎也隔开了他们的心，至少帘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帘内的人对这帘外人的态度是不很明朗的，道是无情又似声声呼唤，道是有情又似诸多推拒。

    有时候，帘内人虽然在场，却未出场，即她只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却未表现出任何情感的波动，这对帘外人来说，似乎更成为一种“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惆怅。如舒亶《减字木兰花·蒋园口号》，帘内的她，既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曾经装点过他春日的记忆，也不知道自己的离去触动了一份敏感的心情。她凌波微步地来，亦是行云流水地去，对于帘外的他来说，显得这转瞬间的相遇犹如一场迷离的梦。

    还有一种特殊场景，即帘外人与帘内人二者之中有一个是不在场的，也就是说有一方是缺席的。一种情境是帘外人的缺席。我们从帘内女子的举动神态及她所表现出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感触与忧思，可以看出她此时此地的寂寞、无聊、慵倦。这一切都隐秘地传达出了对未出场的帘外人的渴望，也是她对一种新的生命与生活的渴望。

    还有一种场景是帘外人在场，而帘内人缺席。也就是说，抒情主体仅看到了帘，而并未看到所想看到的对象，但仅是帘这一物件已引起了他无限的联想。由于帘内人的不在场，因此帘内的世界就不再具有吸引力，反而以它的空洞引起了抒情主体的反感。但他仍然想象着她室内的景象，回忆着曾经的甜蜜与温存。他对她的渴望因了她现时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沉重和痛苦，也因了她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纯洁和真挚。

    帘作为一种柔情而忧伤、具有强烈女性化倾向的意象在宋词中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有词作为一种文体本身的限定，另一方面与宋代士人心态也有较大关联，尤其是对这一意象的处理中，词人普遍流露出一种对现实的无奈情绪，既无力进行抗争，又无法断然舍弃，结果只能在忧郁、感伤、惆怅中自语自慰，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小的柔弱的艺术世界，“一重帘外即天涯”，词人在狭小的情感空间里默默咀嚼孤独与寂寞。

（节选自《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1期，有删改）

刘东生：阅读黄土高原这部大书

刘世昕

    旁人眼里普普通通的黄土却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刘东生心中的宝贝。这位“面朝黄土背朝天”达半个世纪的87岁老人，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的贡献在于通过“阅读”中国的黄土，翻开了百万年前地球古气候、古生态变迁的历史。

    地理学界有这样的说法：目前人类了解地球的自然历史有三本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芯，第三本便是中国的黄土。国际上认为，把黄土这本书念得最好的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东生。

    从1804年以来，国际上对于黄土的成因有两种学说——“风成说”和“水成说”。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东生对黄土高原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实验分析，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等多部专著，提出了有重要突破的“新风成说”。

    1909年国外学者提出的第四纪四次冰期理论，主导了20世纪前半叶的古气候学研究。1958年，刘东生根据黄土中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四次，对经典的四次冰期理论提出挑战，最终建立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理论，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当时刘东生提出，240万年前开始堆积的黄土高原中保存着非常完整的古土壤系列，它们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可以揭示古气候信息。黄土中那些丰富的生物遗迹，就像一部非常丰富的典籍，使人了解200多万年来黄土高原地区，乃至欧亚大陆所发生的重大地质事件，包括生物气候环境变迁、新构造变动、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等。

    为了探究青藏高原隆起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从1964年起，刘东生先后参加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的登山科学考察，多次登上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在那种境界，人类可以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韵味，陶醉于对大自然壮丽景观的畅想。只有被自然打动，才能不断地有兴趣去探寻自然的奥秘。”每每回忆起那些贴近自然的日子，刘东生总是很动情。

    1964年至今，刘东生还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研究，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地球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刘东生带领研究小组运用古地磁年龄测定、同位素分析等多种手段建立了完整的黄土沉积序列资料，并开始与深海沉积物序列对比，使中国黄土成为古气候变化记录的最重要档案库，由此拉开了将中国黄土纳入研究全球环境演化框架的序幕。

   1991年，74岁的刘东生随中国科考队远征南极，在南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5年后，快80岁的老人禁不住北极的诱惑，又远征那里的斯瓦巴德岛，并不畏险阻，登上一座冰川。他说，去两极不是想创造什么纪录，只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什么东西都想亲自看看。刘东生的脚步就是停不下来。2001年这位耄耋老人居然在南海科考船上度过了一个多月。家中客厅里那张他最喜欢的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照片，是他85岁去西藏考察时拍的，对他来说，青藏高原、中国黄土还有太多的故事。

    熟悉刘东生的人都听他讲过这样一则典故：19世纪一位西方地质学家在他的中国之行后说，中国学者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吟诗作画，不喜欢跋山涉水到野外观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他科学领域或可发展，惟有地质学不可能有多大进展。刘东生偏要证明，中国学者不仅懂风花雪月，更吃得起野外科研的苦。受刘院士影响最深的是搞古生物研究的老伴，她回忆说：“我们夫妇俩的青春都献给了野外考察。攀高崖、越鸿沟、睡野外、忍饥饿……都是家常便饭。年轻的时候，家里常常连续好几个月都大门紧闭。”

    2002年，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泰勒环境奖”授予了刘东生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莱士·布洛克。两人都致力于研究全球环境变化，刘东生研读的是中国黄土，布洛克的“书”是深海沉积物。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①也许由于我国在绘画艺术上有极大的成就，而我国的美术实际上可用山水来概括之，因此，在中外文化人士的心目中，中国人是“爱好自然”“师法自然”的。在环境艺术中，我国的庭园尤以“自然”闻名，不但使得19世纪以来的欧西人士产生了向往，也使我国一些建筑界人士常常把造园艺术看做中国建筑艺术的核心而加以夸张，从而大大地强解、误解了庭园的“自然”精神。

    ②大家知道“方外”的意思是指“世外”，很显然，这个方框代表着人世。它不但代表了、暗示着人为的居住环境，同时表示在此环境中所必须具备的行为规范。这个方框的外面，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自然现象。

    ③我们对自然没有恐惧感，世内世外表示我们对不同的行为法则的看法。自然界，具体地说是外界的环境，是反映一种无拘无束的人生观。

    ④当然，真正的自然环境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祥和近人。对自然美的欣赏需要高度的修养，而且必须是精神型的人才成，因为只有在精神化的自然界中，才能克服真实的自然界所加予人类生存上的压迫与威胁。

    ⑤田园诗人与山水画家造成了这种精神化的自然意象。在他们的笔下，自然界是世外之天堂。自然与现世的文明生活环境，不但构成了对比，而且显然形成了两个极端。

    ⑥中国读书人的理想是在世之内外取一个平衡点，亦即所谓“方圆之间”。在世上做一个规规矩矩、顺遂世情的人，又能优游于山林之间，享受大自然的情趣，修身养性，因而能知天命。

    ⑦努力达到这样的实质生活环境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目标。可是这种自然观与环境的创造有什么直接关系呢?其结果在我看来，是臆造的自然。能在高山、深林中跋涉以欣赏自然景色的人到底是不多的，能“悠然见南山”忘却穷困潦倒的人究竟也是不多的。大体说来，真正把大自然当天堂的情形不多，方框以内的文明生活仍是大家所迷恋的现实。在若干世纪的传统之中，文学、艺术所描述的自然环境逐渐代替了真实的自然环境，大部分的中国读书人只能满足于方内的方外感。方外者对大多数人而言，乃是不受约束、不必为生活操心的生活方式，并不真正意味着处于大自然中的生活。

    ⑧我国的园林艺术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下的产物，自汉魏以来就有记载达官贵人经营园圃的故事。依理说，他们应该走出城外，结竹篱茅舍于山水之间的，但他们宁斥巨资造园。自他们的想象中建造一个自然景色的抄本，其目的显然是可兼有俗世生活与自然情趣。因此，园林艺术的开始就暗示着宫廷园林的走向。

    ⑨结果是什么呢?中国人自己塑造的自然，与宫廷富丽的人为环境联结在一起，成为一种很奇特的贵族意味浓厚的空间艺术。自然环境不但掌握在画家的想象之中，而且被建筑物穿插着。至于所谓“自然”的本身，变成一些材料，水、石、花、木，按着诗人画家的想象力组织起来，后来则按一定的公式安排起来。

    ⑩所以明、清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成为自然中的素材。大家对石头很考究，对花很考究，对树木很考究。其结果是堆积自然素材，失去自然情趣。

（摘编自汉宝德《建筑笔记》）

    ①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人工智能正在大放异彩。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使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②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③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研究发现：为了应对各种认知任务，大脑要在短时间内保存和处理各种感兴趣的信息，完成这个过程的大脑系统就是“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是形成语言理解、学习与记忆、推理与计划等复杂认知能力的基础。此外，基于生物层面的神经突触信号传递作用机制、脑区间环路特征、脑信息表达与处理等成为研究热点，这些都为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可以预见，通过脑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神经机制的系统解析，“破译”大脑信息处理与神经编码的原理，再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参照、模拟和逆向工程，将会形成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④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如何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既是时代之问，也需要时代之答。

（节选自2019年1月《人民日报》）

    金观涛先生发表了题为“反思‘人工智能革命’”的文章，文中表达的结论大致是今天面对信息文明高度繁荣的学者们的共识：科学与人文的隔阂甚至对立，对人类科技进步中社会性因素的忽视，导致了技术理性的张扬和人文精神的退化。

    这个视角，从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来看却似乎不成立。在人工智能研究史上，人们对智能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是比较重视的，也有过多次重大的争议和讨论，不同研究领域具有强弱各不相同的立场，从而反映出它们在智能基础问题上的重大差异。

    人工智能具有工程和科学两种不同的维度，前者并不以理解人类智能为前提，主要是利用计算机、数据等资源通过算法加工来完成人类实践生活中的任务；后者则需要从人类智能原理出发来实现人工智能。例如当前的类脑计算研究，是放弃传统的计算机，改为从结构上模仿人脑来开发芯片，从而希望从结构仿真的功能涌现中来产生智能。

    对人类智能的认识是科学家当今面临的难题，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对科学原理的不了解，不得不在工程上进行简化，即不对智能做任何明确的定义，而是在利用人工智能探索智能行为机制的过程中来逐步了解和解释智能的本性，这是任何具有工程和科学双重性质的技术性科学中不得不采取的务实态度，没有这种务实态度，简单地将工程实践和原理在认识论上对立起来，可能会对知识的进步产生不利影响。

    人工智能虽不是理论物理学那样高度成熟和形式化的科学，不具有严密的理论形式，但是其经验性定律及其使用的概念框架、假设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因此当这些定律和概念框架与常识知识中的表述不一致时，往往会形成冲突，但这种冲突可以通过对其定律、理论假设和模型的科学解释，来弥补表达日常经验的常识语言与其定律解释之间的差距，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学科理论的成熟。问题是对于经验定律或理论模型的科学解释是依赖于语境和具体实践的，这种语境反映了解释者所处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金先生就是从传统控制论的背景出发，将当前人工智能和社会的关系，从认识论的角度还原到了错误的概念辨析中，而忽视了在人工智能历史的实证研究中，智能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维度和演化过程。

    从早期人工智能研究中对“智能”概念的朴素性认识开始，经过长期的争论以及工程实践后，科学家已经对“智能”概念有了更加丰富的认识，不仅意识到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智能的重大影响，而且也意识到当前人工智能所面临的重大困难，认为实现人工智能的目标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此，现在我们对“智能”的认识不仅没有退步，反而可能比历史上更加成熟和完整。

（摘编自陈自富《我们对“智能”的认识退步了吗？——与金观涛先生商榷》）

世界需要“中国新思想”

乐黛云

    ①193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生活的艺术》。书--出版就引起轰动，持续52个星期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我国书籍还很少在国际上出现过如此盛况。这种现象说明世界需要于中国的，是不同于他们自己原有思想的另一种思想，不同于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②但是，百余年来，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自觉。中西文化对话中，中国面对的往往是强势文化的灌输和覆盖。中国现代文化和当代学者在国际上也常受轻视。今天，是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对中国文化来说，通过今人的自觉，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中国新思想”，是根本之道。

    ③当代世界深陷各种冲突之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

    ④中国先哲认为，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因此，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所谓“礼”，就是讲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存在，而非强调抽象的人。我国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这个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出发点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更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情理”与西方“理性”的讨论，也引发西方文明对自身的反思。

    ⑤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曾经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几年前出版《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描述了一个不同于帝国理论的、拥有普世正当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中国古代的“天下”，不同于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利益博弈模式，而是一个“至大无外”的思考单位，从“天下—国—家”这样由大至小的方向，思考如何实现各个层次的和谐。

    ⑥“天下体系”不承认存在着无法被理解的“绝对他者”，而相信每个他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组成部分，因此就排除了不可通约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而这种认识正是今日世界所急需的。从此，“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长期拥有文化霸权的“帝国理论”的另一种可替代的概念和思考方式，逐渐引起世界思想界重视。当然，其中也不乏质疑和不同意见，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学者从中国文化引发出来的新思想，已经引起世界性的重视和讨论。

    ⑦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望设计制作好再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和双向自由选择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壁德、布莱希特等人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主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⑧当西方学者吸收中国文化时，首先不是大量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灵感的共鸣，需要从各自的需要和文化处境出发。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以来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尊重对方的处境、意愿和兴趣，而不是主观地强加于人。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虽然本来就是真知与误解并存，自有其片面性，但这些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异文化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⑨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复兴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复兴和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网》2013年8月6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