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城市化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而不断迁入、拓展、优化城市，并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历史过程。又叫城镇化、都市化。城市化的测量标准一般采用城市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且城市化的进程有一定的规律性。R。M。诺瑟姆将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率在0-25％为城市化发展的初始期，城市化发展速度较缓慢；25％-75％为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城市化发展的速度飞快；75％以上为城市化发展的成熟期，此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减慢且相对稳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情况比较如下图：

材料二：

    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伴随大城市人口的快速和高度集中，人口资源的空间矛盾进一步加剧。首先就城市自身而言，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不容小觑。按国际通用标准，当城市辖区内人均建成区面积大于等于250平方米时，通常认为城市无土地资源压力。2010年我国两大一线城市的人均土地面积北京是82平方米/人，上海市仅有56.6平方米/人。其次，人口和产业不断向城市聚集，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需求量大增，并且污染加重，给城市水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另外，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使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而城市市政设施、公共交通以及城市绿化等公用事业却没有跟上。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除了造成城市本身的资源超载外，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东部地区，2010年城市化率为58.36％，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生活垃圾清运量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58.2％、41％、54.7％；另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2.25亿辆，近五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其中北京市2010年民用汽车拥有量达449万多辆，居全国之首。大城市私人小汽车的增加，将直接造成市区交通严重拥堵，增加了尾气排放量和噪音，使我国的大城市环境问题尤为严峻。其他社会问题如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紧张、交通拥堵、社会治安状况糟糕等矛盾日益突出。

（节选自 童玉芬 武玉 《人口与发展》）

材料三：

    另一种情况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起步都晚的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生产和生活在很低水平上有所提高，农村不讲究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过快，人多地少；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工业基础薄弱甚至是无工业化，或者重复投资一些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单纯为了推进城市化让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出现了单从城市人口比重来看的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工业化水平，而从综合的社会经济因素来说的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较低。因此，当城市的人口数量超过城市合理的人口容量时，特别是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企业部门就业的增长速度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增长速度时，就形成了严重的“城市过度膨胀病症”，出现了诸如城市拥护不堪、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现象，同时大量城镇人口缺少就业，产生大量的城市贫困人口，造成“伪城市化”。如墨西哥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市人口比重已达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

（摘选自《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及相应对策研究》）

材料一：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收视与口碑双双领跑。这档现象级节目的背后，经历了哪些千锤万凿？

    《中国诗词大会》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从2014年7月开始筹划节目的激情满满，到2014年12月走访多个国学班看到很多孩子喜欢诗词的信心倍增，再到2015年春天样片拍摄失败，总导演颜芳和她的团队经历了一个“左手和右手打架”的持续过程。规则复杂、气氛高冷、题目太难，都成为阻碍节目推进的因素。

    “窗外雨潺潺，一点一滴全都打在了心上。”这是2015年6月颜芳发布的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因为《中国诗词大会》第10版方案又被推翻了。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是因为坚持了才有希望。”就在颜芳被困惑萦绕的时候，对叶嘉莹、周笃文等大家的走访令她茅塞顿开。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诗词来源于生活，诗词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颜芳感觉到，诗词就是古人的情感日记，节目应该紧紧围绕诗词本体做文章，带领全民重温那些学过的古诗词，创建感情和文化的共鸣，她感觉“这回更靠谱了”。熟悉的陌生题，“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百人选手团——“比什么？怎么比？谁来比？”这个“铁三角”有了答案，其他一切迎刃而解。

    “古诗词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种子的，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颜芳分析了《中国诗词大会》大获好评的原因：王立群、郦波、康震、蒙曼4位点评嘉宾用当下的语汇深入诠释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外延，“技术手段＋艺术表达”的舞台设定，追求极致的视觉效果，简单而有悬念的赛制让观众可以瞬间切入、随时跟随，严格的审看机制为节目高质量播出保驾护航，这些共同成就了这档高雅但不高冷、通俗而不庸俗的节目。

    《中国诗词大会》的全媒体策略也可圈可点。除了在央视网播出，观众在节目播出期间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同步互动答题。此外，节目组还在微博话题、YY语音互动、微信平台等方面开辟宣传渠道，进行多屏互动全媒体整合营销。

    “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定位，创新研发，做最好的自己。”展望未来，颜芳仍如当初般坚定。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7年4月5日）

材料二：

    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当下，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类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

    我们渴望诗意——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中国青年报》2017年2月14日）

材料三：

    今年两会上，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摘自光明网《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从“近”到“进”》2017年4月26日）

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 《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顰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 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 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这一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 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利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曰）

材料三：

    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抗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

材料一：

    粤港澳大湾区又有新动向。近日，有关负责人在回答“粤港澳三地定位”时表示：广深港澳四大城市，都可叫做中心城市，同时，它们在功能定位上又各有分工、各有侧重。

    在华南地区，只有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广州是传统的华南门户城市，也拥有国际商贸中心的超级定位，更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科教文化中心。目前，无论是在铁路、航空还是航运，广州都排在全国前列。就教育而言，广州共拥有82所高等院校，985、211大学数量，位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广州本专科在校生达到了105万，位居全国首位。深圳的优势在于经济竞争力和科技创新力。近几年，深圳频频刷新综合竞争力榜单，并且超过北上广港四大城市位居全国首位。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深圳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两大定位：全国性经济中心、国家创新型城市。近年来，香港衰落的声音不绝于耳，上海取代香港、深圳超越香港的與论更是热议已久。然而，作为世界一线城市，香港是与纽约、伦敦同等的存在。香港在全球金融、专业服务、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短时间内仍然难以被超越。粤港澳大湾区对香港的定位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澳门之所以能够位列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核心原因在于：它与香港一样特殊。澳门虽然经济高度发达，但由于体量过小，经济总量并不突出。而且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过度依赖旅游业和博彩业，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摘编自凯风《官方定调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澳谁是中心城市？》，搜狐网）

材料二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状况

（注）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

材料三：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正式岀炉，作为中国第一个大湾区，它会给中囯未来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网易研究局采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岐。

    网易研究局：大湾区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世界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大湾区，比如东京、纽约、旧金山，粤港澳大湾区相比于世界上的这些大湾区，有什么不同或明显特征？

    武常岐：从物流的角度讲，大湾区的好处是更经济，因为还没有一种运输工具比船运，特别是集装箱更经济，这些大湾区的物流、基础设施是非常有竞争优势的。

    东京大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日本有1亿多人口，但其中东京聚集了几千万人，事实上东京是日本的经济重心，所以其他城市都相对而言是边缘地带。粤港澳大湾区约有7000万人，但后方还有14亿人作为产业的支撑，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其实是整个经济的攴撑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和旧金山大湾区也不太一样，因为旧金山大湾区实际上是IT产业聚集地，产业相对来讲自成一个小体系，结构较为单一。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和纽约大湾区有点相似。因为纽约也是美国经济和金融中心，而且纽约传统产业一直发展得不错，钢铁等制造业实力都比较强，这点与粤港澳大湾区比较相似。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贸易上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有一个显著优势，就是大湾区内部有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从创新上来说，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讲，人才是未来发展的关键，香港很注重人才培养，投入很多资金建设一流大学，比如香港科技大学等。《粵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应该更加强调人才的作用，我比较担心人才不足的问题。

    网易研究局：粤港澳大湾区是否有足够的融资能力支持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对于初创和中小企业来说，盈利能力尚不明确，通常很难从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融到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武常岐：我觉得扶持小企业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应该扶持成长型企业，就是要扶持有成长潜力的企业，这就不是需要银行资金去解决，而是需要创投、私募、天使投资，一旦企业成长起来，银行自然会给它们借钱。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因为做私募和风投还是需要人才，目前这些专业人员还是比较紧缺。市场不是缺钱，而是缺做市场运营的专业人才，特别是新的金融市场形态的人才，去把钱用活，投到该投资的地方。

（摘编自杨泽宇《北大武常岐：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应更加强调吸引人才》，网易研究局）

    材料一：

    2017年度热词，“怼”字当之无愧。这个几乎已入土为安的历史词汇，一夜之间就火了起来。《说文》曰：“怼，怨也。”语言学家说，“怼”字在清代之后的书面文献中就很鲜见了，因此对于现代人来说，把“怼”归为历史词汇、文言词汇都不为过。如今，“怼”这个泛动作性文字，屡上微博、微信关键词排行榜，好像什么热门事件都能跟“怼”扯上关系。经过网络语境的熏陶，“怼”的意思已与最初大不相同。今天我们对“怼”的理解，可以是批评、斥责，在一些地区方言里，也有捅、捶、搡、挤兑、冲撞的意思。

    （摘编自《澎湃新闻》，有删改）

    材料二：

    “怼”是一个汉语字，拼音为duì，会意字，《说文》“心”部，从“对”声。“对”，相持也，可以理解成是互相对峙，底下加“心”，表示心里抵触，对抗，引申为怨恨，故而怼，怨也。

    北方方言中表达“用手推撞”或者“用语言拒斥反驳”的意思并且读音为“duǐ”的字，应当为“㨃”。“㨃”字从手部，本意是“排、推”的动作，引申为“拒斥、反驳”的行为。东北方言中“㨃咕”“㨃搡”即该字用法的例证。大众媒体中使用“怼”来表达该含义和读音是一种错误。

    （摘编自“百度百科”，有删改）

    材料三：

    “怼”，看似简单，却能解释当下许多冲突的状态。“心”的“相对”，那是一种情感的碰撞——“不爽了就要怼”，单个字直捣黄龙，情绪十分饱满。就字形来看，和“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蔺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怼”这个词所体现出的攻击性或较劲的意义在不同语境下会呈现不同的感情色彩。当双方处于严重的敌对立场时，“怼”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甚至伴随肢体冲突。这种“怼”往往有非理性的成分。当双方立场并不构成严重对立甚至关系较好时，“怼”的攻击性较小，甚至很多时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轻松、友爱互动，这就为其进入年轻人主导的网络交际系统提供了可能。

    除了和与“怼”在一起产生的各种词组配搭成口头禅，多数年轻人的手机收藏夹里，都有几个经典的“怼人”表情包。“就喜欢你看不惯又干不掉我的样子”“看在你丑的份上，就当你是对的吧”，还有人用英文、日文来助阵。

    社会学家认为，“怼”作为一个从方言中演变而来的流行语，有代替网络用语“撕”“掐”的趋势，“怼得好”比“骂得凶”更有话语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网评人“竺子”说，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向来有明哲保身的哲学。不少人的人生轨迹，都会经历从“初生牛犊不怕虎”到“人到中年万事休”的演变。我们不否认，这种处世哲学与行为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发展到极致，则未免显得平庸。

    当“怼”作为一种维护正确价值观、明确底线、合理表达愤怒的姿态出现在年轻人中时，不失为一种个性的张扬。自习室里，你想看书总有人嘻嘻哈哈；深夜的宿舍，你想睡觉偏有人开着音响打游戏……网民“柴尔德”觉得，遇到这样的事情，“该炸就要炸，该怼绝不怂”。

    比起发个朋友圈抱怨一下，当下的部分年轻人更信奉“机智怼回去，潇洒怼一回”，认为这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纠正错误。“知乎”网民“simple”说：“怼完几次，生活明显不一样了。思考怼和不怼的结果哪个能让你现在和以后更舒服，后果你能接受，承担得住，那就量力而行地怼吧。”

（摘编自《半月谈》，有删改）

    材料一：

    多年后回望自己的青葱岁月，殷鸿福院士也曾反思，“错走了一条‘死读书’的路”。“中学时代是思维养成的关键时期”。中国多年来能在自然科学领域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人很少，“最根本的就是批判性思维欠缺导致的原创力不够”。“现在被认为离经叛道的，不一定没有其合理的内核，就算你认为它是错的，但是里面也可能有一部分对的，将来把有益的剥离出来，也许就颠覆了现在的观念。”殷鸿福建议，在中学时代，老师应该多发起讨论，让学生能大胆的发表意见，“每个东西都启发他想一想‘为什么这样、是不是对、对在哪儿’，养成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摘自《殷鸿福院士：批判性思维要从中学抓起》，《中国青年报》2019年7月3日）

    材料二：

    图1 高中类型与期望大学类型的学生HCT成绩比较

    注：HCT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测量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标准化考试，最低分30分最高分50分。括号中数字分别为来自重点高中和普通高中的选择相应期望高校类型的学生人数。

    （摘自凌光明 刘欧《中国高中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初探》）

    材料三：

    实际上，批判性思维是审慎地判断是非和正确决策的能力，是集知识、价值和思维方法于一体的综合能力与品格。其要素包括理性，即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以科学知识和逻辑规划为基础，同时还要排除情绪、利益、偏好的干扰，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和立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社会性思维，是对社会的责任体现。

    就新课程需要革除的对象来看，应试的教育及其学校办学的危害不是表面上的师生压力大、任务繁重、学习乐趣的失去，而是大量的无思维含量和思维品质的机械性知识学习排挤了思维在场的高质量学习。学习的含义上要素“情境（现实的需要）、实践（方法）、思维发展与提升（品质）”构成了新课标突出强调的“让学习真正发生”，缺一不可，这也正成为新课标背景下学校课堂教学改革以及伴随的学业质量评价标准研制和高考改革的核心。

    （摘自周晓阳《批判性思维是学习品质的保障》，《中国教育报》2018年11月8日）

    材料四：

    现阶段，批判性思维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还不够。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康宁总结了改革难的原因，包括利益的冲突；有良好愿望，但目标脱离实际；旧的文化和习惯的阻碍，导致执行中的推诿拖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这些原因确实存在，不过在我看来，原因中还漏掉了重要的一点，即在教育教学改革理念方面，大家缺乏正确的和明确的共识。比如，减少知识性传授的目的到底为什么？

    2005年，国家提出“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重大战略”，要求在15年内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核心位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从2005年起有更多学校开展批判性思维教育，培养学生求真、开放的精神和探究实证的技能，那么我们对未来的底气和希望是完全不一样的。

    时不我待，如果现在开始这样做，下一个15年到来时会怎样呢？

（摘自董毓《批判性思维教育：时不我待》，《中国教师报》2019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