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际上是个宅男

回声报：您是个低调的人，我们希望了解您是什么样的人，您的童年是怎样的，您来自哪里？

任正非（以下简称“任”）：我认为自己从来都很乐观，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我都很快乐，因为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处境。包括小时候很贫穷，我也认为自己很快乐，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别人的富裕是什么样的。直到40多岁以后，我才知道有那么好吃的法国菜。我小时候生长在贵州的一个少数民族边缘小镇(镇宁县)，虽然我父母他们没有给我们宽松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在我们的教育上付出非常大。

费加罗：华为公司的名字是您建立初就起的，还是后来起的？华为是中国繁荣的意思？任：我们当初注册公司时，起不出名字来，看着墙上“中华有为”标语响亮就拿来起名字了，有极大的随意性。华为这个名字应该是起得不好。因为“华为”的发音是闭口音，不响亮。所以十几年来我们内部一直在争议要不要改掉华为这个名字，大家认为后面这个字应该是开口音，叫得响亮。最近我们确定华为这个名字不改了。我们要教一下外国人怎么发音，这个名字，不要老发成“夏威夷”。

世界报：为什么你只有1.4%的股份，而不是更多，以便更好地把握企业的经营？

任：为什么要持有更多的股份？能不能解释一下？难道我要一辈子承担企业的经营责任吗？迟早一天我会得老年痴呆的。总有后面的人比我们优秀，就让他们去管好了。

费加罗：您想怎样把您的股份传给子女？

任：我太太的观念是把儿女培养成有能力的人。我赞同她的观点。我太太为了教育孩子，一生就是做家庭妇女。因为我孩子总体教育是成功的，所以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财产怎么分配的问题。

新工业：您刚才说华为现在处在转型时期，你们在国外有很成功的发展，很多研发力量在国外。您觉得在哪些方面的欠缺，还不具备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公司？

任：转型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我们还在逐步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国际化模式。所以我们在慢慢地寻找真正的国际化。我们也不怕别人说我们什么不好。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不好。如果我们真正没有什么问题，不在乎别人是不是说我们不好。因此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要保持自己真正的好。

观点报：您刚才提到您年轻时是从书里了解世界的，都有哪些书？

任：看了哪些书我确实是不能回答出来。我实际上是个宅男，我没有其他的生活爱好，下班就回家，不是读书就是看电视，看纪录片，看网络。我阅读速度非常快，书读得很多，不知哪本书影响了我，哪件事影响了我，思想是怎么生成的。我脑袋里产生的想法我也找不到源头在哪。

世界报：您一生为人低调，媒体见得不多，为什么今天您这样做了？而且选择在法国？任：我一贯不是一个低调的人，否则不可能鼓动十几万华为人。在家我平时都和小孩一起疯。家里读书的小孩经常和我聊天，我很乐意夸夸其谈。我并不是像外面媒体描述的低调的人。我很重视中欧关系的解决，华为和欧盟关系的解决。我在英国、很多国家都会见过媒体。法国代表处老是叫苦，说你不出来见媒体我们不好做工作。我就说，有空我们就见见。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家，为什么不只看我的主流，忽略细节，一起浪漫呢？

（摘编自《任正非接受法媒采访：我实际上是个宅男》）

相关链接：记者：当下全球经济不景气，华为却逆风飞扬。华为成功的基因和秘诀是什么？任正非：华为坚定不移28年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我们成长起来后，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

记者：美国硅谷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国创新的希望何在？

任正非：“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论基础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长的时间。我们搞科研，人比设备重要。（摘编自新华网《新华社记者对话任正非：八个问题读懂华为》）

材料一：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摆上了各地的零售摊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今年放不放鞭炮”的大讨论。

    昨天，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号召市民绿色环保、文明出行，留住“北京蓝”。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人群82.9%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算燃放烟花爆竹，比去年同期上升6.4个百分点。按照规定，如果在春节期间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以上预警，北京市将全面禁放烟花爆竹，98.3%的受访者表示会严格遵守。

    昨天，法晚记者从新浪微博等多渠道随机截取的1.8万余条网络留言显示，近四成网友不想燃放烟花爆竹是出于保护空气环境考虑，另外，有近一半的网友建议各地组织一次集中燃放，既安全又环保。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长期肆虐，人们对蓝天白云的迫切渴求，呼吁不放烟花爆竹的民声已经越来越强烈。首都文明办顺势而为，发出倡议，语言亲和平易，感情真诚友善，可谓顺应民心之举。相对于此前河南“禁炮令"的朝令夕改，高明了太多。

    穹顶之下，雾霾肆虐，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少有人是彻底的无辜者。人类存在于城市之中，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每辆车都会排放PM2.5，每个家庭都在使用和消耗能源。通过自身行为的克制，为环保尽一份力，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然而，自觉行动是一码事儿，强制限制是另一码事儿，春节期间的“禁炮令"不是不能出台，是确需充分的民意支持、经过充分商讨，完成行政和法律程序，方可实施。在此之前，引导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每日新报》）

材料三：

    给“鞭炮热”降降温确有必要。除了不安全的因素外，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最近几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普遍偏差，一级二级预警天数显著增多。而燃放烟花爆竹，往往会对本来就很差的空气质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台禁放、限放烟花爆竹措施，确实大有必要。

    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这个无可厚非。尽管烟花爆竹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亦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过年嘛，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庆祝方式。但前提是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的举动，到头来只会是害人害已。而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积极寻求新的、更安全、更环保、不扰民的过年方式，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说，确有必要给当前的“鞭炮热”降降温了。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四：

    近年来，各地对于春节烟花爆竹的管理从限放到禁放，体现的是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而普通民众从对禁止放炮规则的抵制到主动遵守，也说明大家环保意识在增强，人人都希望过一个祥和绿色的健康年。电子鞭炮作为年货“新宠"持续走俏，就是环保宣传、民众自省的最佳佐证。

    事实上，“年味儿”并不等于“炮味儿”，传统的中国年有丰富的年俗，少了鞭炮，还有祭灶、除尘、写春联、挂年画、贴窗花、蒸年糕、包饺子、守岁、拜年、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赏灯会等，这些方式都会使年更有味道。

    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承担责任，自觉放弃燃放爆竹，为改变公共环境尽一份力，形成了政府提醒、百姓配合的社会管理新局面。它的价值将远超春节不放爆竹本身。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一：

    关于“浙学”与“浙东浙西学派”的理论内涵、基本精神与当代价值等问题，一直为探讨浙江思想文化史的学者所关注，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浙江文化史上虽然有浙东、浙西之分，但仅仅一江之隔，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从文化上将其截然隔开或对立起来的。在浙江学术史上，浙东、浙西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害切、互相影响。如明末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属于浙东之学，但蕺山弟子中却有好几位浙西学者，其著名者如陈确属于浙东王学，而张履祥、吕留良则属浙西朱学。

    （摘自吴光（“浙学"的时代价值》，有删改）

    材料二：

    在思想学术史上第一次对“浙学"进行较系统的植理、描述的是《宋元学案》。虽然《宋元学案》的作者黄宗羲在该书中十分了解朱熹对“浙学"的批判否定态度，但是大概由于自宋以后围绕“浙学”的言说环境退渐起了变化，以至在《宋元学案》里，这种语境已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即由先前对“浙学”的贬低、否定转而为颂扬、肯定。所以尽管《宋元学案》里对“浙学”概念内容的理解基本上是与朱熹-致的，但是范围却更宽了一些，而且显然对“浙学"采取了同情、肯定的态度。它对“浙学”的兴起、演变及其内在的“学统”等都作了生动的解说，从而第一次在中国的思想学术史这一大的话语背景下展示了“浙学"的一个基本面貌。

    （摘自朱晓鹏《浙学刍议》，有删改）

    材料三：

    学者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吕、陈、叶为实学。由于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多谈心性义理，吕、陈、叶（吕祖谦、陈傅良、叶适）多谈事功实学，学者遂称程朱陆王为性理之学，吕、陈、叶为事功之学。此是大概言之，若细究则缝隙颇多。其实，宋元明清儒家，一般言心性义理必言事功，言事功必说心性义理：其言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分，其效果亦有远近高下之异，然其合心性与事功为一之宗旨却一致。如果把心性之学与事功实学人为加以割裂，非此即彼，造成对立，则难以窥宋元明清儒学之真相。而作为宋元明清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浙学”，其追求心性义理与事功实学之统一的宗旨是一致的。若考察浙学人物的具体行述就会发现，无论是倾向事功实学的吕祖谦等人，还是倾向于朱子理学的金履祥等人，抑或是倾向于心学的王阳明等人，他们所讲、所行不外乎正君心、论国是、上策论、辩王霸、讲义利、分夷夏、明出处、治州县（具体包括治盗、练兵、税、钱、粮、河道、水利、社仓等），以实行经济事功；不外乎办学校、兴救化，即通过书院讲学、讲会、科举、家规、乡约、社仓、义学、社学、家礼等方式推进儒学的社会化，使儒学上达为国家的主流思想，下流为一般的社会观念，并内化为人的良知心性。

    （摘自王锟《整体主义视域中的浙学》，有删改）

    材料一：

    近日，一项调查显示，46%的人认为出门不带手机比出门下雨没带伞的情况更槽糕，而手机未带或被偷就感到紧张的人则高达90%。这些数据表明，手机在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愈发不可或缺的角色。

    与此同时，有关“手机使用依赖症”的说法甚器尘上，认为频繁使用手机是一种新的心理疾病，并与孤僻、自卑等性格画像联系起来。这些把手机使用与心理健康相对立的观点，反映着现代医学对身体话语权的争夺，而现象背后的时代变化，却往往被搁置一边。

    其实，“手机依赖”不一定是人们“离不开”手机，比如有的人出于工作需要需实时关注讯息；有的人因消费支付不得不“机不离手”；有时候，手机还承担着某种象征性功能——如果在社交场合中，你不太想和别人说话，那装作玩手机不失为一个避免尴尬的借口。

    (摘编自《别把“手机依赖症”太当回事儿》《广州日报》2018年9月26日)

    材料二：

    图一：消费者对各类手机应用的使用频率

    图二：智能手机使用轻度使用者与重度使用者占比

    图三：智能手机重度使用者年龄段分布

    （资料来源于“德勤咨询”）

    材料三：

    近年来，呼吁警惕“手机依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这种呼吁的初衷不难理解，但“手机依赖”真的有那么可怕，值得如此忧心忡忡吗？到底何为“手机依赖”，从来就缺乏一种准确的定义。在今天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对日常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与人的紧密性越来越强。

    当然，当“手机依赖”被作为一种问题看待时，它往往被默认为是一种需要干预的“心理疾病”，比如使用手机在一些人那里成了下意识的行为，空闲时间被完全用手机来打发。这种倾向确实不值得提倡，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要防“沉迷”。它对应的可能是时间的浪费，甚至是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的“异化”。

    (摘编自《理性看待大学生“手机依赖”》《中国教育报》2018年4月24日)

    材料四：

    “手机依赖症”的典型心理是，手机必须随身携带，如果没带手机就会坐立不安、魂不守舍；并且即使没有明显需要，也常常会不自主地看自己的手机，一旦信号不满或者电量不足之时就会非常没有安全感。

    手机的出现本来是为了使沟通更加便利，然而在手机依赖症的襄挟之下，过度使用手机却使人们变得更加孤独。手机等多媒体工具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持续的“多任务”状态，甚至会导致“注意力缺失”，以及思维和语言的碎片化，非常不利于逻辑思维的进行。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而言，智能手机的功能异常丰富，原本应该是睡觉的时间可能玩兴正浓——还在不停地刷微博、聊微信、玩游戏等，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规律，导致第二天精神萎靡。有研究显示在床上使用1个多小时手机等会发光的电子产品，会阻碍人体生成褪黑素，生理周期将受到影响，开使睡眠处于浅状态。人体生物钟长期被打乱，则会影响新陈代谢、情绪、免疫力，导致疾病多发。

(摘编自《手机依赖症危害大可使身心受累》《中国经济网》2018年1月9日)

    材料一

    ①2017年5月10日，首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品牌日”，宣示着一个“质造”和“智造”时代的来临，这不只是仪式，更是一种使命。从外部环境看，我们正站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路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低成本取胜已难以为继，以质取胜是必由之路。

    ②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自有品牌在世界100强品牌当中却只有一个。尽管近年来，阿里巴巴、华为等一大批中国品牌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新模式、新动能的生动注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国际知名品牌少，品牌影响力弱，品牌话语权小，品牌总体形象欠佳。

    （摘编自《担起建设品牌强国使命》）

    材料二

    ①一个小小的马桶盖，备受热议，与其说触及了“中国智造”痛点，毋宁说触碰了中国品牌的“弱点”。那些卖断货的日本马桶盖，实际上不少产自中国，销往日本，又被中国游客买过来。

    ②媒体曾披露了一个案例，杭州一名居民在日本大阪购得一个马桶盖，发现产地竟为杭州下沙，感叹“兜了一大圈，买到的居然还是自家门前生产的东西”。

    ③很多时候，国货不是质量不行，而是知名度不够；不是价格高昂，而是没有形成与品质相匹配的品牌效应。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中国品牌有过一段群星灿烂的历史。从熊猫彩电、燕舞录音机、雪花冰箱，到双星球鞋、海鸥照相机，再到英雄钢笔、乐凯胶卷、龙虎牌清凉油，国产品牌装点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品牌曾经有过的辉煌，足以说明民族工业有基础也有实力，中国制造有市场也有潜力。

    ④也要看到，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叫得响、立得住的中国品牌还不够多，从“连圆珠笔头上的笔芯钢珠，我们都生产不了”，到中国游客在海外被称为“会走路的钱包”……一幕幕场景逼迫人们思考：如何才能打造更多树得起的中国品牌？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给出答案：“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此次《行动计划》从实施层面加以推进。没有品质，就形成不了品牌；不增品种，就难以满足消费者所需。

    （摘编自王石川《中国品牌当能纵横四海》）

    材料三

    ①中国的消费市场升级，可能会孕育出一批高品质的本土品牌甚至是伟大品牌。只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故事会发展得这么快。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从果汁、化妆品到牙刷，被国际大牌拿走的市场份额，正慢慢被本土品牌拿回来。中国城市快速消费品市场去年増长3%，但本土企业销售额增幅超过8%，相比之下，外国品牌只增加1.5%.

    ②有观察家分析，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的最大优势是“察言观色”：及时捕捉个性化消费时代变动不居的需求，准确把握国际流行后适当加入中国元素逆向设计，面对喜好的变化可以更快掉头。而一些跨国公司发展乏力，正是由于决策与市场的分离造成了信息传递的“竖井”。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国际大牌在大型百货店、超市、免税店的渠道优势，为国产品牌的崛起提供了另一个支点。更懂消费者的产品设计、更轻便的营销模式，让国产品牌在市场升级的过程中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③事实上，随着中国消费市场逐渐进入品质时代，打造一批优秀甚至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不久前，老牌化妆品牌百雀羚成为有美妆研发“诺贝尔”平台之称的国际化妆品化学家联合会（IFSCC）首家中国金牌会员，几乎同时，它的一次互联网传播，也惊艳了年轻人和营销界。

（摘编自何鼎鼎《读懂品牌消长背后的观念之变》）

从《士兵突击》《鸡毛飞上天》到《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从黄金配角到绝对主角，十四年大浪淘沙，张译成长为影视界的中坚力量。他通过精心塑造角色，弘扬着时代的主旋律，使一个又一个形象深入人心。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张译，人民网文娱专栏（以下简称专栏）对张译做了一次专访。

谈电影：“流着泪把剧本看完”

专栏：接拍电影《金刚川》之前，也有其他好剧本找你，犹豫过么？

张译：有，但是我就喜欢这个主创团队，而且我是流着泪把剧本看完的，同时我和这个故事还有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1997年，我考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话剧团，当演员要先当兵。我的新兵生涯在24军70师210团3营4排1班开启。就这样，在最基层的步兵连队中，我完成了向军人的转变。

《金刚川》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金城战役前夕，而金城战役中负责压制金化至金城之间公路的部队正是24军。能够在23年后去演老部队曾经的光荣历史，内心感慨无以言表。我觉得我必须去演，责无旁贷。

专栏：“张飞”这个角色是为你量身订做的吗？

张译：不是。人物原型名叫刘四，他是一位非常传奇的高炮手。在高炮班仅存他一人的情况下，他身负重伤，还打下了一架战斗机。这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因为每门炮需要编制7个人才能把它开起来。《金刚川》中很多情节都是基于真实素材，当年志愿军战士所面对的境遇更加残酷。在极端条件之下，中国军人无坚不摧的战斗精神，也是我表演中信念感的来源。

专栏：电影中，你用半残之躯控制一座高炮，还有不少高难度的戏份。有网友评价：不着痕迹的表演，又显得毫不费力。

张译：确实只是“显得”。演员这个职业像魔术师，观众只看表演结果。一旦看到魔术背后的秘密，或者看出表演是吃力的，整个魔术就失败了。演员一旦演砸了。就是影响整部电影。一旦开机，演员的体力精力，或是脑力心力，还得加一分控制力，都必须调整到极致。至于吃力与否，是我们演员自己的事儿。

谈表演：“两个字一一很难”

专栏：你曾经参演过多部军事题材作品，比如《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十年从军经历，对你演绎这些角色有帮助么？

张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所谓“千人千面”，军人也一样。但是出演军人角色，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具备基本的军人素质。要想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军人，没有两年做不到。

举个小例子，当没当过兵，看他穿军装的样子就一目了然了。因为我们常年穿军装，就知道肩膀怎么使劲，腰腿怎么用劲。而这种“劲”会形成一种习惯体态，好像军装就长在你身上一样。感谢十年军旅生涯，让我更能感受到军人风骨，对我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专栏：可否分享从艺以来你对表演的理解和体会？

张译：表演是一门学科，是需要在理论指导下完成的、以丰富实践为前提的、不停完善改进自身的、不断接受市场观众检验的、职业风险和代价巨大的、无法被人理解又无需任何解释的工作。这些年的体会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完，两个字——很难。

角色演得越多，创作瓶颈就越窄，能力的天花板也就越低。好在现众一直包容，好在前辈始终关照，总有些角色和作品会影响一些人，让我的职业有一份尊严，让我的工作有那么一点社会价值。这是我的荣幸，感恩！

（摘编自人民网文化频道《张译解读<全刚川>，为何能演活中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