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哈佛大学到合肥科学岛，强磁场的吸引力无需衡量；从扬名美利坚到报效祖国，不计得失的人生续写壮美的诗篇，”从2009年开始，在留美博士后王俊峰的带动下，8位在美的哈佛医学院博士后于八年前相继归国，扎根合肥科学岛，潜心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现在，合肥科学岛上不仅有这八位哈佛归来的博士后，还有几十位“海归”科学家，他们不计名利，一腔热血，克服家庭的种种困难，只想为祖国的科学创新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摘编自《合肥在线》）

材料二：

    近期，“八剑下哈佛，共聚科学岛”的话题广为流传，堪称继杨振宁、李政道后，海外留学人才回归祖国的又一段佳话。

    在我国历史上，已有两次留学生“归国潮”，分别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90年代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笫三次“归国潮”便开始孕育，“八剑下哈佛”便是典型案例。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研究结果显示，自2008年以来，我国正在由高端人才流失国逐渐转为最主要的高端人才回流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是指同一时段内，留学回国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比率。留学人员回流率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出海外留学人员的流动状态，是测算留学回国人员规模的主要统计方法。

图1：第三次“归国潮”回流率统计     图2：2013-2016年出国留学与回国人员统计

    除了回流率，2010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长率与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间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甚至在2016年出现了“逆转”。

    海外人才专属发展平台Lockin China联合全球名校中国职业发展联盟（GUCCU）以及招聘兄弟会发布的《2017海外人才就业分析报告》显示，54。8%的海归主要看重国内经济形势发展好，还有超过40%的人认为家庭、朋友图都在国内，因此选择归国发展。

    该报告显示，导致留学生回国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英国以及澳洲移民政策收紧，留学生毕业后难以留在留学国家继续发展，因此造成了大批的海外留学生归国的现象。报告显示，2017年的归国人数预计突破60万，这个数字将明显超过今年出国留学的总人数。

（摘编自2017年9月7日《每日经济新闻》）

材料三：

    虽然不少與论在解读“归国潮”时，认为主因是国内就业吸引力增强，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出国留学的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10年前，我国出国留学，基本上还可以界定为“精英留学”，大多数选择出国留学者主要是到国外名校攻读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从2007年到现在这10年间，出国留学的数量出现“井喷”的态势，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出国留学群体整体质量参差不齐。既有传统的“精英留学”，又有到国外读一般普通院校的“大众化留学”，同时，也存在学力较弱的学生到国外“混文凭”的现象。二是出国留学低龄化。目前，到国外接受高中以及高中以下教育的学生比例接近30%。

    观察出国留学结构的变化，就不难解释“归国潮”现象了。2007年后快速增加的出国留学学生，在2011年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此时相较于陷于泥潭的西方国家，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势头对他们有很强吸引力。这其中，不乏一些竞争力偏弱的人群，这也提高了回国比。

    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出国留学中的精英留学群体，有多少选择回国，这对评价出国留学的价值和我国对人才的真实吸引力极为重要。对此，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负人曾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到87%。”这说明，大规模“归国潮”中，精英人才的比例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外，部分“海归”回国后“水土不服”，这其中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相当一批人的原因在于，在出国留学时盲目选择，并未做好长期和科学的出国留学规划；有的学生是想“逃避”国内高考而选择出国留学；有的认为只要拿到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可混到一张文凭；还有的在国外求学期间严重缺乏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自主规划能力，导致毕业时缺乏竞争力。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出国留学走向大众化，我国必将从原来的“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用人单位和社会不可能再完全按学历和留学与否的标准评价、选拔人才，而会更加重视人才本身的能力和素质。高等教育将摆脱学历教育导向，重视受教育者的能力培养，而每个受教育者也应该基于个体能力、素质的提升来规划学业发展、教育选择，而不能再仅仅追求学历或身份。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作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材料一：

    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56.11万。其中，2016年海外人才归国率高达79.4%，共计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在中国强势发展的大背景下，巨大的“人才磁铁”效应正在全面显现。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现象级的人才回流态势，对于迅速崛起、走向复兴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好事。而且，随着人才国际化大势，不仅中国留学生纷纷选择回国发展，很多“洋人才”也倾向于来华“淘金”。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内地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和吸附力与日俱增，在职业发展机会方面已位列全球前茅。从业领域渐由科研向创业、公共服务等多元化扩展，人员结构从“高精尖”向多层次转变，这种全方位的“登陆”，正促使中国从过去的“智力出口国”转向“智力进口国”。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海归潮涌是国家实力的直接体现，也是国家潜力的有机来源。我们不仅要张开双臂欢迎八方人才，更要把那些“千里马”用好，确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人才资源这个第一资源成为赢得未来最坚强的战略支点。

（摘编自邱亭《“最大海归潮”会来得更猛烈》，2017年11月10日《北京日报》）

材料二：

    现在留学生回国后发展机遇多而广，其中一条越来越宽的道路就是自主创新创业。海归创业早已有之，但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一批归国学子创业呈现出新的态势。

    今年8月12日发布的《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在国内创业的新生代海归中，半数左右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武汉这5座城市，呈现“一线城市为主导，二线特色城市快速崛起”的特点。在创业行业分布上，海归偏好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领域，最集中的是信息产业，占比近五分之一，其次是服务和文体教育、工艺美术。

    与物质条件相比，新海归更注重精神追求与价值实现。“如今，‘发展’成为点燃当代年轻人内心激情的火种。”北大创业训练营首席执行官王健表示，“欧美国家给年轻人留下的机会太少，加上语言文化隔阂，他们的才能与价值体现大多呈现等量偏弱的关系。”各国留学生都可能面临这一窘境，但中国留学生最为幸运的就是他们身后遍布机遇的祖国厚土，一个蓬勃创新的环境能让青年的个人价值和理想抱负实现几何级的增值爆发。

    对当代归国学子而言，他们的激情还基于对祖国发展的坚定信心。他们在出国前就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因此，大量留学生的人生规划中，选择“暂时离开”的目的直指“凯旋”——在海外提升自我，有一定积累后果断回国，投身创业大军。这也是青年海归创业者群体的一个新特点，即将个人前途与国家发展机遇紧密结合，相互成就。

    除了客观条件的变化，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促使海归们思想解放。王健分析说：“当留学生看到国内80后、90后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创业者，他们也会想，自己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对于留学生回国创业热潮的未来，陈庚和王健所见略同：目前，归国学子创新创业正值爆发期，此后，热潮将逐步稳定下来，确立起更成熟的发展模式，前景会更好。

（摘编自陈沫、王庆环《发展机遇点燃喷薄的创新力》，2017年9月12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回国后，舞台更大，更有归属感。”走进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究员张欣的办公室时，她正埋头工作。

    张欣2012年7月从哈佛大学医学院回国，从事磁场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她和同事的最新研究发现，磁场可以改变肿瘤细胞中一种蛋白质的排列，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相关发现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

    许多海归博士共同感受到“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因为经济下滑而大量缩减科研经费，给项目制的科研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但国内情况恰恰相反。”“现在的科学研究需要整合越来越多的资源、学科和人才，集中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交叉研究，而中国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能从国家层面集中统筹各方面的资源和人才，参与到同一个大型科目项目当中。”

（摘编自徐靖《科研报国，快马加鞭》，201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汉语就已形成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和“通语”了。秦汉时代，语言的统一性更强，西汉扬雄的《方言》中出现了“通语”“凡语”，就是指当时的共同语。东汉时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等，都曾先后成为汉民族的共同语。金、元、明、清四代都曾建都北京。由于政治、经济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北京话成为明代“官话”的基础语言，“官话”成了明清时期的“共同语”。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完整地赋予了“普通话”科学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个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

    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音，是以北京语音的系统为标准，并不是北京土音，也不是把北京语音的一切读法照搬。因此，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消灭北京土音，但方言的力量必然会减弱。

（摘编自潘佳《普通话的前世今生》）

材料二：

    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是与时俱进的：1955年，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提出的方针是“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7年，这个方针增补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92年，推普方针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新世纪大体还是延续着这个方针。

    普通话的规范使用，是形成和实现社会语言生活和谐的必要条件，是人们语言素养和语言能力的体现和表征。诚然，普通话的规范使用不是阻碍语言的发展变化和遏制语言的修辞创新，而是有助于引导语言的健康发展和有效地进行修辞创新。而经典就正是这种规范的生动体现和修辞创新的真正榜样，所以要向经典学习，展开经典朗读、诗词吟诵、演讲比赛、咬文嚼字等活动。从经典中人们会发现：语言的使用，“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摘编自陈光磊《普通话，规范着才是美丽的》）

材料三：

    长期以来，有人把推广普通话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政治意志，这是片面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需要有一个沟通各族人民的共通语，以方便交际，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感。

    当今，跨区域合作、全国市场趋于一体化，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更加需要推广普通话，以方便交际，减少语言成本，促进民族地区和汉语方言区更好地分享全国市场，加快发展。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推广普通话可帮助大众更好地融入社会、享受公共服务。

    会讲普通话有助于争取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有助于获得更高的收入，有助于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懂一种语言或方言只能跟本地人打交道，学会了普通话不仅能跟所有讲普通话的人直接打交道，而且还可以跟所有懂得普通话的讲其他语言或方言的人直接打交道。这不仅扩大了个人社交网络，也可带来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我国进入了“强起来”的新阶段，世界也面临新的变局。新形势下，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也有了新需求和新任务。有哲人说：“语言永远与实力相伴！”古代拉丁语、法语、汉语的辉煌，今天英语的强势，都证明了这一点。可见，以推广普通话为抓手来全面提升国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更具有助力国家“强起来”的重大意义。

（摘编自赵世举《推广普通话是发展的需求》）

材料四：

    新时代，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呈现崭新局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普通话普及率达到73%以上，语言交流障碍初步消除，社会用字进一步规范；中国诗词大会等优秀语言文化品牌活动广受关注和赞誉；世界语言大会成功举办，中文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语言，全球学习人数迅速增长。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承载的中国智慧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语言文字又一次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和光辉，中国人民沉淀了几千年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这些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摘编自杜占元《普通话助力建设语言文化强国》）

材料一：在线旅游指的是通过网络的方式查阅和预订旅游产品，并可以通过网络分享旅游或旅行经验，而非通过在线(网络)的方式旅游或旅行。在线旅游不但没有偏离“旅游”，反而进一步丰富了旅游，并且方便了旅游，促进了产业发展。在线旅游服务的核心功能有下面两点：

①甲______________。无论互联网发展到什么程度，客户都不可能自己在无尽的信息中整理和分析，所以他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公司整理所有信息，但是这些公司提供的信息需要尽量客观中立，以便于他们做出明智的选择。

②乙______________。旅行让人期待，但安排旅程却可能令人头疼。关于航班、酒店、租车、景点玩乐等各种信息让人应接不暇，无从下手。许多旅行服务商都在尽力带来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为顾客提供机(车)票、酒店预订、系统对接服务等。

(摘编自中华网《中国在线旅游的发展历程》，有删除)

材料二：

注：该表是2016年四个季度和2017年前三个季度的统计情况。同比增长是指和上一年同期相比较的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有删除)

材料三：随着中国旅游市场的迅猛发展，以主要提供旅游搜索、旅游评论和推荐等服务的媒体类网站将会凸显其巨大的市场价值。展望未来，中国在线旅行预订市场呈现出三大特点：

③丙__________________。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方面在线旅游企业与中上游产品供应商的合作日渐紧密和多元化，使得旅游企业能够更好地开发出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在线旅游企业与平台、门户、社交媒体的合作日渐丰富，这种与平台、门户、杜交媒体的合作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大范围内的用户覆盖以及用户的无缝浏览和预订消费。

④丁__________________。随着智能手机的进一步普及，基于LBS( Location Based Services的简称，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确定移动设备即用户所在的地理位置；二是提供与位置相关的各类信息服务。即与定位相关的各类服务系统，简称“定位服务”)的更深层次的旅游预订应用必将百花齐放，为消费者提供随时随地、个性化的预订体验。

休闲度假。休闲度假、景区门票是在线旅游行业近两年来出现的新领域，进入门槛较低，但是发展门槛高，需要不断地对上游产品供应链进行介入和整合，优化用户的消费体验，以及扩大产品和服务在全国的网络覆盖，提升客户服务能力。

(摘编自中商产业研究院《2016年中国旅游市场研究分析》，有删除)

材料四：在线旅游一直是技术驱动发展的领域。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截至2018年2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12.8亿户，累计流量达到68.9亿G，同比增长分别为14.8%和186%。面对巨大的市场前景，一些传统的旅行社也陆续推出相关手机客户端，向手机旅游软件发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彦锋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技术的突破是未来在线旅游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部分，当前，包括区块链技术、金融技术、联通资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都在影响着在线旅游平台的发展。通过借助核心零售服务，进行精准营销，对整个产业链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互联网行业专家刘兴亮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技术一直以来都是在线旅游平台竞争力的一部分。不过他也指出，技术销售也会存在捆绑销售的问题。他进一步解释道，像机票搭售、酒店接送机的优惠等产品营销，在顾客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售卖，实际上就是一种“技术作恶”。

(摘编自《新技术再造在线旅游》(《北京商报》，有删除))

材料一：

    在刚过去的2018年12月，许多中国女性的朋友图都被故宫文创推出的六色口红刷了屏。每只口红的外壳上装饰着皇家刺绣、古董家具或仙鹤等图案，其灵感就来自于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文物。故宫口红上线仅4天，买家就将10万多只口红抢购一空。这让“故宫”不再仅仅是历史厚重的博物馆，更成为深受青年喜爱的时髦品牌。

    事实上，故宫的文创产品早已不是第一次成为“网红”和“爆款”。自2013年起，故宫文创和故宫淘宝就不断开发各类“爆款”文创产品，如“奉旨旅行”行李牌、“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朝珠式耳机等，一次次地抓住了年轻人追求独特与个性的心理，每每推出的文创产品均大受欢迎。

    2016年5月l1日，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推动了博物馆文创的进一步发展。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符合自己文化调性、具有自身展品特点的文化产品。2018年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上，首都博物馆开发出“文具系列”“家居生活系列”“旅行系列”三个主题的现代衍生品，让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这些清宫美物围绕。

此外，国际著名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也开始登录中国.2018年7月l日，大英博物馆天猫旗舰店正式上线，中国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购买千里之外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这不仅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同时也为国内博物馆做好文创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借鉴和学习的思路。

（2019年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简要流程

材料三：

    博物馆自身人才从数量到专业广度通常具有局限性，台北“故宫”的经验显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是高效提升文创产品质量的关键。

    台北“故宫”通过举办各类公共活动，广泛向社会公众征集创意，陆续开发了“翠玉白菜伞”“‘朕知道了’纸胶带”“冰山一角袜”等广为人知的产品。此外，还开展诸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习营”之类的活动，这类活动一方面让社会公众亲近故宫文化，愿意深入了解博物馆，另一方面有效地调动了社会资源参与公共博物馆文化创意的积极性，使文创元素更加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故宫”没有在内部设置部门或保留常设的文创团队，而是外聘设计师团队开展工作。台北“故宫”要求合作团队与其进行时长半年左右的沟通磨合，团队成员共同接受培训，互相交流心得，使外聘设计师提升对院藏文物的认识，特别是对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入了解，确保之后的产品开发得以事半功倍。这一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经由专业设计师与文博专家的知识互补和思维碰撞带来的“1+1>2”合作的效果，容易设计出具有时代冲击力又不失文化底蕴的文创产品。

    在完成创意设计以及产品生产之后，所有经审核的产品即进入营销环节。台北“故宫”文创产品的营销在本土主要依靠委托承销渠道，包括员工消费合作社、台湾手工业推广中心、台北“故宫”馆内的专卖店等类型。而通过品牌授权商渠道，台北“故宫”则实现了营销范围的大幅扩张：首先与代理商建立合作与代理关系，再通过代理商的专业营销渠道销售“故宫”文创产品，例如，通过与法蓝瓷公司（Franz)的合作，台北“故宫”的大量文创产品得以在遍布全球的数千家法蓝瓷经营网店中销售。

（吴静《两岸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模式研究》）

中新社记者：①

林建超：古代中国围棋长期处于世界巅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围棋，来源和传入具体途径、方式不同，有的从中国直接传入，有的经由其他国家和地方间接传入，但共同根源都在中国。总体分为四个阶段：公元2世纪前后，即东汉、三国时期，围棋开始向古代中国中原以外的民族地区传播； 公元5世纪前后，即南北朝时期，围棋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 公元16世纪前后，即明清之际，围棋开始向欧洲国家传播； 公元20世纪前后，围棋逐步走向世界。

其中，向朝鲜半岛的传播，在围棋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围棋由中国向整个东亚地区传播的起点和桥梁。中国史学界和围棋界一般认为，围棋是在南北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并由此传至日本。传入日本后，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与深化，日本棋艺水平迅速提升。唐朝时期，日本先后派出十九批遣唐使和留学生。其间，围棋不仅是游戏娱乐，更是他们留学和交往的重要内容。据记载，唐玄宗当太子时，就多次召随遣唐使来长安的日本学问僧辨正切磋棋艺。

最初把围棋介绍给欧洲的是三位著名的传教士：意大利的利玛窦、比利时(一说法国) 的金尼阁和葡萄牙的曾德昭。他们都来过中国，都是受罗马教廷派遣的耶稣会教士，且都在著述中讲到围棋。《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八章《关于服饰和其他习惯及奇风异俗》中，就记述了当时中国围棋活动的情况，包括围棋的基本特点、规则和着法等。17世纪，欧洲对围棋的了解基本来自利玛窦的描述。直到1694年，得益于到访伦敦的中国天主教徒沈福宗的帮助，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在其名著《东方游戏》中提供了有关围棋的新资料、新描述。尽管此书关于围棋的表述并不完整甚至有失误，但在围棋史上仍占有重要位置，它比利玛窦的记述为更多人所知，使围棋在欧洲人眼中被视为一项严肃的游戏。

到19世纪，有关围棋的准确信息主要通过被派往中国、 日本等国的外交官传至欧洲，且开始出现中日两种同源但不同规则的围棋传播体系。

至此，围棋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古代、近代历程告一段落。后来，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推动围棋走向世界的进程主要由日本推动，这和日本开展明治维新、脱亚入欧有密切联系。

中新社记者：②

林建超：中国许多地方都在探索传承和弘扬围棋文化，其中衢州市烂柯山被誉为“围棋仙地”。近年来，当地提出打造“世界围棋圣地”目标，建成中国首家国际围棋文化交流中心、首个国家围棋队地方集训基地，实施了中国首部涉围棋的地方性法规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围棋协会利用中国围棋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和成果，把中国国内开展“非聚集型居家网络围棋运动”的完整模式和成功经验向海外延伸。2020年3月至10月，中国先后举办近20项遍及世界的国际围棋赛事活动，获得世界围棋界好评，产生积极效应，让围棋成为联结世界的特殊“国际公共产品”。

中新社记者：③

林建超：作为中国传统智力博弈项目，围棋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才艺的优秀代表，是文化与竞技的高度统一。

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善思、精算、多谋的思维特征。围棋行棋和结局变化量的数学结论，在精确与模糊两个方面达到的高深程度，都使其当之无愧地居于思维博弈运动计算水平的巅峰，居于人类脑力计算能力的巅峰。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追求公正、平等、均衡的价值理念。其改变了最早棋类“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竞智斗巧，代之以公平的行棋方式。棋盘上，每个棋子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只有被摆在不同的位置，即参与不同的实践才会体现出不同的价值。

围棋强调把握全局、双方接受、攻守平衡、降低风险等，这与中华民族追求中庸、中和的理念相一致。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注重集体、整体、全局的道德特征。围棋强调子力作用的整体性。对弈中投放的每一枚棋子，都是布下的一个能量要素，只有有机组合、聚合成形，才能生成和释放出巨大能量。中华文化历来重视整体利益，围棋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中新社记者：④

林建超：围棋能够成为“世界语言”，可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看。

从历史看，以欧洲为例，其接触围棋的历史仅二三百年，在此期间，欧洲人从开始不知围棋为何物，到了解围棋、熟悉围棋，热爱围棋、迷恋围棋，乃至学习围棋、研究围棋，并开发出具有超强棋力的人工智能(AI) 围棋，率先突破人工智能在围棋上的瓶颈。这让我们觉得，欧洲人接受围棋似乎并不困难，对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母体之中的围棋有天然的亲近性和接受能力，对承载着中华传统哲学思维与智慧的围

棋有强烈的痴迷性和研究力度。事实上，研究发现，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和文化观念，与围棋所承载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和文化观念之间有着惊人的相通性、相似性、相近性和相容性。

从现实看，围棋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具有再创性； 不仅体现本原性，而且体现多样性。比如，在人工智能时代，围棋智慧形态发生巨大变革。智能围棋在竞技水平上已远超人类，形成新的技术体系，成为围棋智慧最新的承载和实现形式。但智能围棋并未改变围棋的本质和主体，围棋实践的主体仍然是人，围棋实践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的思维博弈活动。新时代智能围棋与人类围棋的交集，正在并将继续深化、融合发展。

(摘编自中新网《林建超：中国围棋为何能成为一门“世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