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握，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张正明《明清时期给山西盐商》

传统的城镇，商业机能则日渐浮现……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材料一：清初，针对满洲贵族依仗特权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谕令禁止；刊税例木榜于各关，“并商要往来之孔道，遍行晓谕”，对“私行滥收”的官吏“依律治罪”，以促进全国各地商品的流通。康熙中期以后，清政府在工商业领域实行商专卖政策，这种封建王朝垄断控制工商业的形式，较之明代弊端丛生的官专卖制有了明显改进，国家变直接干预经济为利用专商间接遥控。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不能超越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界限，否则就要危及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清政府便用榷关、牙行和行会制对民间商业进行控制。允许适当发展，又不允许超过限度，清前期的主要手工业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有了一定的发展。

--据李绍强《论清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无业游民生计日绌……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为此，清政府从减免赋税方面对各地推广和改良手工业的做法予以支持；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清朝中央和各省掀起了一股兴办工艺传习机构的热潮。各省工艺局传习科目不是适合于出口贸易的初加工手工业，就是具有本省特色的民族传统手工业，其主旨在于传授谋生手段、化除“游民”，达到教养兼施的目的。1905年11月，商部颁发《出洋赛会通行简章》，鼓励商人参加国际赛会，对参赛货物免去关税。晚清在近代手工业经济中实现了角色的转换，这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但晚清政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近代手工业作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经济的地位和功能，从而就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过渡转化这一关键问题采取治本之方。

--据彭南生《晚清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

材料一 “嘉靖倭乱”的发生，是明朝“海禁”政策导致的全球化与中国市场需求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1567年，嘉靖皇帝病逝，随后隆庆皇帝即位。隆庆皇帝宣布在漳月港开海，允许漳泉两府商人出海贸易，“准贩东、西二洋”，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有人测算，晚明从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16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南亚各港口。与此同时，明末的海外市场需求也直接刺激了江、浙、闽、粤、赣等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朵织业、制瓷业、铁器业、制糖业等行业的发展。

——摘编自陈尚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材料二  1898年，清廷下诏：“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视統，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经过新政期间的努力，截至辛亥，中国自开商埠（意即中国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它与条约口岸的实质区别在于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列强控制了口岸的政治决策权及行政管理权）的数量已由戊戌时期的3个增加至19个，如果加上同时期东北开放的16个，其数量已多达35个。

——摘编自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述论》

材料三  自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区至今，我国已设立四批自贸区，再加上刚刚宣布的海南自贸区（港），我国的自贸区数量将达到12个，正是这些自贸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门户。除了海南的跨“级连跳”，直接批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和自由贸易港外，其他已经获批设立的10个自由贸易区最有机会实现升级“自贸港”。

——整理自侯名芬《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价值新论》等

材料：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应运而生，其服务对象主要为在外地设立分号的山西工商业者。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文化惯性和自给自足经济依然具有顽强生命力，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被牢牢束缚。同时，在抑商思想统治下，清政府对个人私产和公共债务市场相关产权进行有效保护和监管制度严重缺失。商人也未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更热衷于窖藏金、银，或用于购置田产和捐输功名。

1694年，英格兰银行正式成立。利用政府对它的依赖，后者通过一系列保护性银行法令，多次获得制度保障，不断巩固自身的特权地位，并最终发展成为“实际上的国库”，“英国国家机构的一部分”。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基于政府信用背书而迅速占领市场，并逐渐形成了完备的纸币体系。在不断地与股份制银行间开展业务的过程中，英格兰银行成为了金融体系的核心，承担起“银行的银行”职责。

——摘编自刘建生、张宇丰《英格兰银行与山西票号——近代化转型中的制度供给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