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清初，针对满洲贵族依仗特权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谕令禁止；刊税例木榜于各关，“并商要往来之孔道，遍行晓谕”，对“私行滥收”的官吏“依律治罪”，以促进全国各地商品的流通。康熙中期以后，清政府在工商业领域实行商专卖政策，这种封建王朝垄断控制工商业的形式，较之明代弊端丛生的官专卖制有了明显改进，国家变直接干预经济为利用专商间接遥控。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不能超越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界限，否则就要危及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因此清政府便用榷关、牙行和行会制对民间商业进行控制。允许适当发展，又不允许超过限度，清前期的主要手工业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有了一定的发展。

--据李绍强《论清代主要手工业产品与市场关系》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无业游民生计日绌……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为此，清政府从减免赋税方面对各地推广和改良手工业的做法予以支持；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清朝中央和各省掀起了一股兴办工艺传习机构的热潮。各省工艺局传习科目不是适合于出口贸易的初加工手工业，就是具有本省特色的民族传统手工业，其主旨在于传授谋生手段、化除“游民”，达到教养兼施的目的。1905年11月，商部颁发《出洋赛会通行简章》，鼓励商人参加国际赛会，对参赛货物免去关税。晚清在近代手工业经济中实现了角色的转换，这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但晚清政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近代手工业作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经济的地位和功能，从而就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过渡转化这一关键问题采取治本之方。

--据彭南生《晚清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

材料一：农业时代中国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主要与中国城市的形成、发展的动力机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以国家政治为内核的聚集效应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也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所决定的。近代以来进入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增长规律正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规律，这一规律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来，以现代工业、商业、金融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日渐上升，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城市成为国家经济和地区的经济中心，产生了巨大的聚集效应。

——摘编自何一民《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

材料二：新中国因战后重建和恢复经济的需要，在1949到1957年，城镇人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然而在1958年末起，城镇人口的增长受到政府严格控制。通过户口登记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官方控制。因此城镇的发展紧密地依附于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和政治发展进程。在最近30年，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成为新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动力。

——摘编自薛凤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

材料一  战国时期自由买卖的土地私有制度已经确立，大量农民因土地兼并失去本业或不胜地主商人的剥削，自愿放弃本业(农业)，群向工商业求生计，所谓“从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谓“耕田之利十倍，珠王之利(商业)百倍”……周国人(东周)风俗，不爱做官吏，专心做工商……鲁国人喜欢讲儒学，后来风俗改变，经商谋利比周国人更迫切……到战国末年，大商人吕不韦终于参与了秦国政权的争夺。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材料二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子孙(商人子弟)亦不得仕宦为吏。                            ——《史记·平准书》

材料三  禁百官置邸贩鬻。                     ——《新唐书·德宗记》

材料四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有一个新的转折。……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南宋初年，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真切地反映了北宋时代大城市商业繁荣的面貌。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中册》

指出材料一所反映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