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竭见皇帝时，皇帝起立，赐丞相座。丞相质等人向宋太祖奏事，开始大臣们还坐着，宋太祖称自己眼睛昏花看不清，让大臣们近前指给他看。等范质等人回到原处，座位已被撤掉。此后宰相大臣就只好站在皇帝面前议事了。明代自朱元璋起，明文规定“大朝议”须“众官皆跪”。清朝的官僚上朝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备有特别的护膝。

材料二：钱穆认为，中国过去的政治纵要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按照他的叙述，唐朝的中央政府组织则更较汉代进步，它影响了以后一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建设。体制、观念上的进步不仅体现在此，更是有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王亚南则认为是完全的君主专制。他指出，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专制政治的产物。

——毛凯贤《中国官僚政治的历史评价：钱穆与王亚南的分歧》

材料一：明代乡绅阶层是国家权力束梢的自治主体，充当国家治理乡村的代理人。其来源，一种是未仕但具有准官僚资格的生员、监生、举人；一种是通过科举途径做官而致仕的居乡官僚；第三类是无功名无官职的乡里领袖，被地方官任命为“乡约正”，负责讲解圣谕和约规，以和睦宗族，正地方风俗。明末，顾宪成和高攀龙因政治失败，以乡绅的身份隐居无锡乡里，重修东林书院，主持读书讲学活动，被称为“东林党人”。崇祯年间，乡绅张溥等人在江南地区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复社”组织。东林党和复社都积极参与政治运动，追求社会稳定和政治清明，对晚明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

——摘编自秦德君《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等

材料二：1540﹣1640年被称为“流动的世纪”，英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乡绅阶层日益兴起。乡绅属于地主阶级，是介于贵族与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大致包括骑士、缙绅与纹章乡绅三个群体。16世纪初乡绅人数约为6000，到17世纪末增长到约20000人。乡坤人数增加源于社会流动的加快。英国农业资本主义与商业的迅猛发展导致新财富增加，一大批出身非乡中家庭的新富人士集中涌现，通过努力实现了地位提升。宗教改革后，大量的修道院土地被政府没收并出售，促进了土地市场活跃，为大批新富人士通过购置土地成为乡绅地主提供了条件。国家对于新富之人积极吸纳，为其提供了政治保证。1568年官方纹章院开始向新兴社会人士开放申请，引起人们追逐爵位纹章的热潮，出现了“荣誉膨胀”现象。据统计，1560﹣1639年间官方授予的新纹章数量多达3760个，而成功晋升绅士的莎士比亚正是这一变化的受益者。

——摘编自许明杰《从莎士比亚遗嘱看英国乡绅的兴起》

表是中西方关于“人民”含义的诠释。将表中“人民”含义的诠释进行纵向或横向比较，提取其中有关“人民”含义诠释的不同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