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十七岁时干些什么

    17岁，有个共同点，就是每天在镜子前，龇牙咧嘴挤压青春痘。

    儿子现在的班级成立文学社，众同仁在冥思苦想给班刊命名时，盯着社长硕果累累的苞谷脸，豁然贯通，遂一致同意叫“青春痘”。社长即儿子，一任而已，其伟大使命莫非就是贡献脸上那张“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样板？

他老爸17岁时，引为己任的是作家使命感，社长交椅一坐好几年，几至坐穿。文学自是圣殿一般，班刊非“采贝”即“鼓浪”，满纸豪言壮语。脸上火力更足，未有“珊拉娜”洗痘水、敷痘霜之类济世良方，常常这瘤那瘤叠罗汉，冒冒尖尖，岌岌可危。至今太阳穴两旁还赫然留有遗迹，雨天可以存好几盅水哩。

    我17岁时下了乡，水清风净滋润，缺鱼少肉没有油脂浪费在脸上。偶尔鼻尖眉头爆出一两颗信号弹，便忧心如焚，有男知青来串门，将刘海儿拉来拨去设法遮丑。就着油灯读名著，唱“外国民歌两首”，抄古今中外格言，写华丽动情的信。技痒时诌几行诗，随着手抄本四处乱飞，没有刊名，捞不到社长当，时时提心吊担。

     17岁，儿子不叠被不整理书桌，更不洗衣服和臭袜子，喊泡茶来饭盛好，鞋要自选衣要名牌，每月上一次发廊，整天问有什么好吃的，唯一自己动手的只有开冰箱和打电脑游戏。不过，长途旅行时他是家中的全劳力，因为老爹老妈的颈椎、腰椎、肩周关节遭岁月风化，儿子便手提肩扛，嘴里咬着自己的机票和身份证。同学中有“月薪、周薪”的，儿子领“日薪”，从未超支略有节余。压岁钱、奖金（提琴或作文比赛所得）或生日红包统统自觉上缴，尚无经济头脑不懂回扣。

    他老爸17的上半岁紧锣密鼓地打拼，准备上中文系。屁股和膝头的补丁厚如烙饼，而且颜色迥异。海外频频寄来的进口布料、纯毛衣服，窝赃般地压在箱底发霉虫蛀。他身任学生会副主席、团委书记、对敌斗争积极分子兼足球队长，该足球队转战全省没有失过一个球，遂去大连参加全国少年足球比赛度过17岁生日。下半岁碰上文化大革命，忙着写大字报、贴标语，早请示晚汇报，被抄家和去串联。绘画学3个月，小提琴练半年，饭不会做衣服不会洗，直到两年后去插队。

我17岁体重只有42公斤，要挑50公斤的谷担，耱田、育秧、割稻，学一样哭一场。自留地里栽菜秧子，不长叶子只生虫，幸亏种番薯倒是光长叶子，便不觉采来炒着吃。跟着新华字典每天学5个生字，翻英汉读物，背唐宋诗词，做大学梦。腋下夹一本禁书，到各知青点去投桃报李，换来各种意外的惊喜。衣裳、头发每日一洗，抽屉、衣箱纹丝不乱，学会用二两肉、一板豆腐、几棵芥菜做一桌佳肴。和伙伴过中秋节，然后佯醉，为了不必到结霜的小河边涮碗。

     17岁的儿子崇拜贝克汉姆、谢霆锋和麦当劳。小时候口必称郑渊洁，从未仰视过老爸老妈，称班主任“凡姐”，直呼物理老师“阿弟”，说班上男生都叫女朋友“老婆”。趁机追问儿子：有没有拍拖？答：还没有那么畅销。上网聊天，打又臭又长的电话，时而卷着舌头说两句英语。从幼儿园开始，音乐小学、音乐中学、小提琴专业浸泡10年，一打开私房音响，还是张信哲和王菲。功课百忙之中，不忘见缝插针频频跟电视机接吻，因近视已达750度，不肯戴眼镜。

     17岁时，他老爸开始写小说，至今没得发表；再写诗，发表以后除了他的老娘将《诗刊》放在菜蓝里向左邻右舍显宝外，似无追星女青年；改写寓言、随笔、科幻小说，书出得薄薄的，反响也是小小的。喜欢马雅可夫斯基、雷锋、贝多芬、郭小川，其中没有我。有心栽花无心插柳，而今所出版的书大多是数十万字一本的诗歌理论，这是后话。

     17岁时，我梦想的是一斤膨体纱毛线，可以打件时髦的套衫；一柜满满大部头小说，最后是卷了边，发了黄，略有破损，这样的书才好看；梦想不用向队长赔笑脸，不必上大队部去送礼，也无需走县城“四个面向办公室”找关系，忽然一纸通知书便腾云驾雾进了大学。猛听一声吆喝：“翻谷咯！”被震醒过来，原来自己还在晒场边打盹。

    从未想过成为一名作家或诗人，更不懂得梦想当母亲。

    咳，17岁！

         ①近年来，外国人得出的中国游客“总是喧嚣”的直观印象，虽不免以偏概全，但这仍引发思索——对中国公民开放旅游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中国人真是富起来 了，许多中国游客的首选地是欧洲，而且往往都把法国巴黎作为第一站。从巴黎方面传来消息，中国游客太喧嚣，说话声音特别大，像卢浮宫的画廊，中国游客一 到，回音轰响，多半是表达惊奇、兴奋与快乐，但其他游客总不免对中国人侧目，管理人员则对此无可奈何。
        ②根据笔者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国人(不是所 有，但为数不少)嗓门大，在公众空间里也毫不收敛自己的嗓门，形成大声喧哗的效果，是在起码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就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而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 前二十几年，这种文化更加普及，表现出来也就更加强烈，目前通过中国旅游团在外部文化对比下凸显出来的这一喧嚣文化，只不过是其余绪罢了。
      ③在上个世纪前半叶，这种喧嚣文化是伴随着进步的社会革命而生成的，有其宝贵的历史价值。在推翻三座大山的艰苦卓绝的革命进程里，中国民众的喧嚣呐喊体现出了醒 狮的气派，而这醒狮不是单个的人，是一个集体，是革命的阶级。在那样的一种历史进程里，个人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总是必须汇聚到集体中，发出共同的呐 喊，才算获得了一种正面价值。
        ④在上世纪中后期，不仅阶级斗争是众声喧嚣，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大体是处于那样的一种“声境”。比如1958年“大跃进”时的民谣，后来被郭沫若和周扬编选为一本《红旗歌谣》，其中绝大多数都必须吼出而不是吟出。
         ⑤到“文化大革命”时候，中国人的喧嚣文化达到了本民族历史以来的最巅峰。那时候屋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每天会连续很久地播出声色俱厉的话语。当然，有时候也会播放“特大喜讯”。
         ⑥ 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以后，中国的情况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现在常有人用“众声喧哗”来形容时下的社会话语情势，但那是用来表达对文化现象已趋多 元的一个形容。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上面所述的那些喧嚣话语即使还有，也非主流，文学艺术方面的个性化程度已经相当的高，“我是自己”的“独立生命个体意 识”在年轻一代里已经相当普及。但是，残存的喧嚣积习仍在，又增添了商业社会无情(至少是薄情)的竞争中的新喧嚣，这新喧嚣是欲求快速暴富、一夜成名的浮 躁嘶喊，也是欲望不能满足甚至还遭致失败沉沦的焦虑嚎叫，浸润到社会上各类人群，则会表现在各个方面。
         ⑦在刚开始不久的欧洲游中惊动了西方人的游 客喧嚣，其实是“老喧嚣文化”和“新喧嚣文化”嫁接出的怪胎，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成分，一种是不懂得尊重他人也忽视了自尊，表现出“群嬉中的习惯性放 纵”;一种则是“新富国民”的“炫富”心理，认为无论到了世界上什么地方，“老子有钱就可以随随便便”。

《给你人间寻常爱》

邓海燕

      ①一天，12岁的儿子放学回家，忽然问我：“妈妈，假如——假如啊，你别当真，我说的是假如。”我看他如此郑重，便有些好奇，说：“我知道你是假如，假如怎么样？”“假如，我被很严重地烧伤了，需要植皮……”我打断孩子的话，当即接口：“妈妈自然给你我自己的皮肤。”孩子摇头：“我当然知道你会给我。可我说的不是这个。你听我说，植皮手术只能在人清醒的时候进行，如果供皮人昏死过去或者被麻醉，都不会有效果，而这种痛苦人是没法忍耐的。如果是这样，你怎么选择？”我说：“我当然选择不打麻药。”儿子说：“那你就会昏死过去了，植皮也是没用的。”我说：“那，那可怎么办呢？”“告诉你吧，有个妈妈可伟大了，她选择了不打麻药，并且要求医生在她痛昏过去时就把她唤醒，一次又一次，最后终于植皮成功。”听了孩子讲的故事，我不禁心怀惴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样的办法，难道面对那样的生死考验，我会退缩吗？这个故事一直缠绕在我的心间，为自己母爱的不够而惭愧。

      ②时隔不久放暑假，儿子的父亲邀儿子去南方他那里。一个月之后回来，儿子对我们朴素的家便百般挑剔。他满怀羡慕喋喋不休地跟我说起父亲的大房子和漂亮的车，以及在父亲家中过的随意而奢侈的生活，然后仰头问我：“你不是总说最爱我吗？可为什么舍不得为我花钱？你为什么不能让我过像妹妹那样的生活呢？”本来欢喜的我顿时沉默了，内心百般惶惑痛苦，眼泪随即涨满眼眶。单亲8年，独自带孩子的那份艰辛困苦无法对人言，原以为孩子会懂得，哪料到糖衣炮弹是如此厉害。

      ③面对孩子，我竟不知如何回答。忽然又想起那个伟大妈妈的故事，刹那间心地洞明。

      ④认真地对孩子说：“妈妈是普通女子，没有能力挣更多的钱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并且假如你遇到类似需要植皮的生死考验，我也很可能想不出、做不到那样伟大的行为。我能够给予你的不过是人间最寻常最普通的爱：在你哭泣时会立刻把你抱起，在你需要的时候会耐心地陪你游戏，把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你，看着你每一天的成长。如果你觉得这些爱抵不过物质金钱，妈妈尊重你的选择，你可以去你爸爸那边生活。”

      ⑤儿子愣住了，然后望着我说：“不，我要和妈妈在一起，没有妈妈在身边，那样的生活我不再羡慕。我也不期待什么生死考验，只要妈妈每天给我的那些寻常爱。”

      ⑥是啊，我们都是普通人，无法用千金宝马赢得心爱之人的展颜一笑；我们也遭遇不到考验生死的机会，无法演绎那样荡气回肠的故事。于是，在那些平淡琐碎的日子里，我们能够给予最爱的人的，不过是那人间最寻常的爱。那一蔬一饭，一言一语，一寸寸光阴，是我们能够付出的最卑微也最宝贵的爱。

                                                                                                                                                             （选自《读者》2014年第1期）

让信念点亮生命

    ①如果说生命是一座庄严的城堡，那么信念就是那穹项的梁柱；如果说生命是一只飞翔的小鸟，那信念就是那有力的翅膀。

    ②信念，让人拥有前进的动力。艾森·豪威尔年幼时与母亲玩牌，几次发到手中的牌都很烂，以至于老是输。于是，他就抱怨牌不好，母亲却抚摸着他的头说：“人的生活就像玩牌一样，发牌的是上帝，权利不在你，无论拿到怎样的牌，都应尽力地打好它。”这句话给  艾森·豪威尔很大的启示，以后每逢遇到困难和棘手的事情，他都燃起一种信念：不管事情有多困难，我都要竭尽全力做到最好。这种信念是他一步一步迈向成功殿堂的动力，终于成就他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

    ③信念给人不屈的力量。林肯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可有谁真正的了解他那坎坷的一生呢？他七岁时，全家被赶出住宅，开始居无定所的生活；长大后，创业多次失败，竞选参议员也多次被除名……他一生经历十五次重大挫败，但他从未被命运打败，跌到了再爬起来，这种不屈的信念让他有了无穷的力量，最终成就了生命的辉煌。

    ④信念助人在苦难中成才。作家丁玲说过，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苦难都能忍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是啊，信念是战胜苦难的利剑，信念又是一位高明的老师，让你在苦难中茁壮成长。

    ⑤信念哺育心灵，绚丽人生，滋润着成功的花朵。它催人奋进，给人力量，助人成才。愿每个人都用信念点亮自己的人生，乘着信念的翅膀飞向理想的彼岸。

幺八

周同宾

    幺八幼时，曾拉盲艺人游乡卖唱。从山区唱到平原，唱遍村村寨寨。师父死了，埋殡罢，他不想再漂泊，就用剩下的钱买地，娶妻，在我们村落户了。

    他人极好，乡亲们从不把他视为外人。加上和福二爷拜了把子，年轻人就把他当作长辈看待，叔咧爷咧，叫得亲热。幺八爱唱，唱大调曲子。幺八会唱多少段，他自己也说不清。福二爷会弹三弦，经幺八教调，技艺大进。还有个瞎老五，孤身一人，和一架古筝厮守几十年。三人常搭档，闲来演唱，忘忧亦忘年。

    那时，尚在童年。一日，晚饭后，没人玩，好烦恼。奶奶说：“幺八爷唱曲儿呢，听去吧。”

    踏着月光，跑到幺八家。满院都是丝竹声，丝丝瓤瓤的，好似一进门就被缠绕着。堂屋里，一盏灯，一定点着三四根灯草，很亮。一张八仙桌，三把太师椅。瞎老五居中，桌上放古筝，十个手指在弦上起起落落。福二爷坐左边，怀抱三弦，头随着音乐前后俯仰。幺八在右，身腰直挺，二目微闭，手持檀板，击着节拍，缓缓地吟唱。大人小孩，坐了半屋，都屏息静听。我挤进人缝儿，正对他站着。怪不得人们管唱大调曲子叫哼曲子，他的声音就好像从鼻子里发出，却那么细，那么柔，又那么响，那么脆，拖出尾音，震荡得满屋子都瓮瓮共鸣。唱的啥，我听不懂，只觉得好听，耳里美，心里美，身上的每个毛孔都美。瞎老五的古筝好似被幺八的唱腔牵扯着，一会儿轻拢慢捻，十三根丝弦像凑在一起压低嗓子说悄悄话儿，一会儿嘈嘈切切，像三伏天的猛雨一般。有时，乐音戛然一停，又突地噔的一声，像一颗圆圆的石子落入老井。福二爷拨弹着，两眼眯眯的，嘴角带微笑，三弦似乎就是他心中发出的笑声。我呆呆地站着，忘掉了世界，满耳里只有幺八的哼唱，和在梦中也没听过的音乐。只觉得，似有一条清凌凌的小溪，溅着浪花儿，漾着波纹儿，潺潺地流进我的心田，那么滋润，那么熨帖；又觉得，似有一只手，带着温情，带着叮咛，带着慰藉，亲亲地轻抚我的面颊，我的心头，我感到怎也说不出的愉悦，兴奋……

    夜深了，月光照进了屋子。曲未终，人未散，奶奶硬把我拽回家。躺床上，满耳满心似仍是那动人的歌吟，动人的乐音。我做了梦，梦见蓝天白云，彩霞长虹，绿草红花，莺啼燕语，和一片片从未见过的风景……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音乐征服。想不到捉摸不住的声腔乐曲对一个儿童的心灵竟有如此大的冲击力。

    据说，幺八会唱的曲目共三百多个。其中一部分只他能唱，别无传人。他自己琢磨出的新唱法如《银扭丝》带《垛子》，《罗江怨》带《哭扬调》（皆为曲牌名），没人能学来。

    “文革”肇始，幺八被批被斗，人格受辱，斯文扫地。不久，郁郁地死去，他的一肚子曲词，他的独有的声腔，也随他埋进三尺黑土之下，永难再见天日。

    下葬后，福二爷在坟前大哭一场，别人去了，他仍不走，直坐到深夜。从此，再不弹三弦。死后七天，瞎老五抱着古筝，磕磕绊绊摸到坟前，奏一阕《高山流水》，而后，摔筝于地，用脚猛踹，弦断筝毁……

（选自《散文百家》2010年第一期《真不该忘了他们》，有删改）

卡普兰的“自私”

吴宗建

    ①2012年，法国新一届政府为缓解财政困难，计划提高年收入超过l00万欧元的富人税收，其中，最高一档的所得税税率提高至75％，这引发了法国富人的移民浪潮。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没有人想多交税，但在欧美一些富豪因为征税问题而移民时，2012年美国158使百万富豪却要求政府对自己多征税。一位来自波士顿的商人卡普兰认为，自己要求政府对像他这样的商人加税完全是出于自私心理。他这么一说，有许多人就不解，他们对美国的民众做了一件有利的事，怎么同自私扯上边呢?

    ②先看一下卡普兰“自私”的逻辑：对商人来说，客户非常重要，如果高收入者可以多交一些些税，那么相应地就可以使中产阶级少交一些税，中产阶层因此就可能更快地成长，购买力也相应增强，这样对企业就有好处，也将使所有的人得到益处。从“多交税”到“中产阶级得益”，再到“购买力的增强”，直到卡普兰因此“得到回报”，这是一个漫长而不显眼的过程。卡普兰逻辑的前提是把问题放到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去思考。而懂得用长远眼光看到利益的人，肯定不是普通人。

    ③一次上课，我向学生们介绍在瑞士、德国住宅的窗户设计。和国内的不同，他们的窗扇是向室内开启的，这种方式有多种优势，其中之一就是避免窗扇脱落砸到行人。“那不影响了室内的空间?”一位学生马上提出了疑问。这是一位普通人的正常反应。

    ④在瑞士、德国，尽管他们生产的窗铰等质量过硬，但在长期的使用当中，难免会有所损坏，向室外推开窗页而发生掉落的概率大大增加。不仅户主在窗页伤人后会被检控，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被砸到。而窗户向内开启，即使掉落，砸伤人的概率几乎降到零。

    ⑤瑞士人、德国人比我们聪明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懂得深层面的“自私”带来的回报。

    ⑥在中国，大多数窗户是向外开的，即使关于高层建筑不得向外开窗的技术规范早有规定：中高层以上建筑不宜采用外、平开窗，采用推拉门窗时，窗扇必须有防脱落措施。但许多开发商仍然在高层住宅采用外开或平开窗：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开发商，因为消费者的取向往往决定了开发商的行为。这种“自私”，得到的是生活的方便和空间的宽敞，但却会因为这点“自私”失去了对自己生命的保护。也许读者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但我们仍可以从香港和新加坡等高楼林立的地方的频发事故看到我们身边的隐患。2005年6月27日，香港港九多个地区一日内发生7宗坠窗事故，一个月内发生超过18宗。在新加坡，2000年发生19起坠窗事件，到了2003年底增加到了106起，甚至出现一星期内发生3起的情夏：坠窗事件有增无减。根据政府的调查，出问题的大多是由屋主自己找人安装的外开式窗户。

    ⑦报纸登载过无锡业主林先生因为窗户内开而发的牢骚：“我一直以为窗户是外开的，内开的话我怎么安装橱柜?一开窗不就碰上了吗?”

    ⑧为了一个橱柜安装的方便而忽略了他人和自己的安全，这当然是一种自私。不过，这是一种“初级”的自私，回报率不高，林先生没能看到更深层面的“自私”所产生的获益。

——选自吴宗建《缓慢设计》，有删改。

（注）吴宗建：阳江人，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山田组设计院总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