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又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必得中书、门下二省共同认可，那道敕书才算合法。

材料二：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

材料三：明太祖说：“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材料一：明代中央行政监察体系囊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都察院、六科培事中、巡抚，总督都御使等，这种严密的中央行政监察网络，从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来说，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脱离不了为皇权服务，加强封建统治的历史局限。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以及巡抚、总督都御使的设置和沿革，虽以监察百官清康与否为重要任务，但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监察国家官员对皇帝忠诚与否。由于封建社会皇权凌驾于监察权之上，无论是中央监察机构还是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均是为了代表皇帝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和控制，以确保整个国家行政体制运行的稳定。

材料二：西方从古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盆子到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都确信不疑地认为人性奉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权力的腐败和滥用也就无从规避。在此基础上，西方得出政治原罪论：有权的人在行使权力时有一种自私和邪恶的自然本性和犯罪的潜在危险。西方对人的天然不信任，迫使西方人时刘保持着对权力的天然警惕．洛克说；“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权力对付权力。”这样，西方创造出了基于分权制衡原则的行政监察理论。在实施中即为：政府向谁负责，就由谁行使对行政的监督权。所以在西方国家，行政监察多设立在议会之内，由专门机构负责，体现为一种立法监督和行政监察的夸一。监察机构从形式上看主要有二类，'是监察委员会——议会之中专司国家行政监察职能的常设委员会机构，负责一般的行政监察；一是监察专员——直属议会，是议会中高级官员，但不是议员，由国家元首任命且只对议会负责。

——摘编自屈双湖《基于人性的行政监察思想及其实践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