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并不是新开拓的科学，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期，我们从现代天文学的基本概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痕迹。也许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行踪来判断季节，这种物候授时是早期农业生产所必需的，甚至到上一世纪50年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还通行这种习俗。物候虽然与太阳运动有关，但由于气候变化多端，不同年份相同的物候特征常常错位几天甚至更多，物候授时比起后来的观象授时就要粗糙多了。观象授时，即以星象定季节。比如《尚书·尧典》记载，上古的人们以日出正东和初昏时鸟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春，以日落正西和初昏时虚星位于南方子午线标志仲秋，等等。

当人们对天文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掌握了回归年长度以后，就能够预先推断季节和节气，古代历法便应运而生了。据史料记载，夏商时期肯定已有历法，只是因为文字记载含意不明，其内容还处于研究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流行过黄帝、颛顼、夏、商、周、鲁等六种历法。它们的回归年长度都是365.25日，但历元不同，岁首有异。

    从西汉到五代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完善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观测手段和计算方法。南北朝的姜岌以月食位置来准确推算太阳的位置，隋朝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处理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唐代一行的大衍历，显示了古代历法已完全成熟，它记载在《新唐书·历志》中，按内容分为七篇，其结构为后世历法所效仿。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以后，浑仪的功能随着环的增加而增加；到唐代李淳风时，已能用一架浑仪同时测出天体的赤道坐标、黄道坐标和白道坐标。除了不断提高天体测量精度外，天文官员们还特别留心记录奇异天象的发生，其实后者才是朝廷帝王更为关心的内容，所谓“天垂象，见吉凶”，把它看成上天给出的瑞象和凶象，并加以趋避。

    宋代和元代为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颁行的历法最多，达25部，其中郭守敬等编制的授时历最为优秀，连续使用了360年，达到中国历法的巅峰；观测数据最精，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已与现代理论值相差无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大型仪器最多，其中苏颂的水运仪象台集观测、演示、报时于一身，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仪器；恒星观测最勤，平均不到20年一次。

    进入明代后，中国天文学开始停滞不前。这里有政治、经济等社会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从天文学本身来看，首先，当时中国的天文仪器只能满足肉眼测量的极限，除非加上凹凸镜片，精度不会提高，而采用凹凸镜片的望远镜技术是在欧洲诞生的。其次，中国古代擅长代数计算，在解决天体位置与推算值弥合问题上只注意表象，不注意从几何结构进行理论探讨，与此相反，古希腊天文学则是侧重几何学的。对中国明清时代的天文学进行反思是痛苦的，但却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

（摘编自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

材料一：

    调查发现，82.55%的高校有报纸；84.29％的高校有广播；46.07％的高校有新闻网；71.2％的高校有通讯社；45.9％的高校有电视台；39.62％的高校有新闻类杂志；87.26％的高校有微信公众号；72.25％的高校有微博。可见，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微信公众号发展迅速，跃居第一位。报纸、广播、微博等紧随其后。

    对比中国高校传媒联盟2011年发布的《校园媒体发展白皮书》中的数据，传统校园媒体数量均有缩减。其中报纸下降8.95％，广播下降5.91％，电视台下降12.1％，新闻类杂志波动最小，下降0.33％。传统的校园媒体形态中，仅通讯社类校园媒体呈上升趋势，上升1.6％。

    相比其他类型的校园媒体，校园电视台需要的技术、资金投入较多，专业性更强，普及率相对偏低。但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结果显示，64.57％的校园媒体有独立的视频生产能力，生产的视频类型最主要的三种为文艺娱乐类（74.32％），新闻类（61.08％），谈话类（42.16％）。

    调查发现，融合型校园媒体大幅增加。在此次调查中，4.19％的校园媒体组织仅有一种媒体形态，其他校园媒体组织均具有一种以上的媒体类型。而在《2011年校园媒体发展白皮书》中，单一类型的校园媒体组织占总数的76.7％。

    数据显示，39.92％的校园微信公众号在2013年以前成立，16.53％在2013年成立，2014年到达校园微信公众号成立的高峰期，比例为24.6％；2014年以后，校园微信公众号成立趋势减缓，2015年成立的校园微信公众号为13.91％，2016年仅为5.04％。

    移动互联网的大潮汹涌而来，越来越多的传统校园媒体顺势转型，通过开通微信公众号等新的媒体形态寻求长远发展。在已经建立了微信公众号的校园媒体类型中，92.37％的通讯社建立了微信公众号，87.65％的纸媒建立了微信公众号，82.86％的电视台有微信公众号，广播（电台）有78.02％，网站有76.32％。

（摘编自《2016年中国高校校园媒体发展报告》）

材料二：

    现在的大学生人手一部手机，几乎是手不离机。绝大部分大学生从新媒体平台中获取最新信息。

    校园市场将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大学生是“下一代消费者”，是未来的消费主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布局下一代消费者、保持品牌的持续年轻态。从2013年开始，广告主数量持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量率。2016年，校园广告主数量达95万个，预估2017年会达到120万个，随着消费升级和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子女进入大学，未来进行校园营销的企业将会持续高速增长。

    然而，传统媒体并不能高效地满足“企业进校园”的需求。高校新媒体的出现，部分解决了这一困扰，但投放效果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70%的高校新媒体主要通过软文广告来实现盈利，在当下的高校品牌营销，软文投放并不能完美地解决企业营销诉求。

（摘编自《2016年中国高校新媒体蓝皮书》）

材料三：

    当前一些校媒的“媒体融合”只能算作“多媒体合作”，并没能按各类媒体的传播特点和优势进行深度融合，没有丰富受众的信息获取体验，反而不少受众产生了信息雷同的阅读疲劳。

（摘编自左军《全媒体时代校园媒体融合发展状况研究》）

材料四：

    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具有很多优势，如传播速度快、传播成本低、互动性强、用户参与感强等。

材料五：

材料一：

    我国千百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孕育了众多具有浓郁民族特色、享誉国内外的老字号。据了解，建国初期我国约有1万多家老字号，分布在餐饮、零售、食品等众多行业。

    老字号承载着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新时期开展诚信兴商的核心内涵和宝贵财富。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转换的影响。我国老字子企业在发展中遇到许多新问题。部分老字号企业组织化程度低，技术、管理落后，市场开拓能力较弱。特别是长期以来，由于对老字号的重视和支持力度不够，缺乏合理的发展规划，老字号传统特色技艺和文化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这些都严重制约了老字号的发展。

（摘编自《关于保护和促进老字号发展的若干意见》）

材料二：

    目前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有1128家，发展良好的如片仔癀、稻香村等仅占20%—30%，受困于缺资全、缺人才和缺品牌三大问题，多数企业经营欠佳。以云南为例，该省老字号企业共计89 家，但只有38家实现持续3年盈利。

    老字号价值在老，出路在新，这个“新”不仅体现在对传统产品的改造上，还体现在发展理念的转型、销售方式的变化中。要创新理念、开阔视野，打破固有格局，多角度地提升老字号品牌的市场活力；要创新产品形态和营销模式，善于用互联网思维挖掘老字号的文化内涵。在知名度、忠诚度方面赢回顾客群。在“互联网+”的大潮中找到生存之道。

（摘编自《老字号价值在老，出路在新》.2017年6月22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中华老字号”的招牌和“非遗”文化赋予老品牌新的增长点，但其传承百年的生命力归根结底还在于久经考验的制作技艺，正如同仁堂古训所言：“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中华老字号传承百年有其坚守，在传承中不断创新，诚信严谨，追求卓越品质；品牌新星上榜百强有其专长，稳健中开拓进取，用人才，重服务，讲诚信、担责任。不管是老字号还是百强企业，透过各家官方网站上关于企业文化的相关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创新、诚信、卓越”的共同价值观是中国品牌永不褪的底色。

（摘编自《从“老字号”到“百强企业”，看中国品牌本色》，2017 年5 月10 日新华网）

材料四：

    在调查中发现，部分消费者对所属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比较熟悉。但对于其他城市的认知度却偏低。对于国外老品牌，消费者的认知度较高。中华老字号品牌与国外老品牌相比的不足，大多在于传播、推广、销售上缺乏延展性与国际化发展策略，使得品牌不断老化，国外老品牌有90%经过品牌延伸来重塑品牌形象，恢复、提升品牌活力。

    消费者对中华老字号的印象仍停留于老字号的“传统”上，未能直观地感受老字号的发展与创新，据统计，最能直接吸引改变消费者的途径是通过创新来重塑视觉形象实现品牌的崛起。在中华老字号的改造和创新中可以系统而又规范化地重塑品牌视觉形象。结合多元化传播推广模式。全面塑造、提升品牌形象。

（摘编自周怡洁《中华老字号品牌的形象重塑》）

大自然在反抗

（美）雷切尔·卡逊

    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竭力把大自然改造得适合我们心意，但却未能达到目的，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心的讽刺，但是很少人提及。

    生物学家布里捷说：“昆虫世界是大自然中最惊人的现象：对昆虫世界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这种“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正在两个领域内发生。通过遗传选择，昆虫正在发生应变以抵抗化学药物，不过现在要谈到的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是，我们使用化学物质的大举进攻正在削弱环境本身所固有的、阻止昆虫发展的天然防线。世界各地的报告很清楚地揭示了一个情况，即在用化学物质对昆虫进行了十几年控制之后，那些被认为已在几年前解决了的问题又回过头来折磨我们。而且只要出现一种哪怕数量很不显眼的昆虫，它们也一定会迅速增长到严重成灾的程度。我们已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现今一些地方，无视大自然的平衡成了一种流行的做法。今天的自然平衡所面临的状况好像一个正坐在悬崖边沿而又盲目蔑视重力定律的人一样危险。人，也是这个平衡中的一部分，有时这一平衡对人有利，有时它会变得对人不利。当这一平衡受人本身的活动影响过于频繁时，它总是变得对人不利。

    人们在制定控制昆虫的计划时忽视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是，对昆虫真正有效的控制是由自然界完成的，而不是人类。昆虫的繁殖数量受到限制是由于存在一种被生态学家们称为环境防御作用的东西，这种作用从第一个生命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昆虫学家伯特˙麦特卡夫说：“防止昆虫破坏我们世界安宁的最重大的一个因素是昆虫在它们内部进行的自相残杀的战争。”然而，现在大部分化学药物被用来杀死一切昆虫，无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

    第二个被忽视的事实是，一旦环境的防御作用被削弱了，某些昆虫的真正具有爆炸性的繁殖能力就会复生。托马斯˙赫胥黎勒曾计算过，一个单独的雌蚜虫在一年时间中所能繁殖的蚜虫的总量相当巨大。

    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种昆虫，现在，已经记录在案的昆虫已超过七十万种。这些昆虫的绝大多数都被自然力量控制着，而不是靠人的任何干涉。糟糕的是，往往在这种天然保护作用丧失之前，我们总是很少知晓这种由昆虫的天然敌人所提供的保护作用。

    这种起天然保护作用的昆虫种类繁多。黄蚂蚁捕获那些不移动的蚜虫，并且用它的汁液去喂养幼蚁。黄蜂在屋檐下建造了柱状泥窝，并且用昆虫充积在窝中，作为黄蜂幼虫将来的食物。黄蜂飞舞在正吃着料的牛群的上空，它们消灭了使牛群受罪的吸血蝇。大声嗡嗡叫的食蚜蝇，把卵产在蚜虫出没的植物叶子上，而后孵出的幼虫能消灭大量的蚜虫。瓢虫，也是一个最有效的蚜虫、介壳虫和其他吃植物的昆虫的消灭者。草蜻蛉靠捕食蚜虫、介壳虫或小动物为生，每个草蜻蛉都能消灭几百个蚜虫。

    昆虫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天然特性，因此它们一直都是我们在保持自然平衡使之倾向对我们有利一面的斗争中的同盟军。但是，现在我们却把炮口转向了我们的朋友。一个可怕的危险是，我们已经粗心地轻视了它们在保护我们免受黑潮般的敌人的威胁方面的价值。

    杀虫剂数量逐年增大，环境防御能力的全面持续降低正在日益明显地变成无情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预料昆虫的骚扰会逐渐更加严重，并且将超出我们已知的范围。

    但你会说：“这种情况肯定不会真正发生——无论如何，在我这一辈子里将不会发生。”但是，它正在发生着，就在这儿，就在现在。如安大略的黑蝇在喷药后。其数量比喷药前增加了十六倍；在英格兰，随着喷撒一种有机磷化学农药而出现了白菜蚜虫的严重爆发。虽然有理由认为杀虫剂在对付要控制的那种昆虫方面是有效的，但它们却打开了整个盛放灾害的潘多拉盒子。

    加拿大昆虫学家尤里特十年前曾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哲学观点，放弃我们认为人类优越的态度。”

（选自《寂静的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有删改）

材料一：

    不久前，国家卫健委发布《“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6省市开始试点。

“网约护士”从设想走向现实，有助于为患者尤其是老年人提供更多便利。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4亿人，需要长期护理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达到4000万人。以往，腿脚不便的患者、老人去医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全家上阵，抬轮椅上下楼，帮着排队挂号、缴费，劳心劳力。而很多时候去医院，可能只是做简单护理，处理创面、换针头等。如果有护士上门护理，对于患者以及家属来说，将大大减轻负担。对于一些不愿意住院的癌症晚期患者、高龄失能老人，专业的安宁疗护服务还可以减少疼痛，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

    在这一过程中，有3个问题比较受关注。首先是医疗安全。按照现有规定，医疗护理应该在医疗机构内开展，医、护、药服务协同配合，确保服务效果以及医疗风险可控。如果上门开展护理服务，如何得到其他医疗服务的协同配合保障，以减少风险？其次，上门护士的人身安全如何保障？最后，有经验的护士都在医疗机构内执业，护士总体人数短缺，工作也比较繁重，如何让有经验的护士从原有繁重工作中抽身，并愿意上门提供服务？这些问题，有赖于在未来的试点工作中进行探索，将成功的试点经验及时推广。

材料二：

2015—2018年移动医疗APP数量

大型科技公司在互联网医疗领域的布局

历年中国新增智慧医疗企业数量

材料三：

    实体医院与互联网医院联姻后，患者可随时向医生咨询病情，不用挂号排队，在网上即可上传相关诊断材料，拿到医生的处方和治疗方案，整个咨询过程简单，诊疗费用透明。值得注意的是，患者不再受地域限制，无论来自哪里，都能向跨区域的专业医生咨询问诊。

    实体医院与互联网的联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为患者带来便捷的就诊体验，还能合理利用医疗大数据资源，提升医疗的质量和安全。从底层上打通各种专科医疗数据，反哺临床研究，帮助提升疗效。

    对于实体医院互联网化的前景，人们期待互联网医院能让实体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更高效地利用起来，缓解当前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现状，让更多人享受到智慧医疗带来的便利。

    业内人士指出，线下诊疗有一套完善的质控标准，例如医生的操作规范等均有指南。在与互联网结合过程中，实体医疗行为如何进行医疗质控？患者线上就诊，医患交流有什么标准控制？发生纠纷如何处理？对此，配套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需要作出明确界定和规范。

材料一：

达尔文雀隶属于雀形目燕雀科，一共14种，其中13种分布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另一种分布在距加拉帕戈斯群岛600km的可可岛上。达尔文雀羽毛颜色均为暗色，体形相似，体长7—12cm不等，种间最明显的区别是喙部的形状和大小。据考证，这14种达尔文雀是在过去的100万年至300万年间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

1835年9月，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航行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在岛上发现一些羽毛颜色暗淡的雀形目鸟类，并采集了标本带回英国。后来，英国鸟类分类学家古尔德在研究达尔文收集的鸟类标本时发现这些雀形目鸟类是一些以前没有描述过的新种。达尔文也因此受到了启发，在《物种起源》中论述到：“这些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生活的雀形目小鸟实在令人感兴趣，它们由一个种分化出来而适应了不同的生活环境。”这些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雀形目小鸟促使达尔文产生了生物进化的思想，后人为了纪念达尔文就把这些雀形目小鸟称为“达尔文雀”。

（摘编自邓文洪、郑光美《达尔文雀与生物进化》）

材料二：

1938年12月，28岁的英国帅小伙大卫·拉克和他的研究团队登上了圣克里斯托巴尔岛，研究不同种“达尔文雀”的繁殖和觅食行为。每天上午他外出观察这些小鸟，下午则捕捉个体尝试进行圈养，看不同种之间是否会发生杂交。正如达尔文曾指出的那样，“达尔文雀”非常温顺，不怕人而易于接近。这些“很傻很天真”的鸟，是拉克在野外非常难得的理想观察对象。

1939年4月，拉克一行和4种共计40只地雀一起来到美国旧金山的加州科学院。从4月底至9月初，拉克在加州科学院、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等地的馆藏做研究，还专程去大英博物馆检视了达尔文当年采集的标本，最后他竟总共测量了近6400号“达尔文雀”标本！根据掌握的翔实资料，拉克很快撰写出了题为《加拉帕戈斯地雀亚科形态变异研究》的专著。而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面对同样的原始资料，194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拉克的新作《达尔文雀》，书中竟得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结论！

拉克在第一本书中依据野外观察和标本测量数据对“达尔文雀”的分类进行了修订，并把主要篇幅放在了阐述种间以及种内变异上。比如喙的大小和形状在不同种之间和同一种但分布于不同岛上的种群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受到当时主流观点认为亚种之间形态差异不具备自然选择上的适应性的影响，拉克在“达尔文雀”身上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认为上述差异主要是在不同种间生殖隔离当中发挥作用，即同种的雌鸟主要通过喙型来识别同种的雄鸟。而生活在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由于具有介于两种之间的喙型，而被认为可能是杂交的产物。

在回到达丁顿会堂学校又教了一年中学生物之后，拉克开始为军方工作，主要是与其他科学家一道为刚刚投入实战不久的雷达提供智力支持。在这期间，生态学上一项名叫高斯原理的理论引起了拉克的注意，并最终改变了他关于“达尔文雀”的研究结论。他明确地指出竞争导致了“达尔文雀”在食物资源利用上的分化，产生了已知的14个种和它们形态各异的喙。以地雀为例，在同时有大、中、小地雀的岛上，3种鸟喙的大小都不重叠，对应着取食大小不同的种子。而大达夫尼岛的中地雀和克罗斯曼岛的小地雀喙的大小却介于两种的正常值之间，这两个小岛上各只有一种食种子的地雀，因此表现出了竞争释放，即在缺乏竞争者时物种会拓展实际的生态位。就是说这两个岛的中地雀和小地雀可以选择利用的种子大小更为多样化。拉克的新书用形态学、生态学和行为学方面高质量的第一手资料予以佐证，并揭示了地理隔离和生态位分化在物种形成上的重要作用。

稍显遗憾的是，拉克的新书更多提供的还是一种描述性的结论，定量性统计分析有限。比如，尽管他指出了对食物资源的竞争是主要的演化驱动力，却没有提供大、中、小地雀在取食种子大小上是如何分化的例证。又如，他指出了对于同域分布的种群而言，生殖隔离是最后形成物种的关键一步，却没能说清楚究竟是何种机制导致了生殖隔离的实现。这些遗憾被开始于34年之后并延续至今的一项长期研究弥补。1973年，英国鸟类学家格兰特夫妇开始在大达夫尼岛展开持续40多年的研究，这段经历，将他们的名字与“达尔文雀”紧紧联系在一起。

对“达尔文雀”的研究，研究者们手中的工具从达尔文时代的猎枪，到拉克的望远镜，再到格兰特夫妇的雾网和录音机，发展到了今天的基因组高通量测序仪。对于“达尔文雀”的认知，既有最初达尔文的慧眼未识珠，也有拉克两本著作之间观点的骤然转变，更有格兰特团队42年的荒岛坚守。“达尔文雀”的传奇，生动地展现了追求真知的人们在旅程中可能会遭遇的起伏波折和不经意间的曲径通幽。在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的研究中应当去追求长期的开放式的持续工作，因为从逻辑上来讲，演化及生态过程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尽头。

（摘编自Robbi《迈入基因组时代的“达尔文雀”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