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成功是文化保护新起点

塔元培

    日前，德国波恩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为中国响起的掌声，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人们欣喜。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一致同意，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遵义海龙屯土司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项，位居全球第二。

    在国人的印象中，申遗成功或许不算什么大新闻，但对于生活在我国西南山区的土家族、苗族和仡佬族同胞来说，“土司遗址”跻身世界遗产殿堂，是令人瞩目的文化事件，绵延千百年、凝聚“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管理智慧的土司制度及其文化，也因此向世界揭开了神秘面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世界遗产”在广袤中国大地上，拥有了来自更广大区域、更众多民族的新注解，中国传承文化、保护遗产的努力，再次得到了世界肯定。

    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算起，中国的“申遗之路”已走过30年。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相伴，拥有五千年不断流的文化的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产，不断加深着认识和理解，加大着保护与传承的力度。目前，除了近50处世界遗产，我国还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25个，历史文化名镇252个、历史文化名村276个。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为文化遗产倾注的努力，是赓续文脉、珍视文化的普遍共识。

    《世界遗产公约》第四条明确指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遗产的名号，意味着更大的责任。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履行保护责任的新起点。

    此次申遗成功的土司遗址，非常脆弱，不易保护。令人欣慰的是，得知入选的好消息，各地在喜悦的同时，也表达着对保护责任的清醒与担当。在永顺老司城，当地县委书记的第一反应是“进一步完善保护体系”，制定村规民约，对遗址区进行24小时巡查值守；在遵义海龙屯，当地政府正在谋划关口、城墙等遗存的修缮保护，聘请专家学者把脉文物安全。

    当然，如果把观察的视野打开，在越来越重视遗产保护的今天，依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在一些地方，存在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保护等倾向，一些人把申遗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来抓，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申报下来后却忽略了后续的科学保护和管理；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改造成豪华酒店，为做大“门票经济”不顾文化遗产的承受力，心里只算经济账。凡此种种，都会对文化遗产造成伤害，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

    在文化传承中，保护与开发是永恒的课题。文化遗产不可复制，也不能再造，不管是申遗还是入选之后，保护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也只有做好保护，文化遗产才能可持续利用，更好造福于民、传之子孙。因此，算好文化账、算清社会效益账，而不是以“摇钱树”思维看待文化遗产，应该是我们面对先人文化财富的最基本立场。

    一位80多岁的美国老华侨曾感慨，少小离家的他对家乡的印象已经模糊，唯一记得的是家乡的小庙，临行前他在庙里磕头，走的时候也是一步一回头。“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忧思与向往，这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德国波恩世遗大会上发表了《“为遗产联合起来”波恩宣言》。而在中国，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保护成果，全民共享”。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少一些“到此一游”的任性，多一些敬畏文物的自觉，不断守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才能让它的光芒照亮心灵。

（选自2015年7月6日《人民日报》）

今天，如何穿出中国范儿

周飞亚

    《史记》载，赵武灵王“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却遇到巨大阻力，王公大臣纷纷进言，认为“衣服习俗，古之礼法”，抛弃自身传统而改夷狄装束，乃是一种罪过。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魏孝文帝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革衣服之制”，禁胡服，改汉服，以达到去除鲜卑的民族身份、融入汉族的目的。

    自古以来，服饰一直是体现国家民族风俗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华是礼仪之邦，最重服饰，“衣食住行”，以“衣”为首。历经几千年流变，发展出的服饰文化可谓博大精深。从汉服、唐装到旗袍、中山装，经典的中华服饰也曾成为世界眼中靓丽的风景。

    然而，在当代中国，这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服饰文化却似日趋式微。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当我们被要求“着正装”的时候，脑子里首先甚至唯一想到的就是西服，而不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式礼服。这对于有着几千年传承的服饰文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民族服饰，于个人，是身份的标签和文化认同感的载体；于国家，是形象的展示与礼仪的体现。在现代政治中，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更会成为国家的文化名片。放眼世界，不少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服”，如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东欧、北欧诸国，阿拉伯国家更是重视。

    相比之下，我们的重视程度似乎还不够。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规定外交人员的正装为中山装。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山装似乎显得不太符合当下的审美观，因而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外交官们也开始穿起了西服。但是，西服在很多国家眼中并不算正装，在最隆重的外交场合，穿西服会被视为过于随便、不尊重外交礼仪的行为。

    所幸的是，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中式礼服文化研究热”正在国内悄然兴起。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国服文化研讨与服装探索展示大会”，就是热潮中的一股涓流。这次由民族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会议，以传承和弘扬民族服饰文化为宗旨，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要有“国服”、“国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确，如果我们在重大集会、节日庆典与外交场合能穿“国服”，有利于在世界上树立充满文化自信的中国形象。这就要求“国服”具有对普通民众的亲和力，便于普及。它不仅仅是在设计上加入中国元素那么简单，更应体现中华民族对于衣着的文化理念。

    服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魏晋风流，士人爱穿敞襟宽袍，以显自由不羁；大唐盛世，开放自信，服饰因之雍容华贵；在国家崛起之今日，如何穿出中国范儿，看来真不是一件小事。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 第24 版，有删改）

    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到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的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倍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给欣赏者引发了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是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梵·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_一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教授胡适

    胡适的教授生涯始于北京大学。1917年初，《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向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力荐胡适，同时动员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的胡适回国任教。当时正在紧张写作博士论文的胡适，还没等博士学位到手便回国了，于当年9月10日到北大就任教授，这时他刚刚二十六周岁。

    初到北大任教的胡适，在哲学系讲授“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了，在胡适之前由陈汉章讲授。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尚书》的《洪范》篇。胡适授课却不管以前的课业，他发给学生的《中国古代哲学讲义》，一反前例。当时读大一哲学系的顾颉刚回忆说，胡适一开头就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对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在他们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场“思想造反”，有几个不安分的学生拉着读大二文学系的傅斯年，策划“扳倒”老师——将这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的留洋教授赶走。当时傅斯年在北大已赫赫有名，此前他就曾将教授《文心雕龙》的教授、章太炎的门生朱蓬仙成功逐出门外。他将朱的讲义一夜读完，勾出了三十多条错误，将了他一军。校长蔡元培看了，只得将朱辞退，但傅斯年“鉴定”完胡适的课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书虽然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这件事才得以平息。第二学期，北大恰好也有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由一位老教授任课，当时冯友兰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据冯友兰回忆，某次课上，这位老教授手里挥舞着胡适的讲义，冷嘲热讽地对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好在胡适在学生那里基本站稳了脚跟，加之有校长蔡元培的鼎力相助，他在北大的教授位子也就此坐稳了。

    除了在北大任教，胡适还先后担任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并长期兼任教育部讲习所兼职讲习，至于胡适在国内外大学的演讲、讲学，那就难以计数了。

    胡适课讲得好，这在所有听过他课的学生那里，基本上是公认的。1917年考入预科的田炯锦回忆说：“诸师长中，我最喜欢听胡先生的课，他不但有许多新颖的见解，而且擅长表达。”曾就读于北大的朱海涛回忆说：“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中国文学史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

    胡适讲的课，内容大多比较新颖，他特别注重运用他那套所谓“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的典籍，有断制，新见迭出。在教学方法上，胡适推崇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做题目，叫同学来研究”。胡适说自己并不喜欢上大课，而更喜欢上小型的研讨课，因为“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

    胡适的日记、笔记中也多有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记载和分析。1931年8月28日阅完“中古思想史”试卷后，对75位学生按分数排队，排出“皆有希望成才”“尚有几分希望”“中人之资”“绝无希望”的，甚至还依次“卜其人的终身”。

    常有同事向胡适讨教讲课的奥秘，他的回答是：“一小时的课，必须有四小时至八小时的准备。”杨亮功说：“胡先生做学问不苟且，教书也是不苟且的。”这也就是胡适自己所说的以“做小学生”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对胡适这样一位“大牌”教授来说，他在教学工作中能够这样“不苟且”，难得可贵。

（摘编自周川《教育家胡适：行动与思想》）

相关链接：①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即风行海内，3年不到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高丹《北大开会研讨胡适：他20岁一出场便是主角》）②在1916年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适以为今日造国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肖东发、李云、沈弘《风骨：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

    ①勤劳是华夏子孙的传统美德。中国人的劳动精神一代代传承，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劳动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弘扬劳动精神，是当下国人的精神追求，也是中国人建立文化自信的一个历史基点。

    ②人类劳动发展分为奴役劳动、谋生劳动、体面劳动、自由劳动四个阶段。对人类社会劳动的认知和热爱，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多有论及。《大戴礼·武王践祚·履屡铭》中写道：“慎之劳，则富。”强调的是财富和劳动的关系。自古以来，对劳动的肯定和赞美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今药石·续自警篇》中写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勤可以免饥寒也。”意思是人们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缺乏衣服与食物，勤劳能够让人避免饥饿与寒冷。先秦儒家关注“礼制”，为中国古人构建了一种脱离田间生产的劳动价值理论；后世儒家分离了“劳”和“思”两个概念。正如孟子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表明劳心和劳力都属于“劳”的范畴。墨家本就是劳动者的学派，它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建立劳动为本位的积极性劳动伦理的范式，这体现了劳动和知识的有机结合。《墨子》中有“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还蕴含着中国社会福利、劳动保障思想的萌芽。佛、道两家对于劳动和农业所持的消极态度，常常遭到治国者的批评，法儒两家主张繁衍人口，认为劳动力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重民思想，经过长期的文化大融合，儒、释、道、墨、法等多家思想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勤于劳动”被看作是“修齐治平”的根本性的道德品质，深深滋养着一代代华夏儿女的精神心田。

    ③古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生活本身和精神意境，诗人妙作可窥一斑。诗人李绅写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悯农》融洽地将珍惜食物与辛勤劳动结合起来，一直影响塑造着中国人的勤俭节约的美德。诗人王维写道：“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这首《春中田园作》的前四句展现出了古代人们愉快劳动的情境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可见，劳动不仅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劳动的协作性还可以培养人的互助和团结精神。自强不息是古代劳动人民战胜困难的智慧之源。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反应在各个领域：巍峨长城、巧夺天工的都江堰、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等等，尽责、乐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使这些遗宝成为历史的烙印和华夏子孙精神的内核。

    ④伟大梦想不是等来的、喊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人们的辛勤劳动。国家、社会、企业各界需要提供更有利的劳动保障，更好的劳动条件，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体面劳动，使劳动尊严得到维护、劳动价值得以实现，更好地营造平等劳动，勤奋做事、勤勉为人、勤劳致富的正能量的社会氛围，鼓励人们不断创造出新的内生动力。只要我们守护中华劳动伦理的深厚底蕴，弘扬工匠精神和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劳动美德，一代代的劳动者就必定能创造伟大的历史，不断开创未来美好生活。

（摘自2019年6月3日光明日报夏月明《弘扬中华传统勤劳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