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皇权与相权

自秦朝以后，皇帝为了集中权力，不断削弱相权。唐朝曾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行使宰相职权；清朝又以满汉大学士等出任军机大臣，主持全国军政要务。

问题二：中央与地方

自周代以后，我国开始确立了一套地方行政制度。秦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由皇帝直接任命郡守和县令；汉代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在继承秦代地方制度的同时也部分恢复了周朝旧制。到了元代，为了加强对辽阔疆域的控制，开始设立行中书省，标志着中国地方行政制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材料一：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九月，郑氏集团派人到福建(同清廷)议和，请求“照……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霄贡”。康熙帝表示“台湾不可与……高丽外国比”，拒绝郑氏要求。

——摘自《台湾人民抗战檄文》

材料二：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朝确立了对漠北蒙古的正式管辖，但保留蒙古三大部首领汗的称号，在行政上依照蒙古之例编旗。蒙古原有若干部会盟的传统，编旗后盟长作为会盟的召集人，由皇帝在盟中诸旗中指定一人担任，同时起到代表朝廷监督各旗的作用。清朝统治者反复宣称“满蒙一体”，大力发展满蒙贵族的联姻关系，使其成为清朝统治的得力柱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在从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我们已看到，这种不发达与中国的发达比较起来，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起了使自身的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家信仰。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这种态度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变化。相形之下，西欧人拿来中国的一些发明，充分发挥这些发明的潜能，并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发更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化。最终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先驱者和受惠者。这一模式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百事顺”，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17—18世纪，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通过传教士的介绍、研究，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得到了流传和宣扬，成为伏尔泰等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更是主张开明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反对欧洲王权所追求的社会楷模。（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