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裁缝店

    我们租的店面实在太小了，十来个平方米，中间拉个布帘子隔开，前半截做生意，后半截睡觉，做饭。吃饭时，我们就全部挤到外间，紧紧围绕着缝纫机上的一盘菜。

    我们的店面虽然小，但这样的话，炉子烧起来的时候，会特别暖和。很多个那样的日子——是晚春吧，外面狂风呼啸，昏天暗地，树木隐约的影子在蒙着雾气的窗玻璃外剧烈摇动，碎石子和冰雹砸在窗玻璃上，“啪啪啪啪”响个没完没了……房子里却温暖平和得让人没法不深感幸福——锅里炖的风干羊肉溢出的香气一滚一滚地波动，墙皮似乎都给香酥掉了，很久以后会突然掉下来一块。至于炉板上烤的馍馍片，香气虽然被羊肉的味道盖过了，闻不到，却看得到它颜色金黄灿烂，还泛着诱人的淡红。小录音机里的磁带慢慢地转，每一首反复听过的歌的歌词都已经失去它自己的意思，只剩一片舒适安逸。

    库尔马罕的儿媳妇也来做裙子了，她的婆婆腼腆地跟在后面，提个编织袋，宽容地笑着。我们给她量完尺寸之后，让她先付点订金，这个灵巧敏捷的漂亮女人二话不说，从婆婆拎着的袋子里抓出三只鸡来：

    “三只鸡嘛，换一条裙子，够不够？”

    她要订的是我们新进的一块布料。这块晃着金色碎点的布料一挂出来，村子里几乎所有洋气一点的媳妇们都来订做了裙子。这是我们这个小地方能追赶的为数不多的时髦之一。

    她说：“不要让我公公知道了啊！公公小气嘛，给他知道了嘛，要当当(唠叨、责怪)嘛！”

    “婆婆知道就没事了？”

    “婆婆嘛，好得很嘛！”

    她说着揽过旁边那个又矮又小的老妇人拼命拥抱，“叭”地亲一口，又说：

    “等裙子做好了嘛，我们两个嘛，你一天我一天，轮换着穿嘛！”

    她的婆婆轻轻地嘟囔着什么，露出长辈才有的笑容，甚至有些骄傲地看着眼前这个高挑苗条的年轻儿媳妇。

    库尔马罕的儿媳妇是我们这一带出众的两三个漂亮女人之一，她有着猫一样明艳的容颜，目光像猫的目光一般抓人。她的举止也像只猫，敏捷优雅，无声无息。长年粗重的劳动和寒酸的衣着，似乎一点也没有磨损她青春的灵气，反倒令她滋生出一股子说不出的新鲜的野气——虽然她修长匀称的手指总是那么粗糙，布满了伤痕；脚上拖着的那双干活时才穿的、还没来得及换下来的球鞋，鞋帮子早垮得没了个形状，脚趾头也顶出来了一个。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三只鸡和她那因年轻而放肆的美梦。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

    “家里鸡少了，公公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家里鸡很多吗？”

    “多得很。”

    “五十只？一百只？”

    “七只。”

    “啊——”太不可思议了，“七只鸡少了三只，你公公还看不出来吗？”

    “看不出来。”

    当地男人不过问家务，已经严重到了这种地步！

    来这里做衣服的女人们，一个比一个可爱，可爱得简直都不忍心收她们的钱了。哪怕是五六十岁的老妇人，撒起娇来也跟小姑娘一样动人。她会像念诗一样哀叹自己的青春，满脸难过，眼睛却狡猾地笑。

    所以，到了后来，我们的价格不得不下降了一个档次——实在是没有办法呀。这样一来，我们生意就更好了，我们也就更忙了，每天天快亮了才睡下。整个喀吾图小镇上，我们家窗子的灯光总是亮到最后。

（李娟∕文，选自《我的阿勒泰》，略有改动）

[注]李娟，散文女作家，曾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有过一段做裁缝、卖小百货、与牧民一起转场的生活经历。其散文集《我的阿勒泰》风格清新明快，原生态地再现了北疆风情。

父亲的自行车

曾业桃

    ①那次回老家，父亲说自行车丢了。“唉，真倒霉，到菜场买菜，一转头自行车就没了。丢就丢了，再买一辆，又不值多少钱。”我对父亲说。A 父亲没有吭声，只是神情沮丧，仿佛多年前和我赶集走散的光景。

    ②记忆里，父亲的自行车是在我五六岁时买的。那时，父亲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母亲在乡下务农。父亲为了方便回家干农活和照看我们，花费半年的工资买了辆凤凰牌自行车。

    ③有了自行车，我和一起出生的弟弟就有了期盼。日之夕矣，我们坐在门槛上焦急地等待父亲。B 当我们听到隐隐的铃声，便赛跑一般穿过那打谷场，跨过小桥，朝竹林那边的石子路冲。我们赛跑的原因只是为了能坐在前面的单杠上按铃铛。自然我总是比弟弟跑得快。等到我兴奋地把铃铛按得叮当直响时，弟弟往往才气喘吁吁地赶到。父亲像先前抱我一样把弟弟抱上后座，乐呵呵地推着我们回家。

    ④最快乐的等待在节日里，因为父亲的自行车上比往常多了月饼、糖果之类的东西，它们是那时最美昧的食品。铃声还没有响，我和弟弟就已经翘首以待。我们一边等待，一边讨论，一边想像自行车满载而归的情形。等待的时光快乐而漫长。或许是单位加班的缘故，或许是我们心情焦急的缘故，父亲在节日里似乎总回来得晚些。太阳快要落山了，父亲尚未归来。c “爸爸回不回来呀’”弟弟担心地问。“怎么不回来，你听，铃声。”铃声并没有响，我只是哄他。“好像有。”弟弟侧耳倾听，但很快又失望了。

    ⑤记忆里，总是在我们略略失望时，铃声乍起。于是，我们又赛跑着上路，不过，这时的我们不是争坐前面，而是争提食品。父亲取下食品，每人手里放一些。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家提，生怕有半点闪失。

    ⑥记忆里也有不快乐的时光。我和弟弟常常同时生病，而且常常在夜晚。等到忙碌一天的父亲准备休息时，我们便开始发烧。为什么我们的病总在晚上发作？我很不明白。我只记得，父亲把我们一前一后放在车上，急匆匆地往镇卫生院赶，父亲要推六七里路才能到达。有时。月光如水，静静地铺在父亲的背上扣自行车的单杠上，显得那么温乘；有时，满天星辰，每一个亮晶晶的星星都在向我们眨眼，似乎是责备我们又惹父亲劳神：有时，夜黑似漆，父亲和自行车在黑暗中一步一步艰难地摸索，而我们常常就在自行车上睡着了。

    ⑦轮到我们上学，父亲的自行车便成了我、弟弟还有二哥的公交车。父亲便请会木工手艺的二叔在车的后座上加了一块结实的木板。我和二哥坐在后面，弟弟则坐前面。D父亲骑得十分费劲，数九寒冬都会累得满头大汗。若逢雨天，他骑得更吃力，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分不出哪是汗水哪是雨水。但无论天气如何，父亲都坚持把我们按时送到学校，从未让我们迟到。

    ⑧父亲黯然的神情让我想起过去，也许父亲和我一样并不在乎买自行车的钱，在乎的只是逝去的艰难岁月，而我更多了一份对父爱的深深谢意。

（选自2010年11月7日《淮海晚报》）

       不过，这种创造性的思维是否任何人都具备呢？是否存在富有创造力和缺乏创造力的区别呢？

       某心理学专家小组以实际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与不从事此类工作的人为对象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得出如下结论：“富于创造力的人，认为自己具有创造力；缺乏创造力的人，不认为自己具有创造力。”

       认为“我不具备创造力”的人当中，有的觉得创造力仅仅是贝多芬、爱因斯坦以及莎士比亚他们的，从而进行自我压制。不言而喻，在创造的宇宙里，贝多芬、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是光辉灿烂的明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是他们，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获得如此非凡的灵感。相反，这种非凡的灵感，往往产生于这样的过程：关注极其普通、甚至一闪念的想法，并对它反复推敲，逐渐充实。

       由此看来，区分一个人是否拥有创造力，主要根据之一是，拥有创造力的人留意自己细小的想法。即使他们不知道将来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但他们很清楚，小的创意会打开大的突破口，并坚信自己一定能使之变为现实。

       任何人都拥有创造力，首先要坚信这一点。关键是要经常保持好奇心，不断积累知识；不满足于一个答案，而去探求新思路，去运用所得的知识；一旦产生小的灵感，相信它的价值，并锲而不舍地把它发展下去。如果能做到这些，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自然科学，研究人文科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力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像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永远的红灯笼

杨轶晨

①春节又到了。因为禁止燃放爆竹，街上院里干干净净。路上几乎空寂无人，彩灯孤寂地闪烁着，无声地诉说着没有红灯笼的春节的荒谬可笑。严峻的高楼高高在上地俯视着，似乎在嘲笑这古老的节日。

②逃离。是的，我几乎是逃离这座城市的。我在秦岭脚下沣河旁的奶奶家寻回我的春节，寻回我的红灯笼。车子掠过一个个村镇，乡村的集市，红艳艳的大灯笼，长长的对联在风中摇曳，小孩子玩的彩灯挂成长长一排。彩灯近些年愈加精致，塑料的外壳色泽艳丽，闪烁的灯泡发出明亮的光。儿时的彩灯不过是纸壳上用彩笔涂绘，在灯笼中间插根蜡烛，不似如今的精致，却给了我无尽的欢乐。而今，我再不会牵着爷爷的手挑选我喜欢的彩灯，再不会小心翼翼地举着彩灯，担心蜡烛倾倒，而纸质的彩灯也随之消失在喧闹中了。

③“吱呀”，古拙的黑色木门颤巍巍地打开，跨过齐膝高的门槛，走进中庭，庭中有些朦胧，充盈着浓郁而熟悉的烟火气息。奶奶一定在蒸包子。走进厨房，大铁锅中腾起的白雾和炊烟纠缠着旋转而上，模糊了视线，只隐约看见奶奶坐在那沉重而古老的小木凳上，悠悠地拉着那风尘满面的、古老得不知年代的风箱，不时弯腰抓起一把柴草或几根木棍添入灶膛中。炉火缓缓腾起，舔着大铁锅的锅底，红润了奶奶的脸。舒缓而有节奏的风箱“咣当咣当”声混杂着柴草的“噼噼啪啪”声，吟唱着重复千年的古老曲调。恍惚中，我记起儿时在玉米收获的时节，亲手掰下当年第一根玉米，扔进大铁锅里煮。我眼巴巴地趴在锅边，当锅盖揭开的一瞬，雾气升腾，甜甜的香气在厨房中弥漫开来。而如今，再名贵的玉米也没有了当年的香甜，也许是失去了柴火铁锅的味道吧。

④邻居端着一个粗瓷碗站在门口，两三米长的大对联已写好摆在桌上。我接过碗，里面是用最原始的植物纤维泡成的乳白色黏稠的糨糊，我用棕毛刷蘸了蘸，刷在对联背面，递给高高站在梯子上的父亲。梯子被邻居稳稳地扶着，另一个邻居远远站着，高声指挥着对联的高低左右，不时玩笑几句，大红灯笼在欢笑声中高悬在门前。然后父亲又去加入邻居家的帮忙大军中去了。一会儿工夫，整条街上家家贴上了对联，门前飘起大红灯笼，昭告着一年的欢乐幸福，笑声祝福声充满了整条街道。

⑤爷爷到祖坟祭祖回来，把写着世代祖辈名讳的“中堂”挂在墙上，供品、蜡烛、香炉依次摆在桌上，香烟袅袅，清幽的檀香气息又在欢快的节日气氛中增添了对祖先怀念的肃穆。

⑥院子的棕榈树高高地直立着，儿时被我燃放爆竹失手点着的棕毛已悄然长回，那件被爆竹烧了大洞的新衣早已穿不上了，而我也不再是拿着小花炮满院子跑的小丫头了。奶奶站在木门边：“来，比比，今年长高了多少。”木门的边缘，一道道刻痕记录着我长大的轨迹。垂眸，几代人踏过的木门槛斑斑驳驳，恍惚看到曾经那个小小的身影摇摇晃晃地站在门槛上，冲着爷爷骄傲地比画：“我要长到这么高！”一弹指，小小的人已比奶奶高了。是的，我已经长大了。大红灯笼被风微微吹起，抬头望着一年年挂在门口的红灯笼，我舒心地笑了，还好，红灯笼一直在这里。

⑦当我穿行在城市灰蒙蒙的街道，当我走过炫目而庸俗的彩灯，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春节。我的春节，永远是那个样子：黑夜中，火红的灯笼照亮了大红的春联，映红了厚厚的白雪。笑声、祝福声填满了整条街。爆竹为人们铺出一条长长的红地毯，地毯尽头，依然闪烁着暖人心脾的红灯笼。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①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②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的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A.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③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同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B.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唱了一段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少年父子成兄弟。”

④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未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⑤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