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

    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

    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中计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国家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材料一：

    丁酉新春，旨在“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的《中国诗词大会》风靡全国，“圈粉”无数。在“一笑二闹三跳四唱”的娱乐节目时代，《中国诗词大会》以优雅的方式脱颖而出。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是因为内心对于精神雨露的渴求，而传统文化正是精神雨露的源头活水。诗词大都比较凝练，朗朗上口。阅读诗词，人们享受着语言美感带来的欢愉，同时也能感知诗词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这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视野。阅读诗词，体悟诗词作者的心境，跟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学习像诗词作者一样去感受和思考生活。

    人们关注《中国诗词大会》，还因为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较快，每天八小时上班，满负荷运转，单调乏味的生活让人感觉压抑，而读诗可以暂时疏解内心的阴郁。《中国诗词大会》以引人入胜的形式吸引人们亲近诗词，从诗词之美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生活需要诗意，但诗意并不自然而然地存在。一个人只有徜徉于诗词、发现诗意，才能在与诗词相会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养，让心灵空间更饱满。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记者李兆清）

材料二：

    近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了诗词大会的主创团队。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说：“诗词是情感的抒发，节目集中展现了中华诗词文化的魅力，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也坚定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百人团’成员最小的7岁，武亦姝16岁，陈更20多岁，看到他们那么年轻，就觉得中华文化后继有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无数次被用来形容诗词大会选手的一句话。《中国诗词大会》总导演颜芳回忆，第二季总冠军、上海复旦附中的学生武亦姝，无论是在地方选拔还是在现场比赛中，都特别淡定。“她得冠军的那一刻，我们想把摄像机推上去给个表情特写，结果发现没必要，她脸上特别平静。”

    也许，传统诗词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遥远，而诗词大会正在拉近这个距离。

    阚兆江透露，其实诗词大会的题库内容85%以上来自中小学课本，所以对观众而言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们不是文人雅士的沙龙，得让人看得懂，从大家熟悉的诗词名篇切入，可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阚兆江说，“每一道题不仅是题目，还是话题的开启，让诗词和古今生活有一种联系。我们不是要做一场考试，而是想通过诗词陶冶人们的情操，滋养人们的心灵。”

    所以，诗词大会的题目都颇“接地气”。比如，把“减肥”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联系，把“化妆”与“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联系，“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对应的则是“购房”——都是当下年轻人关心的话题。

    诗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颜芳说：“其实诗词的功能至今没有失去，写诗就跟发朋友圈一样，都是情感的表达，很有趣，也很时尚。”

    诗词大会落幕，而青年一代的诗意生活方兴未艾。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记者蒋肖斌）

材料三：

    诗词综艺火爆，最近令朋友圈和各种群话风突变，忽如一夜春风来，答题对诗、玩“飞花令”蔚然成风。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也出现了反弹，如“从诗词大会生出学霸情结是一种不堪”“诗词大会说白了还是一场电视秀”等。

    16岁的上海女生武亦姝获胜，成了风靡网络的古典风少女偶像，与新媒体喧嚣传播形成对照的是，女孩淡定拒绝了媒体采访。江苏省盐城中学语文老师刘百生告诉记者：“会背古诗的孩子成了古代才女的代名词，成了令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潮总是令人警惕，这不代表咱们的诗词教育很成功，反而说明国民整体古诗词修养很缺。爱好古诗词在当下还是颇为小众。”

    在节目中，九宫格、干扰项、抢答等定输赢的方式，也让教育界人士嗅出了“应试”味道。也有选手靠“蒙”答对题目，在一些老师看来，这就是当下应试教育最厉害的地方，以答题技巧制胜，这个节目俨然一场标准化考试。“应试思维”是始终令教育界人士矛盾的纠结点。“应试思维”模式导致古诗词多被视为“语言材料”，学生们只是机械记忆与练习，记知识点多过传播文化，背离其作为“文学”和“文化”的本质。

    近年来，被誉为“综艺清流”的《百家讲坛》《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文化盛会风靡一时，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似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追捧这些文化盛会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中国文化中最精致的文字有一种膜拜的心理，即使如今浸淫于网络语汇，仍心向往之。这也是现在的家长在孩子三四岁时就令其背古诗的原因。可惜，孩子的精神生活最终仍被奥数和考级等占据，缺失了“诗和远方”。借古诗词学霸爆红的契机，教育界人士期待能在全社会的努力下，改善古诗词教育的整体氛围，以减少孩子的背书之苦，让孩子带着热爱，去惬意感受和品味古诗词之美。

    当喧嚣的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有了一次次美丽的“邂逅”，中华文化基因逐渐苏醒，这危机中的微曦，则弥足珍贵。

（摘编自《扬子晚报》，记者张楠）

材料一：

    国家中心城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处于城镇体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多方面。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五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和定位。2016年至2018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发函支持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材料三：

    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城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建设这些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促进中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这些城市要代表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要带领所在区域的城市群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网络，抢占我国在全球城市体系和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制高点。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都是所在区城城市群的核心龙头城市，要强化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这些中心城市建设除了关注自身功能提升以外，还需要充分加强与周边城市区域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推进区域人口、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市场要素和体制机制一体化对接，建设高效联动、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群区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区域整体均衡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文化的渊源、发展、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主动承担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对外要展示地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对内要保护城市的文化根脉，加大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的正面宣传力度，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来说，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在质量。未来一个时期，在面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新时代提出的新目标进行系统思考和准确把握，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让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

    未来一个时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将在产业布局、交通网络、通勤就业、生活居住和管理制度等几大领域呈现一体化趋势，城市体系将由等级结构向网络扁平化转变。未来一个时期，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塔尖城市，应通过人本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这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从而使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城市空间环境实现品质提升，使城市成为宜居宜业的乐土。

（摘编自《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8>》）

    材料一：智慧交通是未来交通系统的发展方向，我国高度重视智慧交通的发展，交通运输部近年来提出了要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基础设施两个体系，也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的意见》，而智慧交通成为其重要手段，扛起了引领交通现代化的大旗。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机动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各种交通问题凸现。发展智慧交通可保障交通安全、缓解拥堵难题、减少交通事故，还可提高车辆及道路的运营效率，促进节能减排。

    (摘编自王贝贝《“十三五”中国智慧交通发展趋势判断》

    材料二：

    （注）分数越高代表频率越高，满分为5分。

    (数据来源于“艾媒咨询”)

    材料三：目前，我国城市智慧交通普遍缺少顶层设计，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系统全面的智慧交通框架体系。同时，随着各地交通系统规模扩大，设备故障点也呈几何级数增长，运营维护单位忙于应付设备故障，维修成本过高。另外，以现在的技术手段，人、各类交通工具在时间、空间上留下的痕迹信息都会被采集到，但这些数据汇聚起来，并不一定产生有价值或者价值高的信息，也消耗了大量的存储空间资源。

    当前对智慧交通信息安全问题重视不足。在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的各个环节中，都可能存在信息泄露、伪造、网络攻击等安全问题。

    智慧交通的建设运营需要各部门群策群力，但现状是各部门都有其各自的业务系统，难以协调一致；我国智慧交通系统项目的建设先于行业统一标准的推出，许多地区的智慧交通系统自成体系，标准互不统一。

    目前很多中小城市的智慧交通仍然是比较低层次的操作，还没有“大交通”的概念，当下所谓的智慧交通其实只是管控。而各地还或多或少地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影响了系统运行效率，提高了系统运行的维护和再建设成本。

    (摘编自姜秀明《浅析智慧交通的未来》

    材料四：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智慧交通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既可识别车辆特征、交通违法行为等信息，也可实现平面二维的展示，让城市交通参与者变得透明，从而实现了“所见即所现”。通过仿真试验寻求现实交通问题的最优解，获取交通设计方案的评价，为交通规划和整改提供决策辅助。

    我们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收集起来的人和交通数据，通过AR实景指挥作战系统将其深化应用。系统将所有交通资源和信息集约在一张实景地图上，实现道路交通从“治”理到“智”理的转变。

    不过，智慧交通在做好自身行业的同时，还需要横向的延伸，与智慧城市的各行业如智慧医疗、智慧安防、智慧环保等做到相互服务，避免信息孤岛或重复建设。

(摘编自赵锦祥《智慧交通在智慧城市的深入应用与发展趋势》)

材料一：

“道德物化”是指把抽象的道德理念通过恰当的技术设计，使之在人工物的结构和功能中得以体现，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传统的道德教化途径是从人的角度着手，使道德规范内化于人心；而“道德物化”则是从外在环境着手，把道德规范外化到人工物的构造之中。

其实，“道德物化”思想的萌芽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并且在后来以不同的形态在一些学者的思想中不断出现，比如中国古代的“藏礼于器”思想和后现代思想家福柯的“微观权力”思想中都包含有“道德物化”的成分，只不过尚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系统化的表述，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关于“物化”一词本身，也需要做一点讨论。提到“物化”，人们往往会习惯性地想到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从而直觉地产生一种抵触心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指的是，现代社会中人被外物所奴役，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物化”是需要被克服和超越的。但是，道德的“物化”强调将抽象的道德理念在具体的人工物构造中得以体现，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引导，此处的“物化”具有正面的意义。

（摘编自张卫、王前《道德可以被物化吗？——维贝克“道德物化”思想评介》）

材料二：

近年来，道德物化思想颇具影响，它最早是由汉森·阿克特豪斯提出，而后主要由他的学生维贝克继承与发展。

尽管维贝克受到过诸多思想的启发，但他直接继承的是唐·伊德的后现象学思路。伊德认为人的当代处境，表现在人总是受到技术调节，扼要地讲，就是技术无时无刻不在调节我们的微观知觉。以视觉为例，在使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天体时，人的视野发生了很大改变。有些图像信号被边缘化，隐没在背景下，群星看不到了；而有些信号则被放大，呈现在焦点中，人们看到了月亮上的环形山。可见，望远镜的放大—缩小结构对视觉知觉进行了整理，在此过程中，技术对视觉进行了建构。

所以，后现象学指出人的知觉经验是人和技术共构的，技术不是中立的，它在积极地构造经验。既然人的认识经验总是受到技术的调节，那么道德经验也不例外。维贝克将描述性的技术现象学进行了规范性转向，系统地提出了道德物化理论，旨在澄清技术如何调节人的道德经验。

道德物化包含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在最核心的理论部分，道德物化本质上仍是一个纯粹描述性的理论。现象学和后现象学都是一种纯粹描述性的思路，只不过其描述性的对象不尽相同。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的描述对象是意识指向某个对象，而伊德的描述对象是技术如何调节人的知觉经验，到了维贝克这里描述对象又被转化成了技术如何调节道德这一特殊的知觉经验。

但道德物化常被认为是对后现象学做了规范性转向，使得其关注了道德问题。这主要指的不是道德物化的理论部分，而是这一思路的实践性部分。维贝克在描述技术如何调节人的道德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事关“应当”的问题，即我们应当考虑将一些普遍接受的公共善在技术的设计阶段就嵌入到其工程蓝图之中，透过技术的布置和使用来劝导人按照道德的期许去行动。这一规范性的转向主要面向的对象是技术设计的工程人员。道德物化理论指出技术人员应该具备一些道德义务；首先，他们应当将技术不再简单理解成价值中立的工具，而应认识到技术可以调节道德经验，因此应对技术保持价值敏感性。其次，他们应当认识到自己不仅要实现技术的实用性功能，同时也应当主动地将有益于良善生活的重要价值共识嵌入技术中。当然，技术中所内嵌的价值不应该侵害基本自由。这些基本自由所保障的价值通常是基本人权，技术如果使得这些价值更容易受到侵害则应当被立即禁止。维贝克本人曾常年在荷兰著名理工大学特温特大学任教，他在该校指导设计实验室，给很多工程专业的学生上伦理学课。这一现实情境和他提出道德物化学说是紧密相关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维贝克道德物化理论的描述性部分继承了后现象学的一个重要存在论成果，即人与技术共构的关系本体论思想。道德物化的规范性部分可被视为该成果的应用轮理成就。在伊德看来，在知觉的生成层面，人和物是互相建构的，即不是人也不是物完全主导了知觉经验形成。维贝克直接继承了关系本体论，指出在道德经验方面人和物也是互相建构的，克服了人本主义伦理学把人当成唯一的道德主体，把物当成中立工具的伦理思路。道德物化理论鲜明地指出，分析一个道德行为，不能简单仅把人当作唯一主体，而应把人和物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去澄清这两者是如何建构一个特定的伦理行动的。只有澄清道德物化的描述性和规范性部分的关系和内涵，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道德物化哲学。

（摘编自王小伟《道德物化哲学的当代科技伦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