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

李培俊

    他上衣破了，裤子也撕开了一道不小的口子。脸上还有几条浅色的灰道子，其中一条越过眉梢，在腮帮上拐了个S形的小弯，一直延伸到嘴角那里。他显得异常狼狈。天快黑时，他出现在卖橘子的小摊前。橘子又香又甜的滋味，对于又渴又饿的他具有致命的诱惑力，他恨不得立即拿起一个，剥去外皮，塞进嘴里！但他没有。他用力咽下一口口水，手下意识地伸进上衣空无一物的口袋，他最后又犹豫着把手伸向鼓鼓的裤袋……

    这时，摊主拿起一只又圆又大的橘子递到他手上，那只橘子是摊子上最为鲜亮的一只。摊主笑笑说：忘记带钱了吧？以后记住，男人出门，口袋可不能空。吃吧，吃吧，自家树上结的。

    他说了声谢谢，拿着橘子离开了。

    两天后，他又一次出现在那个卖橘子的小摊前。没等他开口，摊主就拿起橘子塞给他，不是一只，而是四只。他张张嘴，想对摊主说些什么的，可他欲言又止，终于什么也没说，把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放到大堆的橘子旁，走了。晚上摊主收摊，发现了那份报纸，打开一看，摊主惊呆了，上面有一则公安部门的悬赏通缉令，照片上那个通缉犯，竟是他!自己竟两次送橘子给他吃!几经犹豫之后，摊主还是拨通了报警电话。

    公安部门调集警力，在小摊周围设伏，静等着逃犯的再次出现。三天后的中午，逃犯果然出现了。他没有马上进入警方的埋伏圈，而是远远站着，朝四周张望一阵之后，做出了一连串令人费解的动作：他先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尖刀，举得高高的，在空中晃动几下，然后五指一松，尖刀在阳光下划出一缕寒光，哐当一声落到地上。随即，他举起双手，走进警察的埋伏圈。警察一拥而上，给他戴上手铐，推向远处的警车。他说，请等一下，能让我和卖橘子的老板说句话吗？带队的警长犹豫片刻答应了，两个警察架着他，来到卖橘子的摊主面前。他对摊主说：那张报纸是我故意放在你这里的。说完，逃犯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长气，跟着警察上了警车。

    摊主连忙找出那份报纸，发现背面有几行用铅笔写下的小字：长期以来，我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兔子，东躲西藏，白天钻进不见天日的密林，晚上睡在阴暗潮湿的山洞，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我都快疯了……当我为选择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犹豫不决时，你送给我橘子吃，还对我微笑。老实说，是你的善良感动了我。对你，我无以为报，举报不是有2万元的赏金吗？权作是我对你善良的报答吧。

    公安部门按照通缉令的承诺，第三天便把2万元赏金送给摊主。摊主接过钱，颤抖着打了一张收条，把钱掖进内衣口袋。

    八年之后，劳改农场的储油仓库发生火灾，危急关头，他冲进火海，搬出了8桶汽油，避免了一次灾难性的事故发生，又因一辆失控的卡车冲向一个狱友的时候，他及时推开狱友，却永远失去了左腿。

    他获准减刑4年。出狱那天，他没有回家去见妻子儿子，而是拄着双拐去了那个小镇，去找送他橘子的摊主。摊主的妻子红着双眼告诉他，丈夫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说着，她递给他一个沉甸甸的纸包，对他说，临死前让我把这包东西交给你，说你用得着。他让你也摆个水果摊，挣钱虽然不多，可那是自己挣的，花着踏实。他打开纸包，里面是那2万元钱的赏金，分文未动。包钱的报纸，也是他当年留给摊主的那张。几年时间，纸张已经发黄，通缉令上的照片也已有点模糊不清。

无名书店

傅月庵

    旧书店老板有两种，一种是很懂书的，一种是不太懂书的；前者少，后者多。不太懂书的又有两种，一种是售价五折的，一种是售价五折之外的；前者多，后者少。无名书店属于后者。它没有店名，没有店招，只有一个白色亚克力带滚轮招牌，上面用红漆写着“低价书”三个大字，以及“平均约三点三折”的一行小字。每天下午两点之后，老板把它咕噜咕噜推到巷口摆着，路过罗斯福路台湾大学对面汤圆店、吉野家速食店旁的人，都可见到。

    无名书店是台北市少有独栋独户的旧书店，店门口有块空地，还有棵盎然蔽天的大榕树，夏天时绿荫满地，清风习习，理论上景致不差，可惜大树旁一个防火浴缸跟破馊水桶坏了风水，地上许多污渍，因此永远清除不掉，斑斑难数。但无论如何，在寸土寸金的公馆商圈，有此三四坪的空地，还是奇迹，可称福地。因为是福地，所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黃昏后，警察纷出巡逻时，无路可躲的流动摊贩们，很有默契地都会涌入此港避风。下班时间顺路闲逛，十有七次，那位忠厚的少年老板很可能正拿着一个便当边吃边跟“难民”聊天。

    少年老板接掌此店不久，大约仅是两年前的事吧。更早的时候，是老板的父亲在经营：“门虽设而常关”，“书虽有而凌乱”，一叠又一叠的新旧中洋文书籍堆得满地都是，从来不整理。店内还有个小房间，更是连叠都不叠，大小书籍随意拋得齐腰高，每次看到总会心动忖思：底下应当有宝！但无论如何，也只敢窥望而不敢进去一游，原因是害怕如同电影中的雨林、沼泽、流沙阵一样，一个不小心，身陷其中，竟将慢慢灭顶……

    老老板其实不老，是个精壮汉子，皮肤黝黑，一口白牙，终年背心短裤，经寒耐暑，非常有性格。他卖书从来不啰嗦，随心情好坏，最贵也就是五折，更多时候，四折三折都敢卖，尤其“汉声精选绘本”，还有低得不像话的“泄愤价”，因为他最痛恨不能分售的儿童套书！有一回跟他闲聊起来，才晓得以往他是专卖进口画册，摄影、建筑、戏剧、旅游、美术……无所不包，在台北圈内也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不输“棠雍”、“雅典”等大角色。谁知后来一场水灾，把存书淹去大半，心灰意冷之下，才卖起旧书来的，这也就是店内为何那么多精装画册的由来。

    无名书店地段虽好，老老板的性格经营方式，虽然有趣，却注定人气萧索：这世界上，甘心在霉味四溢、灰尘四起的仄屋里挥汗如雨翻披旧书拼凑上下册者，毕竟不多。这种“卖与识者”的“看天田”景象，一直到了两年前，才总算有了改变。

    少年老板原来是职业军人，据说干到连长退伍。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偶然再到店里时，书是人非事事不同。精壮汉子换成白面书生，让人担心的“流沙房”，清出四面书架，整个店面虽然称不上整齐清洁、本本归定位，但也总算有模有样，空气流通，光线还不错了。第一次跟少年老板买书，是一本1943年上海开明版的朱光潜《文艺心理学》。“老板，这本多少？”我心想这书只怕不便宜。“喔，这是古董书，按厚度跟大小卖的，50元，这样可以吗？”清晰的声音透着一丝腼腆，我则当场傻眼，这种估价方式，这种征询态度，逛了二十几年旧书店，难道我终于逛到“君子国”了吗？后来我才发现，新人新气象，如今书价一律三折，旧版书跟英文书架上则贴有“依厚度及大小计算”的纸条，果然虎父无犬子，照样有趣！

    少年老板的有趣，除了每一笔生意，他都会翻到版权页向顾客说明：“我们这里是按定价的三折计算，这本定价是多少多少，所以是卖多少多少。这样可以吗？”不管生熟，买一次，说一次，绝不偷懒。同时为了怕人找不到老板，他还在左胸口别了个识别证，上面写着“低价书”，所以不写“老板”，我相信，一定是害羞的缘故！

    老实说，无名书店的存书不多，归类得也不算好，糟糟乱乱的，我却很爱去逛，一来是两位老板都很有趣，无论碰到谁，聊上几句，顿觉人间存古意，值得活下去。二来因为书价实在太便宜，来逛的人随手都会带个一两本，许多书，根本还在骑楼里整理，就被卖光了。

    人生贵自适，买书未必为了书，读书也未必为了知。买书卖书，藏书散书，论到底，也不过就是浮生梦尘之一耳，新旧良窳无论，千卷买进终复去，或许，来去之间的“那一点意思”才是更值得挂念宝贵的吧！

（选自《买书琐记》，有删节）

老字号

老舍

    钱掌柜走后，辛德治——三合祥的大徒弟，好几天没正经吃饭。钱掌柜是绸缎行公认的老手，正如三合祥是公认的老字号。辛德治是钱掌柜手下教练出来的人。可是他并不专因私人的感情而这样难过，也不是自己有什么野心。辛德治说不上来为什么这样怕，好像钱掌柜带走了一些永难恢复的东西。

    多少年了，三合祥是永远那么官样大气：金匾黑字，绿装修，黑柜蓝布围子，大杌凳包着蓝呢子套，茶几上永远放着鲜花。多少年了，三合祥除了在灯节才挂上四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没有任何不合规矩的胡闹八光。多少年了，三合祥没打过价钱，抹过零儿，或是贴张广告，或者减价半月；三合祥卖的是字号。多少年了，柜上没有吸烟卷的，没有大声说话的；有点响声只是老掌柜的咕噜水烟与咳嗽。

    这些，还有许许多多可宝贵的老气度，老规矩，由周掌柜一进门，辛德治看出来，全要完！

    果然，周掌柜——来了还没有两天——要把三合祥改成蹦蹦戏的棚子：门前扎起一座彩牌，“大减价”每个字有五尺见方，两盏煤气灯，把人们照得脸上发绿。这还不够，门口一档子洋鼓洋号，从天亮吹到三更；四个徒弟，都戴上红帽子，在门口，在马路上，见人就给传单。这还不够，他派定两个徒弟专管给客人送烟递茶，哪怕是买半尺白布，也往后柜让，也进香烟。这还不够，买一尺还饶上一尺，还赠送洋娃娃，伙计们还要和客人随便说笑；客人要买的，假如柜上没有，不告诉人家没有，而拿出别种东西硬叫人家看。

    辛德治要找个地方哭一大场去！在柜上十五六年了，没想到过——更不用说见过了——三合祥会落到这步田地！三合祥是“君子之风”的买卖，这个光荣的历史，是长在辛德治的心里的。可是现在？

    辛德治也并不是不晓得，年头是变了。拿三合祥的左右铺户说，多少家已经把老规矩舍弃，而那些新开的更是提不得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过规矩。

    他最恨的是对门那家正香村：掌柜的踏拉着鞋，叼着烟卷，镶着金门牙。老板娘背着抱着，好像兜儿里还带着，几个男女小孩，成天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唧唧喳喳，不知喊些什么。那群伙计，不知是从哪儿找来的，全穿着破鞋，可是衣服多半是绸缎的。有的贴着太阳膏，有的头发梳得像漆杓，有的戴着金丝眼镜。再说那份儿厌气：一年到头老是大减价，老悬着煤气灯，老转动着留声机。买过两元钱的东西，老板便亲自让客人吃块酥糖；不吃，他能往人家嘴里送！辛德治想不到世上会有这样的买卖，而且和三合祥正对门！

    更奇怪的，正香村发财，而三合祥一天比一天衰微。他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买卖必定得不按着规矩作才行吗？

    现在三合祥与正香村的煤气灯把街道照青了一大截，它们是一对儿！三合祥与正香村成了一对？！这莫非是作梦么？不是梦，辛德治也得按着周掌柜的办法走。他得和客人瞎扯，他得让人吸烟，他得把人诓到后柜，他得拿着假货当真货卖，他得等客人争竞才多放二寸，他得用手术量布——手指一捻就抽回来一块！他不能受这个！

    但是，过了一节，他不能不佩服周掌柜了。节下报账，虽然没赚什么，可是没赔。周掌柜笑着给大家解释：“你们得记住，这是我的头一节呀！我还有好些没施展出来的本事呢。”辛德治看出来，钱掌柜是回不来了；世界的确是变了。

    可是，不多久，周掌柜到正香村领东去了。正香村需要这样的人，而周掌柜也愿意去，因为三合祥的老规矩太深了，仿佛是长了根，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辛德治送出周掌柜去，好像是送走了一块心病。

    对于东家们，辛德治以十五六年老伙计的资格，是可以说几句话的，他去给钱掌柜运动，也托出钱掌柜的老朋友们来帮忙。他不说钱掌柜的一切都好，而是说钱与周二位各有所长，应当折中一下，不能死守旧法，也别改变得太过火。老字号是值得保存的，新办法也得学着用。

    钱掌柜果然回来了。街上只剩了正香村的煤气灯，三合祥恢复了昔日的肃静，虽然因为欢迎钱掌柜而悬挂上那四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

    三合祥的门凳上又罩上蓝呢套，钱掌柜眼皮也不抬，在那里坐着。伙计们安静地坐在柜里，有的轻轻拨弄算盘珠儿，有的徐缓地打着哈欠，辛德治口里不说什么，心中可是着急。半天儿能不进来一个买主。偶尔有人在外边打一眼，似乎是要进来，可是看看金匾，往正香村那边走去。有时候已经进来，看了货，因不打价钱，又空手走了。

    过了一节，三合祥非减人不可了。辛德治含着泪和钱掌柜说：“我一人干五个人的活，咱们不怕！”老掌柜也说：“咱们不怕！”辛德治那晚睡得非常香甜，准备次日干五个人的活。可是过了一年，三合祥倒给正香村了。

（选自《老舍文集》，有删改）

青天一缕霞

    ①从小我就喜欢凝望碧空的云朵，就像诗人说的那样：“①？”我能连续几个小时眺望云空而不觉厌倦。虽然眺者自眺，飞者自飞，但在久久的深情谛视中，通过艺术的、精神的感应，往往彼此间能够取得某种默契。

    ②我习惯于把望中的流云霞彩同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作类比式联想。比如，当我读了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和作品，了解其行藏与身世后，便自然地把这个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云联系起来。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凝望碧空。而当一抹流云调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深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念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这时，会立即忆起她的挚友聂绀弩的诗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③正是这种深深的忆念和所谓“因蜜寻花”的心理，催动着我在观赏巧云的最佳时节——八月中旬，来到这神驰已久的呼兰，追寻女作家六十年前的岁月。

    ④但是，当我踏进萧红故居，却未免有些失望。寥寥几幅灰暗模糊的照片，一些作家用过的旧物，疏疏落落地摆在五间正房里。原有的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这印满了萧红的履痕、泪痕和梦痕的旧游地，如今已盖上了一列民宅。更为遗憾的是，留下百万字作品的著名女作家，陈列室中竟没有收藏一页手稿、一行手迹。

    ⑤当然，也可以顺着另一条思路考虑：这位叛逆的女性的前尘梦影原本不在家里。她像白云一样飘逝着，她的世界在天之涯、地之角。“②”，如此而已。云，是萧红作品中的风景线。手稿没有，何不去读窗外的云？

    ⑥在浪迹天涯的十年间，萧红走遍大半个中国，而且，曾远涉东瀛。她肯定领略过青岛上空彩云的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也该注意到关中一带抓一把下来似乎可以团成窝窝头的朵朵黄云。透明、绮丽的南国浮云；素朴、单纯，仿佛用高山雪水洗涤过的热带晴云，樱花一般的东京湾上空的绮云……这些颜色、形状各异，性格、风度不同的流云霞彩都已幻化为女作家的奇思玄想。

    ⑦对萧红来说，尽管童年生涯是极端枯燥、寂寞的，家园并无温馨可言，甚至经常感到格格不入；但是，就像一首诗中描述的：“③。”一颗远悬的乡心，痴情缱绻，离开得越远，回音便越响。于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便在“永久的憧憬与追求”中孕育诞生了。

    ⑧时代造就了萧红。她不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冲破了封建枷锁，离家出走，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勇敢的娜拉；而且，得到了一批革命作家及其作品的滋养，接触了世界近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和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文化觉醒意识。她在文学创作伊始，就显示了崭新的精神世界，以稚嫩的歌喉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和民众的愿望。

    ⑨对于乡园，她没有沉浸在一般层次上的眷恋、遐想与梦幻之中，而是超越了“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思索，在现实主义与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交叠的文化视点上，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深入地开掘其对于“国民性”的哲理反思和病态社会的无情清算。

    ⑩她“以女性作者特有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以充分的感性化、个性化的认知方式，通过散化情节、淡化戏剧性、浓化情致韵味的艺术手法，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造成的弥天灾难，展示病态人生、病态社会心理的形成，以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

    ⑪同那些跨越时代的文坛巨匠相比，萧红也许算不上长河巨泊。她的生命短暂，而且身世坎坷，迭遭不幸。她失去的不少，而所得可能更多；她像一缕霞光飘然而逝，却长期活在了后世读者的心里；她似乎一无所有，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串坚实、清晰的脚印，树起了一座高耸的丰碑。

    ⑫流光似水。如今，那被女作家诅咒过的岁月，远逝了；那没有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的牛马般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女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血泪交迸的“生死场”，已经照彻了灿烂的阳光。

    ⑬十字街头拐弯处，当年萧红读书的小学校还在。微风摇曳中，几棵饱经风霜的老榆树似在发出岁月的絮语。下课铃声响起，一群闪着澄澈、亲切的目光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野马般地拥向了操场，有的竟至和来访的客人撞了个满怀，随之而喧腾起一阵响亮的笑声。

（取材于王充闾的同名散文）

最后的下午茶

龙应台

    ①从一月十三日开始，我每个星期日到大理街去。冬日的下午四点，常常下着小雨，带点寒意。我们总是开了暖气，燃起灯，泡好了热茶，才开始谈话。

    ②一辈子拒绝写回忆录、不愿意被采访的余先生对摆在桌面上的几部录音机有点儿不习惯，也不让我把小麦克风别在他襟上。好，不要就不要，你别怕录音机，我不也在作笔记吗？

    ③讲到东北战争的细节，情感的冲动使他忘了录音机的威胁，抓起麦克风当道具：喏，这是沈阳，这是长春，公主岭在那边……，更激动的时候，就把笔从我手中拿去，直接在我的笔记本上画起作战地图来。

    ④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窗外夜色越来越黑，到了晚饭时刻，管家把饭菜摆上了桌，渐渐凉掉，凉掉了再热。有一晚，起身去用餐时发现已是夜里九点，他已经口述了五个小时，却一点也不想停止。我坐在那儿发慌：回忆像甜苦的烈酒，使他两眼发光，满蓄的感情犹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涌动 ， 我们谈下去谈下去，彻底谈下去不要停。可是他猛烈地咳嗽，不得不硬生生地煞住：好，今天就到这里吧。

    ⑤他很虚弱，从回忆的缠绵迷宫中抽身而出，显得不太舍得。到了饭桌上，他又开始叙述起来，我于是干脆将收好的录音机又取出来，把盛饭声、喝汤声、咳嗽声、笑声和历史的空谷回音一并录进。

    ⑥好几个下午和夜晚，风雨无阻地，我们坐在灯下工作。有时候我带来一把乱七八糟的糖果，问他吃不吃，他总是说“吃”。于是我们一人一个，剥糖纸吃糖。我放纵自己想喝浓咖啡，问他喝不喝，他总是说“喝”，于是我们一人一杯滚烫的咖啡，慢慢儿喝，就在那冬日暖炉边。我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究竟容不容许吃糖果喝咖啡，但是他兴致盎然，好像在享受一场春日的下午茶。糖果纸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纸，剥起来发出脆脆的声响，灯光照着，泛出一团绚丽。

    ⑦有一天晚上在叙述中碰到一个细节，“这我说不清了，”他说，“可是白先勇知道，你打电话给他。”

    ⑧算算时间，是美国西部的清晨两点，我犹豫着，他也犹豫着。

    ⑨然后他下了决定，说：“打吧！”

    ⑩回忆真的是一道泄洪的闸门，一旦打开，奔腾的水势慢不下来。

    ⑪电话不断地拨，总是传真的声音，试了许久，只好放弃。他露出孩子似的失望的表情，我也垂头丧气。

    ⑫他又拾起一颗糖，慢慢地在剥那五彩缤纷的糖纸。房子静悄悄的，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走星移。

    ⑬我看见一个眼睛清亮的四岁孩子在北京的胡同里吃糖，溥仪刚退位；我看见一个十岁的学童在江苏的村子里看《史记》，直皖战争爆发；我看见一个十来岁奶声奶气却故作老成的少年在上海读《饮冰室文集》被梁启超深深震动，“五卅惨案”正在发生；我看见一个英气逼人的二十岁青年在南京街头追打误国的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全世界；我看见一个心里藏着深情、眼睛望向大海的年轻人忧郁地踏上驶往伦敦的轮船，怀里揣着姊姊给的手帕，蒋委员长正在进行对共军的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的部队遭到胡宗南的突袭，损失惨重，我看见……

    ⑭我看见一个文风郁郁的江南所培养出来的才子，我看见一个只有大动荡大乱世才孕育得出来的打不倒的斗士，我看见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典型——他的背脊直，他的眼光远，他的胸襟大，他的感情深重而执著，因为他深信，真的相信：____________。

    ⑮我看见一个伟大光明的人格。

——原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有删改

附记：余纪忠先生(1910—2002)，台湾《中国时报》创始人。

再到凤凰山

陈忠实

    小小的凤凰城远近闻名，着意在山水韵味凤凰城山水名扬天下，得益于作家沈从文。凡读过沈从文作品的人，不仅难以忘记湘西的山水韵味和民俗风情，而且种下有朝一日走一回湘西的欲念。凤凰城是湘西风景风情的代表性杰作，自然为首选之地。

    十年前到凤凰城，看了山，看了水，看了沈从文先生的书屋和墓地，感触颇多，却不著一字，说来很简单，沈先生早在几十年前把湘西的山光水色和民生的风情灵气展示得淋漓尽致，至今都很难再读到那样耐得咀嚼的文字，我便不敢贸然动笔了。这回又去湘西，再上凤凰山，不仅有沈先生文章里的景致为参照，而且还有第一次来凤凰城的印象作对比，我发觉变化真是太快了，也太大了。

    我记得十年前进凤凰城时，要过一座桥，从桥上看下去，河水里浮游着几头水牛。水牛在河里懒洋洋地游着，露出硕大的头和头上的弯角，还有浅灰色的脊背水色不清，浑而近浊，漂浮着有藤蔓的野草，据说是刚刚下过雨涨了水的缘故这幕水牛戏水的景象就留在我这个北方人的记忆里。

    这回一看见凤凰城，一看见那条河，自然不再陌生，却看不见水牛的姿容了。水变清了，大约没有落雨也就没有涨水，更看不见浮草原先沙子泥土铺就的河岸，用水泥砌得整整齐齐，类似城市公园人工湖的堤岸了。我似乎隐隐生出某种缺失的惆怅。我又不敢说这种整修有什么不合适却想着那泛着青草的泥岸伸展着的自然状态的曲线，再也不复存在了。

    沈从文先生的旧居，十年前看了一回，这次来仍然想再看一回。我从东正街拐进中营巷，就感到拥挤和熙攘，拥挤着的男男女女，都是因观瞻一位作家宅第的好奇心所驱使。这位作家生前却是落寞的，尽管住在繁华的北京，活着时几乎是蛰伏隐居，即使在胡同里迎面撞怀，乃至不经意间头与头碰撞得起了疙瘩，却谁也认不出个沈从文来。

    现在，先生早已弃居的老宅旧屋，却“下自成蹊。据说一年四季都是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旅游旺季就这么拥挤着。

    旧居左卧室背后，有一方小小的火塘，上边吊着一只水壶，四周摆着几只小板凳。使我自然地发生最生动的联想，家人或朋友，围坐在火塘边，听燃烧的劈柴噼啪响着，水壶里的水咝咝响着，一碗热茶或叙友情，或议家事，该是怎样一番惬意和快活。

    沈先生的墓地在半山上，山不高，却很幽静曲径盘绕，杂树蔽荫。突然看到一块碑石，刻着龙飞凤舞的手书字体：“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初看吓了一跳，碑题内容似乎太硬，一下子竟反应不及。细看副题为“悼念从文表叔”。立碑题字者为大名鼎鼎的黄永玉便把太硬和突的感觉隐压下来，慢慢嚼磨，反复体味个中内涵。

    沈先生的墓，是以一块巨大的石头为标志，据说重达五吨上边刻着沈先生自己的话：“照我思索；能理解人；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应该是先生一生的哲思概括，也是一种复杂曲折的人生历程之后的生命体验。只可领悟，不敢评说。

    据说这石头是黄永玉先生亲自为其表叔选择采掘来的，我便钦佩这位画坛大师超凡脱俗的审美取向，真是一块再恰切不过的石头。想先生平生不声不响，似乎也不爱热闹，悄悄走出凤凰，死后又悄然归于凤凰，不料热闹发生在死后拥挤了旧日宅老屋，又川流不息吵吵嚷嚷在坟头墓前，如果真有先生不死的幽灵，怎么承受得住……

    我依着同行的朋友去河上乘一种专供游乐的小艇，河水清冽，暑气闷热哲得缓解。河边有人在洗衣淘米。女人洗着淘着，淘着洗着的还有男人。洗菜的男女似乎平平常常，洗衣的男女居然还用着棒槌。棒槌在石头上捶击衣服的响声听来悦耳，那是我自小在家门口的涝池边和灞河里听惯了的脆响乐声。

    上岸后沿河边的小路走，不时有人拉着小车擦身而过，车上一顶遮阳的花布，车内置一张躺椅。花了几块钱的人坐在躺椅上。挣了几块钱的人拉着车子在小巷和河边跑着，供花了几块钱的人观光赏景。这是最简单最直白的一种关系，容不得多愁善感者说三道四。我看着觉得有点扎眼的，是一位坐在躺椅上的人的姿势，手里夹一支正燃着的纸烟，两条腿以八字撇开，搭在车子的两边，旁观青入目颇觉不雅。

    沈先生如果活着，今的凤凰在他的笔下会是怎样一番景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