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党的十九大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增强“四个自信”，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极大深化，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文明内涵和价值底蕴，成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自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和历史成果得以在文明的层次得到总结和提升，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必将极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来源于2018/08/30《经济日报》）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长期欺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心中开始弥漫着一种自卑情绪。从技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似乎中国的一切都不如人，甚至连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在这种自卑情绪的作用下，国人渐渐丧失了文化自信，甚至形成了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扭曲人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这种文化上的自卑心态并没有因此而绝种，甚至在有些人那里还拥有广泛市场。在他们看来，西方道路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而中国则“冒天下之大不匙”，背离了世界文明发展之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么，他们凭什么说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选择的道路是逆流，而西方道路就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之路呢？归根到底，就是文化不自信。

    （来源于2018/03/28《群众》）

    材料三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抱有尊崇和礼敬之心，这是应该的，但文化自信并不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还应当包括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这是一个统一过程。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根，但没有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创造性发展，就是中华文化的断流。如果断流了，就谈不上文化自信。文化不能断流，不能光靠祖宗过日子，更要依靠子孙后代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因此，文化自信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如果对自己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都不自信，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自信，那么文化自信就会缺乏现实的社会根基。

    （来源于2018/03/28《群众》）

    材料四

    如果将文化自信理解为一个理论命题的话，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它是源头活水，也即由中华民族瑰丽灿烂的文艺经典的宝库及丰富独特的审美意识传统为其基础，以当代的文艺精品及积极高远的审美取向为其活力，以未来为数众多文艺经典的铸就及优异的民族审美生态为其目标，从中华文艺的层面来考虑，文化自信在笔者的臆测中是有着这种历史感的，但它的指向仍在于当下的文艺创作现实。我们又会看到，举凡在文艺发展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具有创新性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有着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自信。而我们的文化自信，正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层出不穷的文艺经典的基础之上。离开这些给国人带来历久弥新的审美享受的文艺经典，文化自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典是文艺创新的果实。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必然是有超越前人的创新因素在其中的。

（来源于2018/08/22《光明日报》）

    材料一：我国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正经历增长动力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如何理解面临的形势、把握机遇、拉进改革、部署工作将影响地方和企业的未来。

    “工业4.0”、“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这一系列战略部署表明我国正积极参与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并着力抢占先机、弯道超车。

    这也必将预示着，中国正在由过去以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以量的扩张为特点的追赶型经济，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期。

    （摘编自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大国蝶变：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材料二：15日，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主办的数字经济平台的社会价值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雅君指出，数字经济让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匹配更精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使经济形态以及创造价值的方式发生变革，而算法推进经济进步与转型，是意义非凡的生产力。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吕本富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低熵经济，将为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红利。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张超文表示，数字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它帮助中小企业减轻负担，创造绿色税收，实现就业升级，带来新增就业。研究显示，数字经济每增加100个就业人口，其中72个是原有就业升级，28个为新增就业。“为什么用工荒和失业同时普遍存在？这是因为就业结构不对应。数字经济很好地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缓解社会矛盾。”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说。

    （摘编自金慧慧《专家：数字经济成我国经济转型重要突破口，红利巨大》，中国网2019年4月16日）

    材料三：3月9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西代表团举行媒体开放日，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就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的采访。

    人民日报记者：我们注意到，山西经济已经走出国境、走上转型发展之路。请问骆书记，山西确立的转型发展目标是什么？

    骆惠宁：省委认识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赋予了新的内涵，改革创新、先行先试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政治生态由“乱”转“治”、总体风清气正为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营造了良好环境，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已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应当鲜明地确立具体战略目标，更好引领新时代山西转型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新要求，明确了建设“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和构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三大目标，计划用5年时间打好转型发展基础，到2030年基本完成转型任务，上述发展目标是符合党中央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部署精神的。

    （摘编自黄河新闻网2018年3月10日）

    材料四：古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正在成为西北内陆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陕西省商务厅数据显示，2017年，陕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额为8943万美元，主要涉及能源化工、矿产资源开发、建材等领域。一批企业沿着“一带一路”倡议勾勒的美好蓝图走出国门。

    凭借区位优势，中国西北地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一展身手。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马莉莉说，以陕西省为例，通过建设“陆、空、信息、通道”多种方式无缝衔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承东启西、连接南北、高效便捷的立体大通道正在形成，陕西的国际化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高。“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内外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马莉莉还说，随着国际开放格局的深刻变迁，中国西部内陆不仅需要，而且有可能通过主导产业的分工深化，嵌入全球及“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来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并为国家的发展方式转变做出应有贡献。

（摘编自陈晨等《“一带一路”让中国西部地区经济转型更具全球视野》，新华社西安2019年5月12日）

材料一：

    2010年以前，中国制造业外需内需皆盛，资本投入到传统制造业能够快速实现盈利，故研发和产品线的升级换代不受重视。2010年以后，内需下滑，外需受到东南亚的新兴国家竞争替代，景气度明显下滑，智能化升级已经成为制造业的当务之急。近年，中国智能制造发展基础和支撑能力明显增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基本实现数字化制造，有条件、有基础的重点产业智能转型取得明显进展。当前，在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人工智能逐渐融入制造领域，先进制造开始步入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制造阶段。智能制造将在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工业软件、3D打印等领城打响攻坚战。

(摘自《华经情报网》)

材料二：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现价美元测算，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以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高达27.0%，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尽管我国是制造大国，但是制造业长期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目前国内工业大部分工业处于2.0到3.0过渡的状态，少部分开始迈入4.0。国外工业4.0发展起步早，目前以德国和美国为首的国家处于以品牌核心技术为主导阶段，中国则还处于制造业中低端，主要以生产零部件中间件，以及劳动驱动的制造业为主。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集中在系统集成商领域，部分企业也尝试进入智能设备行业，但是进入智能设备的核心领域的企业仍为少数。

    以机器人为例，我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密度远低于国外。2015年日本汽车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密度是中国的3.25倍。根据机器人规划，到2020年，中国自主研发工业机器人年产量将达10万台，密度达到150以上。随着工艺和技术成熟带来的生产成本降低，预计到2020年我国国产机器人利润复合增长率将超过80%。

    2014年李克强总理与德国签订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中明确了两国在工业4.0领城的深入合作。在2015年发布《中国制造2025》后，国务院、工信部、财政部等相继发布《十三五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智能制造在政策和产业的推动下迎来进一步发展。自动化信息化改造很多都能享受当地政府补贴，智能化改造的推动，已经成为部分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的项目工程。

    尽管国内处于智能制造领域的初级阶段，但是部分细分行业已经开始出现进口替代趋势，智能制造各细分领域技术均有突破。数控机床领域，华中数控自主研发“华中8型”数控机床，具备比国外数控系统效率高的特性，是唯一一个批量应用3C高逸钻攻中心加工的国产品牌。可以看到国内企业自身技术改善推动了国产化替代。国产化受到支持，知识红利开始体现。国家对于智能制造国产化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同时，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才明显增速，人力成本优势迅速转换为知识红利，使得中国智能制造迅速发展，国产化进程加速。以机器人为例，国产机器人企业近几年发展迅速，以新时达和埃斯顿为代表的国产机器人企业收入规模迅速扩大。

(摘自《中投投资咨询网》)

材料三：

    我国近90%的芯片、70%的工业机器人、80%的高档数控机床和80%以上的核心工业软件依赖进口，这造成国内制造业企业智能化改造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制约我国智能制造的整体进展。以工业机器人为例，中国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工业机器人第一消费大国，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到了13.8万台，全球占比达到36%。而其中仅有3.5万台是由国内工业机器人制造商生产，国产率仅为25.2%，比2016年的31%还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国产机器人尽管发展较快，但短时间内难以满足智能制造的需求。

    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84.2%的企业属于小型企业，规模以下尚有200余万家小微企业。广大小微企业是制造业的根基，其智能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智能制造工程的实施效果。但由于自有资金不足、信息化基础薄弱、缺乏相关人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中国制造业小微企业只能围观大企业开展轰轰烈烈的智能化改造，自己却难以融入智能制造的发展浪潮。相比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的智能化之路面临更大的试错成本和不可控风险，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存。

(摘自《电子发烧友》)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许多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比如如何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否需要改造？也有人说并不存在什么国民性，这是个伪问题。我想这要看对“国民性”这个词怎么来解释。如果把中国人的国民性解释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点，或者说是中国人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牧业民族，还有以狩猎或采集为业的民族，以哪个民族为例，或者以哪个地域的人为准呢？中国的历史又这么长，拿哪一段来考察和分析呢？很难着手。不要说历史上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看和说，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其特点也肯定是跟改革开放之前不同的；这还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呢。因此，从中国历史来看和说中国人的国民性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是说事情不容易做就不做了，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汉族，或者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其他民族，或者采用同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口，比如说农业人口，生活在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共同性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二者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还是有的，但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个名字。中国农业社会中不同地域的人口，长期以来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我想如果这样来讨论的话，话题是可以展开和深入的，因为特定人群中人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若要讲国民性，就应该讲一定范围内，即一定的时间、空间内一个群体的共同点。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也好，讨论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也好，往往容易表现出以偏概全、笼统含混、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倾向，或者是以前人的某些言论作为论据，或者是拿某些书面记载的引述代替实际情况调查。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尊老爱幼的之类。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很多学者强调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往往只是前人的一些言论，并无科学实证。有人就说日本人一个人是一条虫，几个人是一条龙，而说中国人是倒过来，一个人是一条龙，几个人就是一条虫了。这是说，往往一涉及国家和民族，有些国家的人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团结，但我们是不是确实都是这样呢？这就提醒我们，考察地域文化共性，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话，不能仅仅根据个别例子，而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要拿证据来说话，要作社会调查，特别是抽样调查。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就应该说出在哪些方面我们讲礼、那些方面讲仪、有哪些礼仪、讲的程度怎样、有多少人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拿一个参照物，比如拿日本、韩国、美国或者法国来比较，这样才能够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讲国民性也好，讲地域人文特征也好，我们以前用得比较多的办法是找典型，把典型找出来，用典型作代表。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几乎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你所需要的典型，但要找一个相反的典型也绝对能够办到。比如说学生厌学，你有典型，我就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有钱人为富不仁，你有典型，我也可以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典型。

光靠找典型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就再加上一个理论，就是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的那么多，其实还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却是主流。许多工厂停产了，还说这是支流，主流是个别厂家还在生产。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舍己救人的人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要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但在信息不充分公开的情况下，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

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是作了调查的，反映情况的、发表意见的，有名有姓，其实不然。古代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使被统治者不得不说假话，否则就难以生存。例如皇帝“赐”大臣死，受死者还要下跪谢恩；其实并不是真的感谢皇帝叫他死，而是害怕影响家人、祸延子孙。要是将表象当作事实，那就要上当。今天的现象往往是历史现象的延续。如果我们就某个敏感的问题到路边作调查，你向路人提问，请他谈谈看法，他可能会说反对；要是你又说你是某家电视台的记者，将镜头对着他，他可能马上改口，说这件事很好。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呢？前后矛盾又说明什么呢？

很多历史记载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广泛搜集材料，对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人群作全面考察，这样的考察才可能成为讨论所谓国民性或者地域文化特征的基础。

（摘编自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菜市忙人

陈慧^①

我现在摆摊的十字路口往左边拐进去五十米，有一间很逼仄的楼梯间。以前是卖面条的阿权哥租着，他的租房合同到了期，力劝我租下楼梯间，说有个固定的地方，至少不必天天挨风吹日晒的苦了。我没有接受阿权哥的建议，继续做我的露天“游民”。

阿权哥撤走后，那楼梯间一直无人垂青。七八月份，半山村子里一个烫杂粮煎饼的女人试租了一星期，眼见没什么生意，立刻撒手不干了。元旦前，有个胖乎乎的安徽人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开了一家芝麻大饼店。然而，两个月还没撑足呢，他便拍拍屁股走人了。①腊月底，一个卖低价服装的男人租了个短期，突击了十天左右的业绩，年后再没露面。房主不得不又在卷闸门上挂上了“吉房出租”的牌子。

牌子挂了好久，“吉房出租”四个红字都被太阳晒褪了色，总算来了租客——一个绍兴口音的老太太，高高大大，花白的齐耳短发，长条脸，一嘴的牙七零八落，看样子得七十好几了。

这个老太太原本是误打误撞摸来我们镇的。这地方过清明节、夏至、七月半、冬至，以及年三十都要敬神祭祖，俗称“做拜拜”。老太太装在一辆四轮小拉车里沿街兜售的就是做拜拜时需焚烧的“经佛”和“元宝”。老太太到小镇试了一回水，大概尝到些甜头，于是毫不犹豫地找到房东，当场拍板租下了那楼梯间。

屋里起初还是空荡荡的，她下午匆匆乘公交返回几十公里外的家，第二天大清早又拖着沉甸甸的小拉车急急赶来。车马劳顿了几天，她开始一点点地添置物件，先是桌子板凳，接着是锅碗瓢盆，最后连床都搬进来了。

周围的一些居民见“新进成员”摆出了居家过日子的架势，忍不住掩嘴偷笑。这个说，一大把年纪了，不在自己家颐养天年，难不成还想在这里安营扎寨？那个讲，年轻人来开店都维持不下去，七老八十的老太太还能搞出个啥名堂来？话里话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我当然也不能免俗地去和她搭讪，拐弯抹角地问了她的年龄和家庭情况——果然七十有三！一家五口人，儿子、媳妇厂里上班，孙子读大学，老伴健在。我不解地问：“大妈，老伴老伴，不就图个老来做伴嘛，你把大伯留在家里，自己跑出来单住，他就没意见吗？”②她瘪了瘪嘴，满不在乎地一挥手：“啊呦！这样多好，大家都清净！”

她的个性大大咧咧，喉咙音又响，有事没事爱站在店门外和路过的人套近乎，笑盈盈地搬出椅子请人家“歇歇脚”。亲和力十足的几波操作下来，她就顺利地收获了一些客户。然而，经佛这种东西需求量很少，除非派特殊用场，否则，不年不节的，哪有多少人来买呢？

头一个月，她盘了账，表情讪讪地，说：“房租也扳不转。”假如她租房时像之前的那几个人一样，只付少量租金，那她的损失顶多不过千元，可她签了铁板钉钉的合约，一次性付了整年的房租，即使她现在萌生了退意，拿出去的钱也讨不回来了。所以，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

一、继续把经佛店往前熬；二、贴一张“旺铺转让”的条子，骗接盘侠上钩。

老太太既没有选一，也没有选二，她自行开辟了一个三。她把摊开的经佛一一叠进纸箱子里，只占了门边很小的一个位置，腾出来的地方放上了她从赶早市的本地菜农手里批发的应季蔬菜。③她前后卖过新鲜的豌豆荚、毛笋、大豆、玉米、小青菜、水蜜桃、南瓜、茭白、鞭笋、洋芋、西瓜、花生、栗子、柿子等等。

她只卖不买，什么没卖掉，她的胃就顺理成章地消灭什么。变了颜色的大豆瓣，干巴巴的玉米和厚皮的老南瓜……她都在电饭锅里煮得烂烂的，一碗一碗地吃下去。是饭，也是菜，饭菜不分家。

也有不能及时解决了的东西，比如在水里泡青了的茭白和霉过了头的“苋菜咕”，一般的生意人早就扔掉了，她才不！细致地刨去茭白的青皮，拿盐腌好塞进玻璃瓶里，又是一样省事的下饭菜。苋菜咕是一种霉变食物，周作人先生曾在一篇散文中回忆过，算是经典的浙江味道。青苋菜去叶，留梗，切成寸许泡入水中，一天一夜后捞出，沥干盛进坛子里，撒几颗粗盐粒，密封发酵数日，苋菜梗外壳硬度不变，内里却已酥烂。取一碗，浇一勺菜油上锅蒸透，吃起来有点像吸果冻，咕咕有声，据此得名苋菜咕。

苋菜咕这东西很个性。爱它的人，觉得香气扑鼻，趋之若鹜；厌恶它的人，忍受不了它的异臭，避之不及。老太太的苋菜咕是“升级产品”。前期是出售成捆的苋菜梗，苋菜梗蔫巴了，没形了，她就自己动手制作苋菜咕。气温高时，苋菜咕也易坏，两三天一过，就成了稀汤寡水的落拓货。为了确保姣好的品相，她又斥资九百元购买了一只小冰箱，专门保存成品或半成品的苋菜咕。

下午三点后，她在门口支起煤气灶，架好油锅，不慌不忙地炸起臭豆腐——老豆腐切成小块在苋菜咕浓汁里浸个透，就是正宗臭豆腐了。

这条街上做生意的一溜儿人家，要数她顶顶忙碌。忙着拦住挑大口袋的山民进货，忙着招揽各路买主，忙着处理即将过时的产品，早忙晚忙，忙得她吃饭也没个准点儿。上午十点，她捧着碗坐在床上吧唧吧唧地吃东西。我人立在路上，脖子伸进门里，故意问她：“大妈，你吃的是早饭，还是中饭？”④她哧哧一笑，很爽利地回了我三个字：“早——中——饭。”

她再没发出过“房租也扳不转”的抱怨了，之前一心认定她要落败的人也不知不觉地投去了迥然不同的眼神----哟！这老太太有两下子嘛！

有知情的人悄悄透露，说她的儿子早几年超市开得很大，雇了十来个工人，可惜赌博输了钱，输掉了全部家当。没有人去核实传言的虚实。对于无关者而言，他人一塌糊涂的事故无非是过耳即忘的故事。别人观望她，她似乎也在推敲别人。我偶尔去她的屋里洗个手，她拉着我闲聊一会儿，慨叹一声：“阿三，侬真可怜！”——或者：“阿三，侬真可惜！”一个七十多岁还奔波在外的瘪嘴老太太和一个远嫁异乡奋力谋生的中年离异女人，谁更可怜？谁更可惜？我觉得大概是不分上下的。

（有删改）

【注】①作者陈慧是一位在余姚市梁弄镇菜场门口摆摊的中年女人，被称为“菜场里的女作家”。

材料一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文以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华儿女广泛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流行，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对“君子”概念的内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如果说，孔子在构思和传扬儒家学说时，思考的轴心问题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即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苦苦追寻的结果，或者说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流传而走入人们的心灵，可谓登高一呼，山鸣谷应。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张扬申说，自不待言。“君子”一词，在《孟子》中出现82次、在《荀子》中出现了304次，其推波助澜，可谓不遗余力。与儒家学派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人格也欣赏有加，如墨子说“君子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韩非子说“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韩非子·内储说上》）等等，都是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影响深远的道家学派，虽然诸多思想观念与儒家学派判然有别，但在如何看待君子人格这一点上，两者却颇为一致。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道德经·三十一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道家学派对君子人格的认同和称许。至于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对君子人格赞不绝口，推崇备至。其中广为人知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等哲学家认为，这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描绘，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概括。

由孔子孕育培养、诸子百家呵护成长的君子人格，在此后中华文化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景从。

从先秦至清末，有关君子和君子文化的描述不仅在汪洋浩瀚的历代典籍中星罗棋布，数不胜数，而且在传统戏剧、民间说唱、民俗礼仪及家教家训中，俯拾即是。君子文化及君子形象还渗透和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及器物之中，如中国人自古就有爱玉的传统，实缘于“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礼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的观念。

君子概念历久而弥新，至今仍保存着旺盛的生命力。当今社会尽管发展迅速，观念多变、文化多样，但只要是中国人，不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山村老农，也乐于被人看作君子，而决不愿意被人视为小人。君子人格在不同阶层人群，包括社会底层老百姓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今天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做人做君子，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祖训，像血液一样涌动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内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不夺人所好”“君子动口不动手”等等，这些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君子格言，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做人做事的人生信条。君子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模式，彰显着中华民族深沉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聚焦之点和闪光之源，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

材料二  如果说圣徒、绅士、骑士、牛仔是西方文化人格的表征，那么中华文化人格则体现为“君子”。君子文化，无疑是联系中国人的血脉之根，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权力式微。君子不再纯粹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以道德修养的践行者被儒家所推崇，并赋予新的人文内涵，一举成为济世的高标。由此，君子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新君子群体”产生。新君子群体通过推广“六经”，强调仁爱精神，播下了人文思想的种子。君子形象成为文学家们最为迷恋的书写对象。从《诗经》起，中国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卓尔不群的君子形象。有岳飞、关羽等忠烈君子，有赵云等勇毅君子，等等。

当然，君子毕竟是楷模、典范和高标，做个君子自然不可能没有门槛。因此，君子文化对于君子的外在和内在都有质的规定。就外在而言，君子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有标配。如“毋侧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当然，对于君子的内在要求更为恢弘、深远。修身养性是低配，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终极目标。欲实现这样的高标，主要依凭才学。不仅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还得富有文人雅趣。当君子内外兼修，自然就剔除了权势阶层的倨傲，增加了温良恭俭让等人文内涵，从而成为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流淌在中华大地上。哪里有君子的身影，哪里就播撒了君子文化的种子。

君子文化是中华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基因。一些人因为与世俗生活完全同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半人”。完成了君子人格塑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审美内涵的“人”。或者说，不少人不过是一次性活着，只有具有君子人格的人才可能让精神传承，才可能不朽。做个君子，不但预示了人生的方向，而且确立了最具终极意义的人生价值追求。既是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又是中华文化人格的品牌标识。

弘扬君子人格的正能量，是传播中华优秀君子文化的必由之路。培养新一代有操守、有担当、有襟怀、有胆识、有雅趣的新君子，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悲悯情怀、生命意识和人文素养。传承君子文化的优良基因，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同时，应该正视君子文化的瑕疵，君子一度被矮化为“文弱书生”。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显然是对君子的误解。君子不等于文弱，君子文化不等于腐儒文化，不等于失去了血性和勇武。当下，君子文化的式微，源于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大行其道，以及现代性焦虑和人文精神信仰的断裂。事实上，当下是推行君子文化最好的时代，因为大众受教育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提高。

——（摘编自张国龙、凌丽君《中华民族的精魂：君子人格和君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