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有人评价说，宋朝一代，官员多如天上银河里的星星；又有人说，宋朝一代，目不见官。

材料三：明史专家吴晗在《朱元璋》一书中曾这样描述我国古代的君臣关系：“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太祖以后，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到了明代，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了。”

材料四：军机处是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机密之地。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军机大臣“只供专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是皇帝集权的最好工具。

材料一：唐朝的中央于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各有专司，又互相配合。地方则划分为十道监察区，分设监察御史，形成严密的监察网。唐朝不仅纠察分巡制度化，而且在对文官的监察中，“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表现了唐代厉行法制，以法治官的时代特点。唐朝还建立了“言谏”制度，设置了谏官组织，谏官有权就国家大事向皇帝言谏。如认为皇帝诏旨措置失当也可以封驳，这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上颇值得大书一笔。由于唐代监察宫对维护封建国家的总体利益起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倍受重视，其职权也日益扩大。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综论》

材料二：宋朝废除了唐时宰相对于御史的任用权和荐举权，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由皇帝亲自掌握。不仅如此，凡经宰相荐举为官者，或宰相的亲戚故旧，均不得为御史，借以保证御史对宰相在内的各级官吏的监督，甚至对御史奏弹不当，也不加罪责。为了更好地发挥监察机关对文官的有效监督，宋朝强调御史须有实际的行政经验，凡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为御史。

——摘编自：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

据上表推断，较之于唐代，宋朝时期（ ）

材料一   驿传（指邮驿）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

材料二   所谓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归、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

——南宋·魏了翁《应诏封事》

材料三   从整体上着，宋代交通重心先是东移，继而南移，并形成以京城为中心、连接边防重地的物资运输网络，以及偏重海上的对外交通形势，是国际政治格局与宋朝内部诸因素联动的结果。其中，受募兵制及军事驻防形势制约的财政需求，又导致征商（商税）规模的扩大，从而促进内外商业交通的发展，而这一需求，又正与欧亚国际局势，特别是十字军东征事件相因应，使宋朝出现空前的海上交通与贸易发达的局面。与此同时，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又导致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信息沟通需求和信息增量。

——曹家齐《宋代的交通形势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