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部族一华夏民族一汉民族一中华民族”的过程，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国家形态结构也由黄帝——尧舜禹时代的单一制“部族国家”，发展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华夏民族国家”，再发展为秦汉以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近代，但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中华民族就处于形成之中。

——王震中《强化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

材料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不同于西方国家是由于国家自身原因而发生的，它更多的是迫于外部挑战刺激下的一种被动回应。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萌芽于晚清，甲午战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逐渐觉醒了“我”族意识，他们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和民族的独立作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知识政治精英的启蒙以及国内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抗日战争的爆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高度觉醒，并且参与到维护中华民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战斗中，“民族国家”之观念被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与接受。 

——摘编自谢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发展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

材料三：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952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尔后，建立了省级自治区5个，地区级自治州30个，县级自治县122个。 

——摘编自杨秀珍《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材料一   两宋对外派遣使节的主要国家有高丽和交趾。因地缘关系，宋朝在较长时期内都希望与高丽保持良好关系以牵制辽、金。自建隆三年(962)至隆兴二年 (1164)年，宋朝共遣使往高丽30次，其中册封使七次，祭奠或吊慰使两次。派往交趾的使节，也主要是册封使、祭奠使，如天圣六年(1028)李公蕴卒，宋遣王惟正“为祭奠使，又为赐官告使。除德政(李公蕴之子)为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交趾郡王”。对于东南亚、中亚等地，也偶尔遣使，如雍熙四年(987)宋太宗遣内侍八人携金帛“分四纲往海南诸番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

——摘编自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

材料二   1793年7月，马戛尔尼率使团到达大沽。其后，迎接官员多次向马戛尔尼提出演习叩头礼的要求，得到的回复是：“本特使准备在下述条件下这样做：贵国皇帝钦派一位同本使地位身份相同的大员穿着朝服，在英王陛下御像前行本使在贵国皇帝面前所行的同样礼节。”9月8日使团进入热河后被告知：   “谒见皇帝必须行属国使臣礼节。”9月11日，和坤与马戛尔尼就觐见礼节进行了最后一次磋商，乾隆帝终于同意了英使以觐见英王礼节(单腿下跪)见中国皇帝。尽管冲突在形式上得到解决，乾隆帝仍十分不快，他严令相关官员：“伊等如妄有干请，即当辞言义正，严加驳斥。”

——摘编自刘凤云《谈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礼节冲突》

材料三   在经历数年西方列强单方面派遣公使常驻北京的尴尬局面后，总理衙门于1867年开始组建由美国公使蒲安臣带队的外交使团，并于次年2月出发，先后访问了英、法、美等11国。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派崇厚赴法国道歉，这是中国大员第一次出使欧洲。1877年，清廷根据《烟台条约》规定，派郭嵩焘前往英国为马嘉理案道歉，之后即常驻英国并开设公使馆，接着又相继在美、法、德、 日、俄等国开设使馆，派驻使臣。此外， 清廷还主动在马尼拉、槟榔屿、悉尼以及纽约、檀香山、横滨等华人居住地，相继设置了领事馆。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