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历代以来的农民暴动，虽然一个跟着一个失败，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材料二 19世纪后期，恩格斯指出农村居民包括小农、中农、大农、大土地占有者以及农村无产者等，工人阶级“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在于贫农，没有贫农，使没有革命”，但深受封建社会茶毒的小农，养成了狭隘、散漫的性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改造小农意识，是建党建军的重要任务。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到延安整风运动，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警示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传统小农意识的批判从未淡化。

——摘编自陈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改造思想研究》

材料一：秦之克并六国，其原因盖有数端。地势形便，攻人易而人之攻之也难，一也。春秋大国，时曰晋、楚、齐、秦，其后起者则吴、越。吴越文明程度大低，未足蹈涉中原，抗衡上国。四国风气，秦、晋本较齐、楚为强，兵亦然，二也。……惟秦地广而腴，且有山林之利。开辟较晚，侈靡之风未甚。观李斯谏逐客，历数侈靡之事，秦无一焉可知。其上又有重农之政。齐民生计之舒，盖莫秦若矣，三也。此皆秦之凭籍，优于六国者也。以人事论，则能用法家之说，实为其一大端。

——吕思勉《先秦史》

材料二：至唐朝，科举制渐趋规范化，不过，尚有欠缺。当时虽原则上规定平民阶层皆可应试，但仍讲究门第，名门望族子弟仍居优先地位。……士人考取进士后并不立即授以官职，还须再经吏部考试，合格者才可正式入仕；而且从官员总数看，非科举入仕者仍占很高比例，科举取士并未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上述状况直至宋代方有明显改观。

——王家范《大学中国史》

材料三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材料一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苏区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战斗组织。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解决红军家属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从而保证"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二是生产和收集粮食、筹集物资以满足前线需要。合作社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查处和清除混入合作社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腐败分子，维护贫困农民在合作社中的地位，保证合作社的纯洁性。

——摘编自易棉阳《中央苏区合作运动与相关革命运动的关系研究》

材料二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土地改革运动的经验，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场中国农村社会的大变动，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国民党政府财政严重入不敷出的状况，由于内战军费的激增和豪门资本恣意中饱，本来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货币飞速贬值，物价如脱缰野马般猛涨，米价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突破每石三百万元，到七月就突破三千万元。蒋介石叹道：“经济危险至此，比军事更足忧虑。”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三  1951年9月，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召开，会议形成《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三种形式，即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当时条件而言，中央明确要求大量发展互助组。1952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大量发展简单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在互助运动有基础的地区，推广常年的、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1953年11月，全国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约有4790多万户，占当时全国总农户的43%，其中，参加互助组的户数约占组织起来的农户总数的94%以上。

——摘编自赵胜《论建国初期农村的互助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