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主要有两项任务： 一是向苏联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二是与苏联签订新的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寻求苏联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和支持。随后，中苏双方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这些文件的签署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带来了强大助力。

——钱津《新中国经济建设70年的道路与成就》

材料二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苏联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强调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

——摘编自左凤荣《中国改革开放是对斯大—苏联模式的否定》

材料一：秦之克并六国，其原因盖有数端。地势形便，攻人易而人之攻之也难，一也。春秋大国，时曰晋、楚、齐、秦，其后起者则吴、越。吴越文明程度大低，未足蹈涉中原，抗衡上国。四国风气，秦、晋本较齐、楚为强，兵亦然，二也。……惟秦地广而腴，且有山林之利。开辟较晚，侈靡之风未甚。观李斯谏逐客，历数侈靡之事，秦无一焉可知。其上又有重农之政。齐民生计之舒，盖莫秦若矣，三也。此皆秦之凭籍，优于六国者也。以人事论，则能用法家之说，实为其一大端。

——吕思勉《先秦史》

材料二：至唐朝，科举制渐趋规范化，不过，尚有欠缺。当时虽原则上规定平民阶层皆可应试，但仍讲究门第，名门望族子弟仍居优先地位。……士人考取进士后并不立即授以官职，还须再经吏部考试，合格者才可正式入仕；而且从官员总数看，非科举入仕者仍占很高比例，科举取士并未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上述状况直至宋代方有明显改观。

——王家范《大学中国史》

材料三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认为：社会变革实际上就是指主要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革命，在广义上它统指“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技术变革则是指“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成”，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并不是“两次革命”，“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

————摘编自韩保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史》

材料二 1981年，汕头市的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到2003 年下半年，汕头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6.87万家，涉及农业、工业、商贸、房地产、交通运输、电子信息、旅游服务等行业。2009 年，全市民营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9.6%；私营企业出口总额比2003 年增长2.4倍，占全市出口比重的42.9%。 全市形成了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8大优势产业集群。 到 2016 年 1 月，现有民营经济单位 16.9 万家，占全市经济单位的97.7%。 与此同时，拥有全国五分之四的玩具上市企业，现有“新三板”挂牌企业均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非常活跃。

————摘编自杨玉民《改革开放40 年汕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材料一  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苏区合作社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战斗组织。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解决红军家属在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从而保证"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二是生产和收集粮食、筹集物资以满足前线需要。合作社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查处和清除混入合作社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腐败分子，维护贫困农民在合作社中的地位，保证合作社的纯洁性。

——摘编自易棉阳《中央苏区合作运动与相关革命运动的关系研究》

材料二  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中共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土地改革运动的经验，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场中国农村社会的大变动，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国民党政府财政严重入不敷出的状况，由于内战军费的激增和豪门资本恣意中饱，本来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货币飞速贬值，物价如脱缰野马般猛涨，米价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突破每石三百万元，到七月就突破三千万元。蒋介石叹道：“经济危险至此，比军事更足忧虑。”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三  1951年9月，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召开，会议形成《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三种形式，即临时性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当时条件而言，中央明确要求大量发展互助组。1952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大量发展简单的、季节性的劳动互助组；在互助运动有基础的地区，推广常年的、农副业结合的互助组。1953年11月，全国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约有4790多万户，占当时全国总农户的43%，其中，参加互助组的户数约占组织起来的农户总数的94%以上。

——摘编自赵胜《论建国初期农村的互助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