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经济已含有近代商业的很多因素。公元9世纪中国出现了汇票形式的纸币（飞钱），用于从遥远的外地购买商品，随后私人金融家开始发行票据，只需付3%的手续费即可兑换成现钞。1023年政府收购了最有名的一家钱庄，票据貧次兑换成由政府担保的纸币。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需要同样发达的经济组织。宋朝时的申圆已经有了一些经纪人，奔走于地方市场与中央市场之间。宋朝人精通批发和零售的概念，……已经有了专业经理，负责经营与自己非亲非故的人的公司。宋朝时还有理财专家，负责客户的投资业务。

——（美）查尔斯·默里《文明的解析》

材料二：明清时期，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许多大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繁华。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商贸城市，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特产。

材料一：玉米、番薯、马铃薯这几种美洲作物均适应性较强，耐旱耐瘠，使过去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的砂砾瘠土、高岗山坡、深山老林等地成为宜种土地。16世纪以来，广大居民“即芟尽草根，兴种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南坝山地，高处，低坡，皆种苞谷，为酿酒、饲猪之用”。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突出的人地矛盾以及庶民百姓的吃饭难问题都是困扰历代统治者的死结。明中叶以后涌入中国并很快普及开来的粮食作物无疑起到了缓解这一死结的作用。因有耐瘠的美洲作物传入，人口才能向土地贫瘠的地区流动，才能开山垦荒活命。但流民的这种垦荒种植是开山砍伐，粗放式经营的。

——摘编自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材料二：（19世纪晚期）洋布、洋纱、洋花边、洋林、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不为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治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器，故工致而价廉，且亦成功；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贵，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

——郑观应《盛世危言》

材料三：作为传统产棉区的太湖流域东部，到1919年，仅常熟、嘉定、上海、宝山、南汇、奉贤、川沙、崇明八县的棉田面积。合计就达367万亩。原本棉花产量有限的浙东沿海地区，也是“海滨沙地皆棉田也，每岁所收，为出口一大宗。”

——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材料一： 17至18世纪，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这一时期，从广州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迅速增加到7条，抵达世界7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州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直到1842年，除个别地区和特殊情况外，基本上是广州“一口通商”，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全国进出口货物一下子汇集到广州，在广州旧城西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建起了一幢幢给外国商人存货和居住的夷馆，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的国旗，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各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此时，从美洲、日本等地区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之间，占到了世界白银总数的近半数。

——摘编自《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

材料二： 清朝康、雍、乾长达一个多世纪中，社会总体稳定，清政府取消了人头税，根据耕地面积确定税额，减轻了下层百姓负担。农业上普遍采用了轮作、复种、多熟等农作制。玉米、甘薯等耐寒、耐旱、高产作物不断推广，人们将林木覆盖的山地和草原广为开垦，人口从清初的1.8亿增加到鸦片战争前夕的4亿之众，引起了一系列变化；一些地区“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与前”“田地贵少，寸土为金”，水土流失和草原沙化现象凸显，农业人均收入递减，各地民变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