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元代以来中央政府推行的土司制度，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街，以进行间接统治。明清时期，这种制度落后性日益显著。土司统治，赋役无名，刑杀任意，而且土司之间经常互相攻伐，给土民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领损失。

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接纳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在滇、黔、桂、川、湘、鄂六省推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在推行改土归流的过程中，鄂尔泰主张“改归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土司改土归流原属正务，但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者；有必应改者而不得不缓改者。审时度势，顺情得理”。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原土司领地分别设置府、州、厅、县，实行和内地一样的各项制度，如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到雍正八年（1730年），云贵地区基本完成了改土归流。

——摘编自马亚辉《雍正朝云南改土归流再探》

材料一：先秦时期，有关“天下”的一些论述：

《商书·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

《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礼・夏官・职方氏》“职方氏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荒、七敏、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

材料二：清朝前期真正开启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千百年来自“三北”（东北、北部与西北）的“边患”变成和平的边疆；把一个横行大草原的强悍的蒙古族变为能与其他各族共处的和谐民族，把一个远离中华传统文化的藏民族拉近了距离，密切了与汉满民族的关系，清代继承和发展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思想，以新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为指导，较成功地解决了二千多年来困扰历代王朝的边疆“内患”问题，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空前“大一统”的多民国家至清代最后完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发展的一个大结局。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布达拉宫，不仅以建筑的成就而著称，它还以辉煌的艺术作品和珍贵文物而闻名。宫内拥有大量雕塑、壁画……特别是精刻藏文大藏经、金字缮写的甘珠尔，天竺等地的贝叶经，均是稀世之宝。

据记载，仅修建红宫，就动员了将近7000名技术工匠和乌拉差役参加劳动。清朝廷还特派汉族技术工匠进藏参与施工。

——摘自《西藏风物志》

材料二  在18世纪上半期开始保护西藏以后，充当西藏与中国之间缓冲剂作用的土司的存在价值明显降低。1723年，清朝废除丽江的（原有制度），由中央派去的官员管理当地……此后，云南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发展超乎以前。这也是盛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被称作茶马古道的贸易之路上，每一处交通要道都有藏族经营的旅馆，装满货物的马帮来回穿梭……

在青藏高原，清朝将统治权限集中于达赖喇嘛政权，同时由贵族、僧人组成的四人会议负责政治决策。四位大臣决定的政策经由清朝驻拉萨的西藏办事大臣协商后接受达赖喇嘛的裁定后然后实行。

——摘编自上田信著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明清时代·海与帝国》

上图为我国古代主要迁都示意图，指出其中一种趋势并说明其历史原因。（所指出的趋势需明确；原因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至少两个，史论结合。）

材料一：

春秋时代，郡县制开始萌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晚，也多在边地。到战国时代，在边地的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郡县制推向全国。汉武帝时，刺史代表中央巡查郡县吏治。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对所部郡县官吏实行管理，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州郡县三级制历两晋南北朝不变。

——摘编自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

材料二：

宋代创建了以交通路线为主干来划分政区的路制。每路设四个机构，分别是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司，形成了“婚田、税赋则隶之转运，狱讼、经总则隶之提刑，常平、茶盐则隶之提举，兵将、盗贼则隶之安抚”的分工格局。

——摘编自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

材料三：

如果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将清朝由传统王朝国家带入了近现代主权国家行列，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清朝实现了“大一统”，基本完成了对中华大地的全部统一。面对如此辽阔的疆土，清朝统治者试图构建“大一统”“臣民国家”，在统治体系和治边政策上都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特点。

——摘编自李大龙《试论历代王朝治边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材料   清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以台湾大甲西社为主的多地“番民”（注：原住民）发动叛乱，这是清代台湾规模最大的“番民”起义。事件初期，“番民”反对官吏苛政酷刑而泄愤报复，焚烧房屋、杀害胥役等，台湾官府持“无足轻重”态度，剿抚偏重于“安抚”。第二阶段，奇仑等社“番民”则主动攻击城镇、伏击官兵等，还出现企图“称王”等行为，呈现出明显的“谋逆”性质。各路官员开始“重兵围剿”，以正国法。中央政府也由“依靠官员治理”到“中央介入整顿吏治”。官方举措的变化，一方面是当地文武官员治台观念与举措磨合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检验了中央设立巡台御史制度的治理成效。巡台御史作为中央官员，既可弥补百姓对于政府信任与想象的缺失，有效遏制群体性事件的蔓延，又利于加强中央对剿抚行动的管控。除此之外，亦有汉人助力官府剿抚。当官兵追贼时，遇义民千余人，执大清旗号，奋勇飞到，协助追剿，且“参将侯元勋连夜带兵并领义民回凤山县保固”。可见民众对于清廷的支持。

——摘编自齐笑婕《雍正年间“台湾北路番乱事件”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