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抗战时期，中国在积极寻求与英美进行远东军事合作的同时，也提出了收回香港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重庆国民政府新任駐英大使顾维钓，就曾奉蒋介石命向英国政府说明香港是中国政府渴望尽快解决的问题之一。抗战末期，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国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开罗会议后，人们在欢呼《开罗宣言》关于将日本从中国掠去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的同时，也殷切期待着香港能回到祖国怀抱。……重庆国民政府虽然出于稳定自身统治目的，希望收回香港主权，但为取得英关对其反共灭共这一中心目标的支持，不愿在香港问题上与英美闹翻，最终不得不属从美国压力，对英国受协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收复香港的极好机会。

——摘自袁成亮《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材料二：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势如破竹之时不一举解放香港，而把这个问题留到几十年后解决？从今天看来，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审时度势，区别轻重缓急，集中カ量处理一系列更紧迫的大事。……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时候的回际形势，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和，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随着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漸近届满，香港的前途也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

——摘自《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材料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保持香港繁荣……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进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

——摘自《邓小平文选・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9.24

材料四：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事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致区基本法》

材料一  中国一个海洋大国，但在古代未形成清晰完整的海权意识。清朝前期，被誉为“认识海疆形势第一人”的将军施琅认为，“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康熙帝囿于满汉大防，未有效关注。雍正帝一改明代弃守沿海岛屿政策，建立岛屿与海岸并重的全面防御体制。在此基础上，乾隆帝坚持海防重于通商的指导思想，将与西洋贸易由四口减为一口。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海防危机，萌发建立外海水军的近代国防思想。1907年，日本人侵入我国东沙岛，在中国方面据理抗争交涉下，最终收回了东沙岛，在收的同时，清政府“书立碑记，以保海权而重领土”，并拟定了开发和经营的办法。

——摘编自王秀英《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材料二  相对于“海权”，海防一词更符合中国“和而不同”传统文化的特点。与传统海防观相比，现代海防的内涵也更丰富，海防职能、范围、难度，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联系更密切。建国之初，无论是肃清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残军，还是解放海南岛、收复台湾都需要加快海军建设，更新舰艇装备。对此，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大力支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我国战略中心转向朝鲜半岛，1953年，按中苏协定，中国从苏联购得舰艇共137艘，并迅速具备了自行装配制造海军舰艇的工业能力。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研究领海线的相关问题。在充分听取意见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最终决定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1982年公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规定“各国有权确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

——改编自刘征鲁《毛泽东心系海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