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5世纪末16世纪初期，一方面由于日本入华朝贡的使节不断生事，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政局出现极大动荡，导致贸易秩序混乱。1548年明朝政府拒绝了日本使者进行贸易的请求。日本商人只有退而求其次，绕道东南亚。与此时把持东南亚贸易的葡萄牙商人进行贸易以获得来自中国的生丝。同时葡萄牙占据了中国的澳门，由于澳门背靠中国大陆，所以获得中国的生丝和丝制品十分容易。而葡萄牙人正是靠着向马六甲、印度果阿和日本出售生丝，赚取白银，成为日本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葡萄牙人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来回奔波就是想获得日本的白银，几乎每年都能获得60万两左右的白银。这批数目巨大的白银使葡萄牙商人们在中国市场上如鱼得水。他们用白银和中国人交易瓷器、茶叶、生丝、黄金等价值连城的货物。

——摘编自赵文红《17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者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

材料二 18世纪时英国积极从事以贩卖奴隶为主要手段的“三角贸易”。英国从利物浦、伦敦等城市用船载运棉麻织品、玻璃、陶瓷器皿、各种装饰品等，驶往非洲交换黑奴；并用船把黑奴运往西印度和南美殖民地的种植场，卖给农奴主，然后买进殖民地的糖、烟草、棉花返回英国，并将其作为原料卖给工厂主。公元1713年，《乌特勒支和约》使英国获得贩卖奴隶的垄断权，不仅为英国的贩奴商人带来了神话般的利润，而且加强了英国在那些需要供应黑奴来经营种植场的殖民地里的地位。

——摘自鲁中石《世界通史》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生长受到了封建势力的阻碍，它需要得到国王的保护以制止封建贵族对城市的骚扰和镇压发生在城市中的暴乱……为了保护这种（跨国贸易）经济活动，国王必须强化本国的秩序，负责修筑本国范围内的道路、桥梁……这些都要求国王必须采取措施集中其领土内的资源，以满足国际性物流所需要的条件……随着这种权力的增强，统治者据此把自己定位在了“公共福利”的维护者上。

——丛日云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此时期（民国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发展，就其基本的动力而言，既有来自外部的因素——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国际局势的推动，又有内部的因素——受到中国社会本身的推动。当大部分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企业家承担起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责任，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需要是在进口工业品刺激下产生，并得到满足的。于是，在进口产品不能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情况下，一种“替代型”的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了。

——摘编自（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材料一 17 至 18世纪，中西间贸易往来频繁。当时欧洲的紧身胸衣、裙撑和束腰等设计元素被引入中国，成为上层社会女性的时尚追求。 欧洲人对来自中国的奇异的丝绸、织锦等纺织品和绣花等工艺近乎狂热的好奇和热衷。 法国的朱里欧·莱蒙多·马萨里诺主教拥有十件在法国巴黎定制的中式彩色唕叽面料的服装。真丝面料制成的“华托裙”，也常常出现在法国画家让-安托万·华托笔下，这种裙子装饰有中国特有的纹样图案，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情调，是当时很多欧洲贵族妇女喜爱穿着的服饰。 法国还设立了一些中国舞场、中国娱乐剧院等。 以穿着中国式服装为主要特征的化装舞会首先在巴黎和维也纳出现，之后迅速在欧洲宫廷普及。 到18世纪中期，中国服饰装扮的化装舞会在欧洲变得非常普遍，一度晋升为欧洲大众的时尚活动。

——摘编自陈霞、李遵《西方镜像中的“中国风”纺织与服装艺术考》等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清廷放开了民间设厂的限制，进一步为近代纺织工业创造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中国传统服饰的质料比较单一，主要有土布、丝绸、皮毛等。进入20世纪之后，新军的服饰被大量的绿营城防官兵模仿，通商口岸的少年纷纷模仿出洋归国的留学生穿着洋装，新政以来军、警、学界易服的举动，导致了服制材料发生了剧变。 西式服饰主要用洋布、呢革，国内既不能生产也不会缝制，只得依赖进口。这就导致了西式服饰价格昂贵，而且随着易服的进行，导致国内洋货一时泛滥，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纺织业。 殆至民国成立之后，这种混乱的局面依旧没有根本的改变。 当时的有识之士无不担忧地指出：“自政府改装以来，风气所趋，官民竞用外货，以致绸缎废弃，工商歇业。 资本日益消耗，劳动者多有流亡，为他人开绝大之道场。”

——摘编自李超《清末民初服饰变革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启示》

16世纪关于马尼拉大帆船的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