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法国当时的历史来看，民族主义是在对抗宗教神权和封建专制王权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共同体的情感意识。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平等、自由、人权等观念已深入人心，为大革命时期所建立的新的共同体坚持，并体现在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法国民族主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的民族主义显示出了极强的政治影响力，随着法国大革命逐渐蔓延。

——摘编自崔卫峰《“民族主义”内涵之我见——以法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和特点为例》

材料二 1908年，刘式训上奏清廷要求制定国籍法，他列举了四点理由：一是主权的问题，认为国籍可以看作是“声张主权的一个要件”；二是与条约的关系，认为海外殖民地的“登录民”(华侨)回到国内置办财产，可能导致“禁止外国人在内地置产”的条约遭到“暗中破坏”；三是应对欧美“出生地主义”国籍法可能对我国“血统主义”传统造成的冲击；四是欲成为近代立宪国家，不论选举或征兵都需要确定国民，“国籍法不可或缺”。该项奏折得到皇帝批准，制定国籍法被提上议事日程。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材料中民族主义的内涵，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历史解释。

材料一  南朝刘宋孝武帝时，有个名叫谢士先的人告发申坦是刘义宣(谋反败亡者)的同谋。当时申坦已死，他的儿子申令孙为山阳郡太守，听到这个消息，便到廷尉投案请罪。廷尉卿蔡兴宗议曰：“若坦昔为戎首，身今尚存，累经肆眚(朝廷宽赦)，犹应蒙宥(宽恕)。令孙天属(父子天性相连)，理相为隐。况人亡事远，追相诬讦，断以礼律，义不合关。”同时指出谢士先“发因私怨，况称风声路传，实无定主，而干黩欺罔，罪合极法。”又有告状的百姓二十二人，案情还未了结，还得参与廷尉审讯，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些人应该暂时拘押在尚方(监狱)之中。蔡兴宗“以讼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若系尚方，于事为苦”。

—摘编于李延寿《南史·列传·卷二十九》

材料二  公民们：……在一个共和国当中，退位的国王只能在两种情况下派上用场：要么是危害政权的安定或是威胁自由，要么就是同时实现这两个结果。……我必须声明：路易十六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至于路易十六本人，我建议国民公会立刻宣布他是法兰西全体国民的叛徒。我建议为牺牲的自由革命烈士们竖立纪念碑，让人民始终铭记权利意识和曾经屈服于暴君的恐惧，同时也让所有的暴君永远知晓并害怕人民及其正义。

—摘自罗伯斯庇尔(1792年 12 月3 日)《就对国王的审判问题而作的演讲》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开始重点关注“民族”，米什莱和拉维斯是民族历史研究的两座高峰。

米什莱被誉为“法国历史学之父”。在其编著的《法国史》中提出，法国人从百年战争中开始具有国籍意识，到大革命与特权阶级的对抗中，完成了法兰西民族的整合，以此教育人民建构法兰西民族的自我认同。他始终认为法兰西在世界历史上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是引领世界走向自由，通往繁荣之路的灯塔。他的观点成为19世纪上半叶法国历史学的主流。

普法战争战败后法国割地赔款，知识分子的民族优越感被击碎。第三共和国的史学家拉维斯主编27卷的《法国史》，提出历史上布列塔尼人、普罗旺斯人……各地人民都是法国人，尊崇共同的祖先、共有的英雄人物。他高度赞扬共和国，对国歌、国庆日、纪念仪式等各种“被发明的传统”进行历史性阐释，传播共和主义精神，将殖民扩张视为开化落后地区、传播先进文明的特殊使命。以此“向法国青年人说明，为什么他们应当为组成一个民族国家而自豪”。拉维斯被19世纪末法国史坛誉为“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教师”。

——摘编自王玮、吕一民《拉维斯与19世纪晚期法国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等

围绕“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评析19世纪法国历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