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汉的户籍是在秦朝户籍框架下进行的。但这并不是说两汉户籍制度就没有独到之处。汉代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篇而成，称为《九章律》，自此，关于户籍、赋税的户律便正式入律。其次，汉代户籍簿上要“具署郡、县、里、名、姓、年、长、物色”，以及有无残疾、职业、爵位、财产等。为确保户籍登载的真实性，防止脱逃赋役，汉代还实行案比的制度，即户口调查，清算人口。

——摘编自姚秀兰《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按照《宋史》记载：“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保正”。除了将所有的人户按照一定数额进行编排之外，更重要的是实行伍保法连坐制：“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掠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如此则保内之人相互制约，互相监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三  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为市民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市民阶层的壮大及其发达的市民社团组织为持续的斗争提供了强大的阶级和组织基础；而中世纪前期的基督教文明普及使得市民阶层能够像“兄弟”般团结一致，中世纪城市社团组织都有强烈的宗教精神为基础。中世纪的城市最终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自治权利，并实际上形成了市民阶层的精英人士主导的城市自治格局。

——摘编自陈兆旺《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的制度分析》

①行会 ②商会 ③议会 ④基督教会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生长受到了封建势力的阻碍，它需要得到国王的保护以制止封建贵族对城市的骚扰和镇压发生在城市中的暴乱……为了保护这种（跨国贸易）经济活动，国王必须强化本国的秩序，负责修筑本国范围内的道路、桥梁……这些都要求国王必须采取措施集中其领土内的资源，以满足国际性物流所需要的条件……随着这种权力的增强，统治者据此把自己定位在了“公共福利”的维护者上。

——丛日云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此时期（民国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发展，就其基本的动力而言，既有来自外部的因素——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国际局势的推动，又有内部的因素——受到中国社会本身的推动。当大部分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企业家承担起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责任，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需要是在进口工业品刺激下产生，并得到满足的。于是，在进口产品不能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情况下，一种“替代型”的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了。

——摘编自（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材料一：在中世纪城市形成之初，城市所在领地的领主往往在城市中享有一系列经济特权，但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市民也开始对封建领主进行斗争，他们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改变领主课税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在西欧的国家中，城市市民通常是王权反对封建剔据的天然同盟军，为王权战胜封建领主、建立统一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市的自治力量一般来自于行会。在很多城市。当行会力量强大起来之后，就进入政府，由行会成员担任政府要职，参与城市决策和管理。最有名的当数佛罗伦萨，其行会政府使城市实现了自治。然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在行会中也出现了一些商业贵族和犬商人，大金融家，他们逐渐控制了行会政府，并且使自治政府变为其个人或小集团的工具，成为新的领主对城市进行控制。

——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

材料二：在中世纪的西欧，称雄一方的封建领主掌握着城市的司法权和行政权.他们想访设法地加大对城市的榨取和勒索力度，如茱菌河上领主设置的关卡12 世纪为/19 座，13世纪末增加到35 座，15世纪高达60座。西欧城市兴起后，很快便展开了反封建领主的斗争。在英王亨利二世同封建领主的斗争中，英国市民坚定地站在了国王一边。在那些国王无力实现统一的国家里，中世纪城市则采用城市同盟的形式与封建领主抗衡。米兰市民发动了武装起义，将领主米兰大主教及其所属军队逐出了城外，取得了自治地位； 热那亚、威尼斯甚至在取得完全自治的基础上成立了城市共和国。尼德兰的圣奥梅尔以每年支付30镑的代价，从领主佛兰德尔伯爵处，为行会成员和市民换取了在两个港口的免税权。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