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古代监察制以专制王权为中枢；监察制以服膺皇权为最高原则；监察官为维护皇权而监察百官，是天子耳目之任等等。

——方乾《论中国古代监察制的不独立性》

材料二：换言之，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掌于几个部门，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凡事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树立了“国民全体”作为“国家主权”拥有者的崇高地位，……废除了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最高权力，……是革命党人将权力关进牢笼的一次勇敢的、大胆的尝试。

——杨天石《帝制的终结》

材料：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新的力量往往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而在欧风美雨飘打下的近代中国，各种思潮一起涌来，形成为政治实力，更是如此。1894至1895年间，北洋舰队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洋务派三十余年的“富强”设想也被打得粉碎，酝酿已久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便形成了一股富有朝气的政治力量出而领航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活动起来，1895年10月孙中山首次发动的广州起义虽遭扼杀，中国之有“革命党”却自此腾播于世。一个向皇帝上书请愿，一个要把皇帝拉下马，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正式出现了改良派与革命派两面鲜明的旗帜，他们都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值得大书特书。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围绕“背景与出路”自行拟定一个具体题目，并就所拟题目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

1913年底张謇出任农商总长，立即着手经济法制建设。他深知，想要快速顺利有效地进行经济法制建设，仅靠自己和农商部的主观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上获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下取得广大工商界的参与和拥护。对于国务院，张謇尽量利用机会宣示和解释自己制定经济法规的设想和方案，以争取获得支持和同情。对于作为法律审核机构的参议院、众议院和法制局，张謇设法沟通，除了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已表示希望两院给予支持外，还在某些重要法规交付审议时，希望参政院和法制局视情况而简化审核程序，尽速审议通过。对于工商界，张謇尽量兼顾工商业习惯，吸收他们所提出的合理意见，如不能吸收则给予解释说服。

张謇在制定经济法规时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况，如《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就是根据清末资政院在全国各商会讨论和广泛的调查基础上拟订的。《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经农商部邀请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后币制定。其他经济法规的制定，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见。

——摘编自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材料一：

宋代各类学校“广开来学之路”，中央官学中规格最高的国子监的入学资格从唐朝的三品降到 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不少基层官僚的子弟以及寒素子弟也进入国子监听读。宋朝的法律一般禁止工 商业者本人应举做官，但其中的“奇才异行者”也可参加科举考试，并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对学校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宋朝出台给太学生增发伙食补助、允许贫困太学生在校留宿等政策。 宋代教育虽然逐渐“平民化”，但也远未达到区域尤其是城乡协调。

——摘编自周宝荣《试论宋代教育的“平民化”》

材料二：

大学本质上和小学、中学等不属于同一类型。大学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它到底哪 儿重要呢? “必须强调，大学这一机制实际是中世纪的发明”，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当然也就 是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制。大学一开始是一个买卖知识的地方，买卖的对象是法学的知识，第一个 大学就是以法学院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于公元1088年)。教授们把查士丁尼制定的《国法大 全》拿过来当材料研究，使得法学知识得以系统化地生产，法律因此厚重地重新覆盖了整个西方。

大一统的王朝不可能有大学，只会有国子监，读书人不是去那里买知识，而是去接受内容完全 确定的培训，成为权力系统需要的接班人。大学和这种教育机构内在的逻辑完全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

材料三：

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领导机关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任职 期间，蔡元培先后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和《对于教育宗旨之说明》中，系统地阐述了其教育 新思想。他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者，皆 今日之教育不可偏废者也”。此乃他为民国教育提出的“五育”并举、使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发展的 新教育宗旨。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职后，教育部颁行的民国教育宗旨是：  “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 教育、军国民教育辅助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