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83年，帝国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国家社会保障立法《医疗保险法》，矿工、农工、仆役、船员、教师、手工业者，都必须进行强制保险。保险费的三分之二由个人承担，三分之一由雇主支付。保险包括免费医疗、病中休养等。1885年有467万人参加疾病保险，1895年上升到800万人。1884年颁布《事故保险法》，保险费由雇主承担，赔付金额包括医疗护理、现金抚恤等。1889年通过《养老保险和残疾保险法》，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各承担一半，规定年满70岁即可享受老年赡养费……用暴力控制社会是必要的，但只能维持一时；社会福利制度用非暴力手段促进了社会控制。俾斯麦说：“只有现存国家去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合理的东西，才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

——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二 在俾斯麦的推动下，《医疗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和《养老保险和残疾保险法》的颁布，标志着现代福利国家在德国的开始。俾斯麦之所以要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系，不是因为普遍的贫困和社会改革者的呼吁打动了他，而主要出于政治考虑，尤其是对工人阶级运动的愈发忧虑。俾斯麦的根本目标是希望在社会政策的帮助下，摧毁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最终，他甚至成功地让雇主相信，通过对所有工人做出让步是可以摧毁社会民主党的。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

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庄当如何”但并不是“尖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次，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