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书面阅读与数字化体验的迅速普及，湮没了民间文学口头讲述的生活现场。同时，信息社会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是融合创新，受众的审美意识变得新奇自由，而传统民间文学的审美表达以传承性和群体性为主，其走向衰落似乎是一种必然。

    每个时代的民间文学既反映着历史环境，又彰显出时代背景，还承担着文化传承功能，是中华儿女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由乡音、乡俗和家乡故事传说而编织起来的童年记忆，往往在人们心中孕育出“底色的乡愁”并镌刻在人的一生中。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文学，反映着民族友好、；j土会和谐的中华文明主题，有对孔子、屈原、诸葛亮等人物的思想品格认同，对牛郎织女、孟姜女、白蛇传、梁祝等故事类型用各自的方式接受并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千百年的历史演进中，分散在中华大地上的群众，通过民间文学的形式传承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

    如今，中国民间文学的人物形象、故事类型、叙事结构等被外来的文学系统挤压，尤其儿童成长初期所接受的童话几乎全是西方文本--白雪公主替代了田螺姑娘、小红帽替代了阿凡提。长此以往，孩子们对中国民间文学逐渐陌生以致淡忘。

    面对严峻的传承危机，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民间文学的创新能力和传承能力，使其重新回归曰常生活，有效融入当代社会。首要的是深度发掘中国民间文学的智慧资源，汲取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教育资源、伦理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增强人们接受本土智慧资源的信心。比如，以中国民间文学资源为素材，开发原创游戏产品,让中国民间文学资源进入当代文化消费领.域。最近几年，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就是很好的尝试。通过对盘古开天辟地、精卫填海等民间故事进行再创作，让故事里的经典形象重新立起来，让传统民间故事得到保护和传承。

    传统民间文学的传承多是口口相传，在失去原有传承场景的情况下，需要采取新的传承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比如，英国的《魔戒》《哈利•波特》等吸纳了西方的神话资源，让传统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在日本,《幽灵公主》《千与千寻》等也都取材于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作品，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进行了有效嫁接，找到了传统民间文学资源与现代文艺作品的转化路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民间文学的表达方式和思维观念都与现代社会有所脱节，有时即便用很精彩的方式讲述出来，现代人可能也不接受。对此，我们不必强求。最重要的不是记住那些故事，而是要将故事所承载的忠、孝、仁、义等价值观传承好、传播好。

（摘编自孙正国《留住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记忆》）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但是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

    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像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孔子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去保持他的悠闲；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适；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孔子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也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的。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孔子和孟子相去约两百年，时局已有很大变化。

    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然认为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以恢复，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被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已经大大超过春秋时期竞技式的战争，这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宋朝以后，《孟子》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巨大的影响。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

    （节选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材料一：

    2019年8月1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封面上，一项中国科学研究成果成为绝对主角。这颗画着大脑、充满科技感的芯片，叫“天机芯”，是世界首款异构融合类脑芯片，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既可支持脉冲神经网络又可支持人工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芯片。研发出“天机芯”的，是清华大学施路平团队。该团队在本期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更实现了中国在芯片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自然》论文零的突破。

    （摘编自搜狐网《天机芯带您从零崛起》）

    材料二：

    目前传统计算机芯片，主要基于冯诺依曼架构，处理单元和存储单元分开，通过数据传输总线相连。芯片总处理信息能力受总线容量的限制，构成所谓“冯诺伊曼瓶颈”。而且传统计算机的处理单元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导致能耗巨大。同时，由于需要精确的预编程，传统计算机无法应对编程以外的情况和数据。而大脑结构则完全不同：神经元（处理单元）和突触（存储单元）位于一体，不需要高能耗的总线连接，突触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具有可塑性，能够随所传递的神经元信号强弱和极性调整传递效率，并在信号消失后保持传递效率。突触的这种性质，使大脑神经网络结构动态可塑，能够随外部数据的变化而适应调整。脑神经网络包含1000亿神经元和100万亿个神经突触，他们相互连接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神经网络，使人脑信息处理能力超强，而神经元只在工作时消耗能量，大脑的功耗极低；可大规模并行处理多个信号；具备学习能力，在海量数据处理方面有巨大优势。

    类脑计算芯片可模拟人类大脑信息处理方式，能以极低的功耗对信息进行异步、并行、低速和分布式处理，并具备自主感知、识别和学习等多种能力。同传统计算芯片相比，类脑计算芯片将实现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传统“执行程序”计算范式的局限，有望形成“自主认知”的新范式；二是突破传统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局限，实现数据并行传送、分布式处理，能够以极低功耗实时处理海量数据。

    （摘编自唐旖浓《美国类脑芯片发展历程》）

    材料三：

    预测2018-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市场规模及增长情况

    材料四：

    今天类脑芯片的发展最根本的优势在于，类脑计算可以绕开比特编程和摩尔定律。在算力极限面前，是跟量子计算一样都是人类的主要救生船。但是类脑芯片在今天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有一些基础问题无从解答。

    比如类脑芯片的任务性处理能力差、算力水平过低。虽然经过几年的发展，类脑计算可以处理的任务越来越多，但是要看到这些任务都有严苛的先决条件。对于绝大部分计算目标来说，类脑芯片都带不动。另一方面，用电子电路模拟人造突触，是极其不划算的一件事。它要花费极高的工艺与技术成本，来实现效率并不高的神经元模拟。所以面向未来，更多人认为一定要找到可以代替晶体管的，属于类脑计算的新材料——但是这个材料是什么，如何才能做到像硅晶片一样便宜，今天都是未知数。

    还有，适配类脑计算的架构、算法、编程方案等等也处在广泛的空白期。尤其在我们身边，还要特别警惕一件事，那就是类脑芯片虚假繁荣带来的危险。AI火了之后，更未来更AI的技术成为投融资与政府扶持热点，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类脑计算和类脑芯片，事实上还有非常远的路要走。今天在产业中讨论它，很多时候都是漫无边际的非理性畅想。

（摘编自电子工程世界网《类脑芯片简史：2019或成类脑芯片爆发元年》）

俩老头儿的醉梦时光

原上秋

过了大堤，下坡，就是黄河滩了。

俩老头儿在那里生，在那里长，那里的每一座房屋，甚至路边的每棵荒草，他们都熟悉。

这条路，他们瞎摸也不会走错。沿着这条蜿蜒的土路下坡，走不多远

老陈问，今天到你家喝，还是到我家喝？

老薛说，到我家吧，去你家要从前街绕到后街，曲里拐弯的，太远。

老陈说，我家隔壁有一个小卖部，能凑个下酒菜。

老薛说，不用，我这里有你弟妹炸的花生米，举了举。

他们来到老薛家。老薛家好找，在大路边上，门前有三棵大槐树。院子中间摆着一张石桌，是四个石墩。（甲）那是他们原先经常喝酒的地方。他们很熟练地把花生米和酒摆上，一人倒一杯，互不相让。谁喝完，倒是喝出吃大席的感受。不大一会儿，一瓶酒见底

老薛说，老陈啊，我咋觉得像在做梦呢？

老陈说，你回家，让弟妹掐掐你，那就是梦；掐着感觉疼

老薛说，在生产队的时候，你当队长，不到年根儿，泥腿不拔出来洗。

老陈说，那，也没吃上个啥好东西。

老薛说，后来呢，包产到户了，但一年忙到头，还是没富裕。

老陈说，（乙）黄河滩里，你想咋样？老薛站起身，晃了一下才站稳。他回望刚才坐过的地方，微微一惊：根本没有所谓的石桌，变成了三个很大的土坑。

老陈也站立起来，屁股上全是灰土。他们刚才是席地而坐。几颗花生米在一个白色塑料袋里，像羊粪一样滚着。（丙）空酒瓶歪在边上，瓶口正在滴着剩下的酒，在泥土上涸出一枚铜钱。（丁），他们对视，继而大笑阳光散乱一地，这是一个整村搬迁后的废墟。那些残砖碎瓦告诉你，这里曾是被烟火气浸润过的地方。老人们靠着几十年的记忆，总能轻车熟路找到这里，找到自己曾经的家。

老陈和老薛结伴儿回来好几次了。

他们笑着打着，打着笑着。老薛突然哭起来：老陈，咱们的家

停住手的老陈扶着老薛说，废话，不是没了

老薛说，我每次上那楼时，总感觉没迈进这院子脚下踏实。

老陈说，你思想跟不上形势。当初政府动员搬家，我第一个响应

老薛说，我不是也搬了？

老陈说，你还不是怕留在黄河滩里，没人和你做伴儿，你说你，是不是落后分子？

老薛说，我哪能和你比，老干部，当看到你们戴着大红花，站在主席台上领奖时，到时候也戴个大红花啥的。

老陈说，一定能。说罢，大笑一阵，去他家看看。

去老陈家，遇到麻烦。他们记得，从老薛家出来，见一个大石头再朝北走。大石头去哪了？没有了大石头，就没了走路的参照。转了半天，老陈说的小卖部也没了影，记忆中的街道和现在咋也无法印合。

老陈就说，不找了，回吧。

老薛附和着说，不找了，回吧。

回来的步履有些沉重，他们一直推着车走，谁都不说话。上了黄河大堤，一片繁华。那是黄陵新区。黄河滩里的人，都沐浴在新生活里……老陈打破沉默，现在，让你搬回来住，这个，孩儿们肯定不愿意。老陈说，就说你自己。老薛突然笑了，是大笑。老陈也笑，用手抹一把脸，湿了一片。他们又出发了。前面的路灯一下子亮起来，是他们的新家。

材料一：

屏风作为一种特殊的家具样式，其出现很早。东汉文史学家李尤在《屏风铭》中对屏风的特点进行了描写：“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屏风可以作为摆设，使用时应陈设张立，亦便于收纳。屏风可以阻挡凉风邪气，抵御雾气露水，屏风已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家具，而是承载着儒家道德伦理的具体象征。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多首诗中写到屏风：“____”白居易提示出屏风的另一功能，即将屏视作绘画的载体——画屏。

挂轴于唐末五代被发明之前，中国绘画艺术最重要的两种媒材是手卷和屏风。巫鸿在其主编的《物绘同源：中国古代的屏与画》一书中写到二者之间有两大区别：一是它们不同的“媒介特性”。手卷是时间性的，需要观者以手操纵，逐渐展开；屏风却是空间性的，特别是那些正反两面都绘有图像或题有文字的屏风，更是必须在分隔的建筑空间中观看欣赏。古代画家和工匠利用画屏的这个特点，常在其正反两面描绘和书写彼此呼应的图像和文字，以传达特殊的象征意义或美学趣味。另一区别在于二者不同的使用场合和服务对象。手卷画的创作是为了观者的独自阅览，而画屏则是建筑空间的一部分，既可出现在

现实生活中，又用于陪葬或装饰墓室。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便体现了以上诸多特点。

1965年，山西大同石家寨发现了建于北魏延兴四年（474）的琅琊王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司马金龙墓的彩绘漆屏屏风正面的画面题材多为列女，有《周室三母》《鲁之母师》《班女婕妤》《启母涂山》等。这些典故大都出自汉代刘向所著《列女传》，《周室三母》出自《列女母仪传》，画中的三位妇女，容貌矜庄，衣带当风，有着雍容华贵的气度，自汉代宫廷起就有了以列女图为装饰的屏风。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文化，上承先秦两汉遗绪，下启隋唐。李清泉在文中将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绘屏风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活中解读。在日常生活中，坐姿的改变导致了屏风尺寸、结构的变化。当时的床、榻家具并不普及，随着人们起居习惯的转变，原本的席地而坐慢慢转向以床榻为坐具的盘腿坐和垂腿坐。进而出现了以屏风和榻结合而成的新型家具——屏坐榻，并在之后广为流传。从目前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屏风实物资料，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赋予这类屏风载体的不同文化趣味。对于画屏中图像的研究，以及画中所绘的屏风物像的研究也为思考艺术史和艺术创作中“物”和“绘”的关系提供了一批重要例证。巫鸿提出，至少从汉代开始，中国古人已经把屏风作为更大的画面和图像程序中的有机因素，或使用屏风图像分割和规划空间，或用以突出画中的主体人物。唐代开始对屏上画面有了更详细的表现，使之成为整体图像程序中的“画中画”。这意味着屏上的画面和屏外的图像之间发生了种种互动，其结果是大大增强了绘画的内容丰富性和艺术表现力。

（摘编自吴雪莲《有关屏风的文化趣味》有删改）

材料二：

所谓“陈设的地点”，是《物绘同源》这本书的缘起与背景。2019年巫鸿本人在苏州博物馆主持策划了“画屏：传统与未来”展览，这成为本书的起源。

在我看来，此书存在双重面向。第一层，是巫鸿面向外部世界的对话。作为配合展览而出现的学术研究文集，这本书是巫鸿作为一个学者型策展人，将短期专题展览与长期学术研究进行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展览本身具有极强的视觉观赏性，而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展线设计和文字说明，予以展示和分享；另一方面，研究仍需付诸纸面，依托完整的文本论述予以梳理和讨论。可以说，“画屏”展览很好地实践了学术研究与展览的相栖共生。此外，

配合展览、但比《物绘同源》一书早半年推出的，是一本画屏立体书——《奇妙的屏风世界——画屏：传统与未来》，这本书围绕巫鸿对于屏风的解读展开，选取六幅“屏风入画”的文物，在书页中添置三维的屏风卡纸，使得阅读体验更为立体和可爱，可以视作不错的科普故事读物。

第二层面向，或可认为是巫鸿与自己的一次对话。巫鸿早先已出版过《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一书，着重探讨屏风在其绘画语境中的功能和意义。彼时，巫鸿已提出屏风在传统中国艺术中具有一种 “三位一体”的身份：作为三维空间中的物体，屏风可用来区分建筑空间；作为二维平面，屏风可用来绘制图画；作为画中所绘的图像，屏风可用来构造画面空间、提供视觉隐喻。这种将屏风视作“建筑形式”、“绘画媒材”与“图像符号”三位一体的观念，指涉了屏风作为图像载体和图像本身的双重身份，更进一步，这种“重屏”反思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内涵：传统中国绘画的自我知识必须是双重的，同时是对媒材和再现的指涉。

（摘编自戴若伟《中国古代的屏与画： 面向外部的对话，面向自我的梳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