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明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时间观念。由于中西方文明在哲学观、历史背景、社会模式等诸多方面千差万别，其对时间的观念和态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时间取向模式。

材料一：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中国人在时间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不见不散”等相当模糊说法。“掌灯”的时间和季节有关，和天气有关，和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也有关，反映了深厚的农耕文明气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比喻，但是多数中国人只是从个角度来看待时间价值，并没有把这种高尚的时间观推广到社会交往当中去，因而，最终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性时间观念和惜时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汪天文、王仕民《文化差异与时间观念的冲突》

材料二：清末以后，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中国人对西人情况愈加了解，人们的时间观念随着钟表的普及变得精准化。张謇在《政闻录》中曾特别强调：“最可宝贵者莫如时，愿国人均奋起力求时间上的经济。”新学制规定学堂授课需有定时，一些政府机构在实行星期休息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工作定时制度。近代中国人新式时间观念的产生并不依靠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而是一个伴随着压迫去强行消化的过程，沿海地区更新快一些，内地相对缓慢；城市更新快一些，农村相对缓慢。

——摘编自范雪梅《近代计时工具与生活节奏变迁》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棉花品种主要是亚洲棉，来自印度。秦汉时期，经东南亚传入海南岛到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在古代先民的辛勤培育下，亚洲棉逐渐适应中国环境，棉花产量和品质逐渐提高。南宋时期，棉布虽未撼动桑麻织品在衣被市场的重要地位，但棉花种植已深入到长江流域。元朝统一后，随着南方棉纺织技术向北方迅速推广，棉花也受到了政府的重视，江南地区“夏税则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明清时期，“松江织造之精，誉满全国，产布之盛，衣被天下”。

——摘编自宋鑫秀《元代植棉研究》

材料二：陆地棉原产美洲危地马拉和墨西哥高原地带，纤维长、韧度强、适合机器纺织。19世纪80 年代初，李鸿章在上海筹办机器织布局，传统棉花绒短而缺乏弹性、加之产量较低，难以满足机器纺织的需要。1892年清政府第一次正式、有规模地引种陆地棉，输入湖北种植。但引种初期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棉种退化迅速，引种效果差强人意。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成立，陆地棉的科学引种与驯化改良才取得了较大突破，并逐步取代我国传统棉种。

——摘编自羌建《美洲陆地棉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

材料一   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轰破了国人几千年“天朝上国”的迷梦。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在近代反侵略的进程中，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勇抗争，努力地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斗志。在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仆后继、救亡图存”的反抗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也正是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忧患意识，发扬自强不息、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经过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有最终百年国耻的洗雪。

——宋凌迁《近代反侵略进程中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