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战国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秦始皇有汇合地域文化的理想，但并没有成功。到汉武帝执政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的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大体上完成了汇合的历史过程，“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才得到实现。汉武帝推行“购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来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确立了儒家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

——摘编自张岂之《中华文化何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

材料二：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一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章句上》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荀子·富国》

材料二  近代以来，魏源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潮作为引入西学的桥梁，梁启超等曾经将《明夷待访录》等书多次偷偷翻印，以此作为宣传民主的材料。梁启超高呼《明夷待访录》比《民约论》还要早数十年，康有为、谭嗣同等也都对《明夷待访录》等民本思想代表作极为推崇。不但维新派对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极为推崇，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将之看作是提倡民主革命的先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相对较小的孙中山也曾评价“惟有黄梨洲先生，空传忠孝，卓萦能文章，高瞻远识，超越千古”。

——摘编自允春喜《近代中国民主进程中对民本传统的再诠释》

材料三  中国传统儒家认为“民惟邦本”，黄宗羲虽然将民本推到了极致，具有了民主的色彩，但其政治哲学思想仍然没有跳出孔孟民本的思路和范畴，与西方民主在政治理念上所坚持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是有明显区别的。

——摘编自朱宏军、张厚军《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