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一化就有路了

       每年下第一场雪时，我总会想起多年前一个雪天的经历。

       那时我初涉文坛，很容易被一些闲言碎语困扰。当我听说有人搬弄是非，对我说三道四时，我异常激愤，心里顿时对此人充满了恼恨。

       我决心要去当面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

       很快便有了一个机会。我出差去外地，恰好要路过那人所在的城市。我向朋友要来了她的地址，决定在那个城市作短暂的停留，突然出现在她家门口，义正词严地声讨她，然后拂袖而去。

       那天，从清晨开始，天空就阴沉沉的。风变得湿暖，闷得人透不过气来。火车晚点，到达那个城市已是傍晚时分。当我走出车站时，空中已飘起了雪花。

       我有些发蒙，心生胆怯和疑惑。但我只能继续往前走，去寻找那个记录着怨恨的纸条上的地址。

       雪下得越来越大，风也越发凛冽，雪片像是无数只海鸥扇着白色的翅膀，围绕着我扑腾旋转。四下皆白，分不清天上地下，我跌跌撞撞地朝前走着。在漫漫风雪中既寻不见街牌，也看不见门牌号码。

       就在那个时候，我看见街边有一间简陋的平房，窗口露出一线微弱的灯光。我拖着疲倦的身躯敲响了那家的房门。

       门开了，灯光的暗影中，站着一位老大娘。她接过我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眯着眼将纸条举在灯下看了看，又低头仔细地打量着我，说：“那地方太难找，跟你说不明白，还是我领你去吧!”不容我谢绝，她已经迈出门槛，踩在了雪地里。

      “这大雪天儿出门，一定有要紧事吧？”她回过头大声说道。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

      “你是去看望病人吧？看把你累的急的!是亲戚？朋友？”她放慢了脚步，拍打着肩上的雪花，等着我。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亲戚？朋友？……我沉默着，无言以对。我如何对她实言相告，自己其实是去找一个“仇人”兴师问罪的!

       就在那一刻，我忽然对自己此行的目的和意义恍恍惚惚地发生了一丝怀疑和动摇。那个人似乎隐没在漫天飘飞的雪花中，她之所以要伤害我，也许是随波逐流，也许是由于无知，也许是出于一时的利益之需﹣﹣她也许真的是一个需要救治而不是斥责的“病人”呢!

       脚底突然在一个雪窝里滑了一下，老大娘一把将我扶住。

      “这该死的雪，真讨厌……”我忍不住嘟哝着。

      “不碍事，不碍事，就快到了。”她说，“前面那个电线杆子右拐，再往前数三个门就是。”

      “大娘，请回吧，这回我认得路了……”我说着，声音忽然喑哑了。

       她又重复指点了一遍，便转身往回走。刚走几步，又回过头，大声说：“不碍事，明天太阳出来，雪一化，就有路了!”

       那个苍老的声音，被纷纷扬扬的雪花托起，在空荡荡的小街上蹒跚。

       我在雪地上久久伫立，任雪花落满我的肩头，任寒风吹打我的脸庞。湿重的背包、鞋和围巾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分量……

       雪一化，就有路了﹣﹣那么，就把冷雪交给阳光去处理吧，雪不能永远覆盖道路，有阳光就会融化。虽然世上常有误解和诽谤，但是充满阳光的心灵却能够宽恕和融化它。

       那个风雪之夜，当我终于站在那费尽周折才到达的门牌下面时，我已经全然没有了跳下火车时那种愤激的心情。我在那个破旧的大杂院门口平静地站了一会儿，轻轻地将那张已被揉皱的纸条撕碎，心也随之释然了，然后慢慢地朝火车站方向走去。

你是我最笨的学生

       ①毕业后我留在北京教书，父亲闲着寂寞，便打电话托我买台电脑，他要和我视频聊天。我笑他，都50岁的人了，对电脑一窍不通，可得专门请个老师才行。父亲说，几年前你是我的学生，现在让老爸做你的学生好不好？我说那老爸你得认真学，我可没时间手把手教你。父亲呵呵笑着说，那是当然，我得争取做闺女班里最聪明的学生，就象你给爸爸争了光一样。

       ②以后的每个周末晚上，我都被老爸硬拽到电脑前，起初是打长途教他申请到了QQ号，然后是终于让他学会了使用视频。到了这一步，父亲就有些懈怠，每天我扯着嗓子教他如何搜索资料、如何盲打、如何储存东西，我觉得自己所费的劲，几乎比教班级里最笨的学生还要多，但父亲的电脑知识，却始终停在开着视频，对着话筒和我呵呵说笑的程度。

       ③老爸似乎对自己的愚笨没有丝毫的察觉，他胖胖的脸在视频的镜头里，始终是心满意足地笑着。我说老爸你要实践啊，只是每个周末听我讲，之后一个星期就再也不摸电脑，那怎么行？父亲照例在视频里笑开了花，说，老爸其实很聪明的，姑娘你只要有耐心，老爸肯定会进步飞速。我看着每一个指令需要我重复N遍后才会点头的一脸茫然的父亲，突然有点泄气，想究竟是我这个老师不合格，还是父亲真得太笨，对这样先进的知识，完全没有学会的细胞？

④父亲所谓的进步，也只能和我打字聊天为止。此后不管我怎么地努力，他都停在原地，再不会前进半步。隔壁的同事每每听到我声嘶力竭地在房间里吼，就知道准是又在叫父亲上网了。有一天，她无意中笑着说，对待笨的学生，冷落有时候比耳提面命的教导更管用的，为什么不试试呢？我欣然采纳。

       ⑤老爸对我的这项政策显然有些不适应，没过一星期，他就撑不下去了，说姑娘你还是手把手的教教老爸吧，我这么一大把年纪，比不上你们年轻人。后来见我无动于衷，终于急了，竟然和我开始冷战。我打电话给母亲，让她转告父亲，像他这么笨的学生，我还是第一次碰到，都三个月了，打字还像牛车的速度，照这样下去，我岂不是教他一辈子也教不会？母亲听完我的抱怨，叹口气，小声道：孩子，其实你爸哪有那样笨呀，他只是想多听你说说话罢了，他要是什么都学会了，还怎么能认你做老师？你每次在视频上不耐烦地朝他囔，他都不急不躁，还笑着听你讲课，如沐春风。他花几千块钱，只是买了个能看见你的模样的电话而已，他这么大年纪了，学会上网又能做什么呢？能和你面对面地聊天，对他来说，就已经是精通电脑了呀！

       ⑥最笨的那个学生原来是我，笨到和父亲面对面，看见他温柔地冲我喋喋不休的笑啊笑，都不知道，他心里想着的，只是看看千里之外的我，是不是还好好的，是不是还像他想念我一样，将他放在心里最温暖的地方。

学画回忆

丰子恺

    我七八岁时入私塾，先读《三字经》，后来又读《千家诗》。《千家诗》每页上端有一副木版画，记得第一幅画的是一只大象和一个人，在那里耕田，后来我知道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禹耕田图。但当时并不知道画的是甚么意思，只觉得看上端的画，比读下面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有趣。我家开着染坊店，我向染匠司务讨些颜料来，溶化在小盅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自以为得意。但那书的纸不是道林纸，而是很薄的中国纸，颜色涂在上面的纸上，渗透了下面好几层。我的颜料笔又吸得饱，透得更深。等得着好色，翻开书来一看，下面七八页上，都有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好像用三色版套印的。

    第二天上书的时候，父亲——就是我的先生——就骂，几乎要打手心；被母亲和大姊劝住了，终于没有打。我哭了一顿，把颜料盅子藏在扶梯底下了。晚上，等到父亲上鸦片馆去了，我再向扶梯底下取出颜料盅子，叫红英——管我的女仆——到店堂里去偷几张煤头纸来，就在扶梯底下的半桌子上的洋油灯底下描色彩画。画一个红人，一只蓝狗，一间紫房子……这些画的最初的鉴赏者，便是红英。后来母亲和诸姊也看到了，她们都说“好”；可是我没有给父亲看，防恐害骂。

    后来，我在父亲晒书的时候，看到一部人物画谱，里面花样很多，便偷偷地取出来了，藏在自己地抽斗里。晚上，又偷偷地拿到扶梯底下的半桌子上去给红英看。这回不想再在书上着色；却想照样描几幅看，但是一副也描不像了。红英教我向习字簿上撕下一张纸来，印着描了。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已把这本人物谱统统印全。所用的纸是雪白的连史纸，而且所印的画都着色。着色用的颜料仍旧是染坊里的，但不复用原色。我自己会配出各种间色来，在画上施以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塾的学生看了都很欢喜，大家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而且大家问我讨画，拿去贴在灶间里，当做灶君菩萨；或者贴在床前，当做新年里买的“花纸儿”。

    那时候我们在私塾中开画，是不敢公开的。先生在馆的时候，我们的画具和画都藏好，大家一摇一摆地读“幼学”书。等到下午，先生出去吃茶了，我们便拿出来再画。我先一幅幅地印出来，然后一幅幅地涂颜料。同学们便像看病时向医生挂号一样，依次认定自己所欲得的画。有一次，两个同学为交换一张画，意见冲突，相打起来，被先生知道了。先生审问之下，知道相打的原因是为画；追求画的来源，知道是我所作，便厉声喊我走过去。我料想是吃戒尺了，低着头不踩，但觉得手心里火热了。终于先生走过来了。我已吓得魂不附体；但他走到我的座位旁边，并不拉我的手，却问我：“这画是不是你画的？”我回答一个“是”字，预备吃戒尺了。他把我的身体拉开，抽开我的抽斗，搜查起来。我的画谱、颜料，以及印好而未着色的画，就都被他搜出。我以为这些东西全被没收了：结果不然，他但把画谱拿了去，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张一张地观赏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先生旋转头来叱一声“读！”大家朗朗地读：“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这件案子便停顿了。我偷眼看先生，见他把画谱一张一张地翻下去，一直翻到底。放假的时候我夫了书包走到他面前去作一个揖，他换了一种与前不同的语气对我说：“这书明天给你。”

    明天早上我到垫，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对我说：“你能看了样画一个大的吗？”我没有防到先生也会要我画起画来，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支吾地回答说“能”。其实我向来只是“印”，不能“放大”。这个“能”字是被先生的成严吓出来的。说出之后心头发一阵闪，好像一块大石头吞在肚里了。先生继续说：“我去买张纸来，你给我放大了画一张，也要着色彩的。”我只得说“好”。同学们看见先生要我画画了，大家装出谅奇和美慕的脸色，对着我看。我却带着一肚皮心事，直到放假。

    放假时我夹了书包和先生交给我的一张纸回家，便去向大姐商量。大姐救我，用一张画方格子的纸，套在画谱的书面中间。画谱纸很薄，孔子像就有经纬格子范围着了。大姐又拿缝纫用的尺和粉线袋给我在先生交给我的大纸上弹了大方格子，然后向镜箱中取出地画眉毛用的柳条枝来，烧一烧焦，教我依方格子放大的画法。那时候我们家里还没有铅笔和三角板、米突尺，我现在回想大姐所教我的画法，其聪明实在值得佩服。我依照地的指导，竟用柳条枝把一个孔子像的底稿描成了；同画谱上的完全一样，不过大得多，同我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大。我伴着了热烈的兴味，用毛笔勾出线条；又用大盆子调了多量的颜料，着上色彩，一个鲜明华丽而伟大的孔子像就出现在纸上。店里的伙计，作坊里的司务，看见了这幅孔子像，大家说“出色!"还有几个老妈子，尤加热烈地称赞我的“聪明”，并且说：“将来哥儿给我画个容像，死了挂在灵前，也沾些风光。”我在许多伙计、司务和老妈子的盛称声中，俨然地成了一个小画家。但听到老妈子要托我画容像，心中却有些儿着慌。我原来只会“依样画葫芦”的!全靠那格子放大的枪花，把书上的小画改成为我的“大作"；又全靠那颜色的文饰，使书上的线描一变而为我的“丹青”。格子放大是大姐教我的，颜料是染匠司务给我的，归到我自己名下的工作，仍旧只有“依祥画葫芦”。如今老妈子要我画容像，说“不会画”有伤体面；说“会画”将来如何兑现？

    自从我的“大作”在整中的堂前发表以后，同学们就给我一个绰号“画家”。而老妈子的画像也催促得更紧了。

    再向大姐商量。地说二姐大会画肖像，叫我到他家去“偷关子”。我向二姐丈请教了些笔法，借了些画具，又借了一包照片来，作为练习的样本。回家以后，我每天一放学就埋头里头在擦笔照相画中。这是为了老妈子的要求而“抱佛脚”的；可是地没有照片，只有一个人。我的玻璃格子不能罩到地的脸孔上去，没有办法给她画像。天下事有会巧妙地解决的。大姐在我借来的一包祥本中选出某老妇人的一张照片来，说：“把这个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们的老妈子了。”我依计，果然画了一幅八九分像的肖像画，外加在。在擦笔上面涂以漂亮的淡彩：粉红色的肌肉，翠蓝色的上衣，花带镶边；耳朵上外加挂上一双金黄色的珠耳环。老妈子看见珠耳环，心花盛开，即使完全不像，也说“像”了。自此以后，亲戚家死了人我就有差使——画容像。活着的亲戚也拿一张小照来叫我放大，挂在厢房里；预备将来可现成地移挂在灵前。直到我十九岁时，从先生学了木炭写生画，读了美术的论著，方才把此业抛弃。

    假如我早得学木炭写生画，早得受关术论著的指导，我的学画不会走这条崎岖的小径。唉，可笑的回忆，可耻的回忆，写在这里，给世间学画的人作借镜吧。

（摘编自《丰子恺自述：我这一生》中国青年出版社）

驿路梨花（节选）

彭荆风

温暖的火、喷香的米饭和滚热的洗脚水，把我们身上的疲劳、饥饿都撵走了。我们躺在软软的干草铺上，对小茅屋的主人有说不尽的感激。我问老余：“你猜这家主人是干什么的？”老余说：“可能是一位守山护林的老人。”

正说着，门被推开了。一个须眉花白的瑶族老人站在门前，手里提着一杆明火枪，肩上打着一袋米。

“主人”回来了。我和老余同时抓住老人的手，抢着说感谢的话；老人眼睛瞪得大大的，几次想说话插不上嘴。

直到我们不作声了，老人才笑道：“我不是主人，也是过路人呢！”

我们把老人请到火塘前坐下，看他也是又累又饿，赶紧给他端来了热水、热饭。老人笑了笑：“多谢，多谢，说了半天还得多谢你们。”

看来他是个很有穿山走林经验的人。吃完饭，他燃起一袋旱烟笑着说：“我是给主人家送粮食来的。”“老人家，你真会开玩笑。”

他悠闲地吐着烟，说：“我不是开玩笑。”停了一会，又接着说：“我是红河边上过山岩的瑶家，平常爱打猎。上个月，我追赶一群麂子，在老林里东转西转迷失了方向，不知怎么插到这个山头来了。那时候，人走累了，干粮也吃完了，想找个寨子歇歇，偏偏这一带没有人家。我正失望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片梨花林和这小屋，屋里有柴、有米、有水，就是没有主人。吃了用了人家的东西，不说清楚还行？”

“我到处打听小茅屋的主人是哪个，好不容易才从一个赶马人那里知道个大概，原来对门山头上有个名叫梨花的哈尼小姑娘，她说这大山坡上，前不着村后不挨寨，她要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帮助过路人。”

我们这才明白，屋里的米、水、干柴，以及那充满了热情的“请进”二字，都是出自那哈尼小姑娘的手。多好的梨花啊！

瑶族老人又说：“过路人受到照料，都很感激，也都尽力把用了的柴、米补上，好让后来人方便。我这次是专门送粮食来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没有立即上路，老人也没有离开，我们决定把小茅屋修葺一下，给屋顶加点草，把房前屋后的排水沟再挖深一些。一个哈尼小姑娘都能为群众着想，我们真应该向她学习。

我们正在劳动，突然梨树丛中闪出了一群哈尼小姑娘。走在前边的约莫十四五岁，红润的脸上有两道弯弯的修长的眉毛和一对晶莹的大眼睛。我想：“她一定是梨花。”

瑶族老人立即走到她们面前，深深弯下腰去，行了个大礼，吓得小姑娘们像小雀似的蹦开了，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老爷爷，你给我们行这样大的礼，不怕折损我们吗？”老人严肃地说：“我感谢你们盖了这间小草房。”

为头的那个小姑娘赶紧摇手：“不要谢我们！不要谢我们！房子是解放军叔叔盖的。”

接着，小姑娘向我们讲述了房子的来历。十多年前，有一队解放军路过这里，在树林里过夜，半夜淋了大雨。他们想，这里要有一间给过路人避风雨的小屋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就砍树割草盖起了房子。她姐姐恰好过这边山上来拾菌子，好奇地问解放军叔叔：“你们要在这里长住？”解放军说：“不，我们是为了方便过路人。是雷锋同志教我们这样做的。”她姐姐很受感动。从那以后，常常趁砍柴、拾菌子、找草药的机会来照料这小茅屋。

原来她还不是梨花。我问：“梨花呢？”“前几年出嫁到山那边了。”

不用说，姐姐出嫁后，是小姑娘接过任务，常来照管这小茅屋。

我望着这群充满朝气的哈尼小姑娘和那洁白的梨花 ， 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诗：“驿路梨花处处开”。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