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生产力发展到个体小家庭能够独立完成再生产全过程时，以大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容易挫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孝公三年(前359年)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通过加倍征收赋税来强制推行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 孝公十二年(前350年)颁布的《分户令》更为严厉：“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通过析分民户，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成为秦国社会最小的组成单位，这样就形成了大批的个体小农。在地广人稀的秦国，二男以上分立门户，各自可授田百亩，大家庭里的劳动力被挖掘出来，成为国家的佃农，国家控制的人丁大幅增加；这些人丁自立门户，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粮食产量也相应增加。

——摘编自高士荣《秦国商鞅变法中〈分户令〉的重大意义》

材料二

古罗马的不断扩张使“住在意大利而以务农为业的罗马公民和意大利公民的人数大为减少了，这不仅由于战时的死亡，还由于不断地向外迁徙，首先是迁移到东方去，而后来也向西方迁移。 因此没有农民来屯垦荒地。 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大群的奴隶，同时还有一批愿意使用奴隶来耕种土地的人”。于是，农业生产者的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来自南意、北非和东方等地的具有高度文化技术的奴隶取代了原来的公民农民，罗马人在海外征服的胜利创造了农业劳动力的新源泉。农业生产中使用大量奴隶劳动的大庄园蜂拥而起。

——摘编自左芙蓉《人口社会构成的变化与早期罗马帝国的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