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携程旅游最新发布的《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消费升级，旅游超过购房买车等成为消费的首选必需品，98%的受访者今年有出游意愿。旅游成为消费的重要支出，5成以上的人计划全年旅游花费在年收入的10%以上，19%的人将把收入的20%以上用于旅游。云南、四川、海南，日本、泰国、美国等成为首选的国内外旅游目的地，60%的人旅游首选出境游。旅游已经成为国民消费的重要支出部分。

    报告认为，消费者愿意增加支出用于入住更好的酒店、品尝美食和体验优质服务，旅行社推出的纯玩团、臻品游、定制旅游、自由行等产品受到消费者追捧，国人认为在旅游上支出是“花钱买幸福感”。

    报告显示，2017年出游，31%旅行者最关注安全因素，如目的地近期是否发生过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包括治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都会成为制定旅行计划的重要考量。其次是环境因素，25%旅行者最关注目的地环境，雾霾等污染因素都会让消费者减少对一个目的地的兴趣。还有15%的旅游者最关注目的地对游客的友好程度。此外，航班和签证的便利程度也影响着旅游者的意愿和偏好。

    调查显示，除了领略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外，减压、增进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也成为国人旅游的重要理由，去异地异国享受医疗教育等服务和资源、躲避雾霾等也成为旅游的动机。

    此外，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旅行者经验越来越丰富，自由行成为更理想的出行方式。2017年，58.6%的旅行者希望通过自由行的方式出游。跟团旅游依然是重要的旅游方式，有三成游客选择，特别是出境游，约有一半的游客选择跟团。除了自由行、跟团游，定制旅游将在2017年迎来爆发式增长，10%的旅行者有意尝试定制旅游。

    （摘自《2017中国旅游者意愿调查报告》）

    材料二：

    近三年国家旅游局关于春节假日期间国内旅游市场的统计表

材料三：

    建设好慢游基地，让游客尽享“慢游”乐趣。最佳慢游旅游区呈现“众星捧月”的空间格局。经过多年的培育，贵州旅游已经形成了若干个明亮的“月亮”，如黄果树、荔波大小七孔、西江苗寨、镇远古城、百里杜鹃等等，但是这些“月亮”缺少“众星”产品的陪伴，游客当天看完，当天离开，而无法实现对周围辐射型的消费。贵州是国家公园省，山地度假、乡村度假、气候度假资源优势突出，处处有美景，既有诸多区域的“小月亮”，也不缺少捧月的“星群”资源。因此，加强“伴月星群”的打造是建设慢游产品的基础工程。要树立大旅游区概念，依托核心度假基地，综合利用周边文化、生态、环境等资源，把景点串成景区，打造品牌慢游旅游度假区。

实施“众星捧月”工程的关键之一是对“月亮”和“星群”的识别与筛选。作为区域慢游度假基地的“月亮”应该是以城镇为依托的大型休闲度假旅游综合体，它应具备以下特征：拥有舒适的自然环境、舒适的住宿、丰富的夜间产品、康益的人文环境。基于度假需求的慢游产品。“星群”应具备以下特征：依托慢游度假中心，拥有发达的辐射型短线游，时间上能满足求“深度”和“休闲”的需要。

    （摘编自《打造贵州“快旅慢游”产品体系》）

材料四：

    今年春节返程最堵的地方无疑是海南。到目前为止仍有超过万辆外地车辆滞留海南。从大年初三开始，受十年未遇的罕见大雾天气影响，琼州海峡出现反复停航。

    事实上，前些年春节期间，在海南的一些热门景点游客蜂拥而至，人挤人、人挨人、大堵车的现象也频频出现。照理说，海南是离岛，有多少车辆进入海南，港口方面能够充分掌握，这也为限流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优势。未来，有没有可能对这些车辆进行限流？如何限流才会确保更好的旅游体验，不至于堵在囧途？特别是，根据气象特点，琼州海峡每年12月至3月雾较多，且多为平流雾，是否应该为极端天气的可能发生留足运力余量，根据运力的余裕程度来考虑接待游客的数量？这些课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摘编自2018年2月“央视新闻”）

材料一

先秦儒家在考量人与动物的关系时，强调和谐、仁爱。如何实现此种理想？路径就是“尽物之性 ”，即万物向荣， 各尽其性。董仲舒在总结儒家的仁爱思想时所说的“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 ”实质上 不过是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下处理人与物之关系的态度的延伸表达而已。不过，在先秦儒家看来，对动物的爱与对人的 爱还是有区别的。这种有区别的爱源于儒家的差等之爱理念。这种差等之爱循着“亲亲——仁民——爱物 ”的路径递减。 对人的爱尚且为差等之爱，对动物的爱自然又次之。

那么，在利用乃至食用动物方面，先秦儒家如何做到与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一致的呢？他们的做法是：制天命 而用之，杀伐以时。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而动物“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 而无男女之别 ”，其道德地位自然低人一等，因此动物可以为人所用。不过他并不主张对动物随便利用和过度利用，而 是主张遵循自然规律而用，即“杀伐以时 ”。他说：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鳢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 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从实践层面讲，这种做法至少始于禹王时代。

（摘编自王云岭《儒家视野中人与动物的关系与启示》）

材料二

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其作为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 首要原则，乃是因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地球上本无人类，后来才有人类——地球形成已有 45 亿年，产生生 命已有 42 亿年， 出现人类不过短短的 300 万年，这是科学事实。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却不可以没有地球，地球是 至今为止被发现唯一有生命存在、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这也是科学事实。我们对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讨论应 基于上述科学事实，并把握两个所指：

其一，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自然孕育了人类，馈赠了人类居所与养分。 自然是人类的根，是人类 的源。马克思曾经指出：“ 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 ”其二， 自然界的演化出现了异化，产生出 自己的对立面——人类， 自从有了人类，地球史便进入“人类纪 ”，即由人类主导的地质年代。随着文明的发展，今天 作为自然界之产物、 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已有能力把地球和自己一同毁灭，而且人类的所作所为正在毁灭地球和自己，生态危机已经使地球和人类面临劫难。地球要延续，人类要延续，这是文明的思维。地球能否延续，人类能否延续，这 是文明的忧患。总之，人类搭乘着地球之舟漂浮在无垠的星际海洋，与地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人类与地球命运与共，何去何从，全靠人类自己。

其实，从更宏阔的视野上看，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于地球上的自然万物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即生 命共同体。山和水是有生命的，山和水形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命共同体。地球 是生命的摇篮，反过来又是生命的产物。地球正是因为有了生命才成其为地球——一颗绿色的星球，一颗向太阳开放、 从太阳获得源源不断能量补充的星球，否则就会像太阳系其他星球一样是毫无生息的死球。善待地球就要善待生命，善 待生物圈的生命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生物圈这一生命共同 体就会崩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会瓦解。地球自然万物作为生命共同体或生物共生体系的良性运转，是维系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摘编自刘湘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三点阐释》）

材料三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曾经“ 怨天尤人 ”，把环境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界本身。但是，近年来，随着这方面 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非科学活动，人类无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自我 调节机制而为所欲为的必然结果。人类出于自己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一方面，将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资 库，任意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则错误地把自然界当作“垃圾桶 ”，肆意弃置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品。到头 来，人类意欲征服自然，却反遭自然界的惩罚。究其根源，就在于未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能动性已经发挥到了顶点，而是意味着人类并没有解决好能动性与受动性的 关系。其实，真正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应当以对受动性的认识为约束条件，能动性本身也应表现为两个方面：在认识 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和在改造自然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如果后者不以前者为基础，能动性就可能超越受动性而变 成一种盲目性的意向活动。要调整好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人类就得不断推进自己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了解。长期以 来，急功近利的片面性观念，把人们引向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地耗费上。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人的主观 能动性就会脱离人的受动性而盲目膨胀，这种“ 能动性 ”无疑会祸及自身。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的经验与 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的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 复。”人们不能只注重改造、征服和战胜自然的力量的增长，而忽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总之，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出现，是同过去几个世纪中人把自己视作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的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

 摘编自卫美云《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之辨析》

套不住的手

赵树理

白云岗公社大磨岭大队有个教练组，任务是教初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学技术，两个做活质量最高的老农民当教师，陈秉正兼任组长，王新春兼任副组长。组员是流动的，经常分配在各小队。

组长陈秉正已经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按一般惯例，这样大岁数的人本来早就该不参加主要劳动，可是这老头身体特别强健，在年轻时候一个人可以抵一个半人做活；如今虽说老了，一般青年小伙子还有点比不上他。他教人做活，不但要求规格，而且要教架势。因为规则太多，徒弟们记着这样忘了那样，有时候腰太直了，有时候步子乱了，有时候下锄没有计划……陈秉正老人不住口地提醒着这一个，招呼着那一个，也常常随时打断他们的工作重新示范。

徒弟们练架势练得累了，老组长陈秉正便让他们休息一阵子。自己就招呼梯田下边沟岸上教徒弟们种田地的副组长王新春过来闲谈一会。陈秉正一见王新春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①王新春却常是缩回手去躲开。王新春比陈秉正小十来岁，和陈很友好，就是怕和他握手，因为被他握住就像被钳子夹住那样疼。

陈秉正的手确实和一般人不同：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一根指头都展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圈的指头肚儿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②整个看来真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王新春对周围的青年人说：“没有那两只手，咱们现在种的这块地恐怕还是荒坡哩！这些地都是他老哥和咱们现在的大队长父子俩一攫头一攫头剜开、一条堰一条堰垒起来的。”

一次，有个年轻人练架势练得不耐烦了，说：“怨不得我们学不会，谁让我们没有长那样一双手哩！”陈秉正一本正经地说：“③是叫你们学成我这手，不是叫你们长成我这手！不是开山，我这手也长不成这样；不过上辈人把山都开了，以后又要机械化了，你们的手也用不着再长成这样了！”

陈老人虽然不希望别人的手长成那样，可是他对他自己已经长成那样的一双手，仍然觉着是足以自豪的。土改以后，陈秉正老汉家里的收入也丰裕起来了。儿孙们为了保护老人那双劳苦功高的手，给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他接过来一看说：“这双手可还没有享过这个福！”向手上试着套了一套，巴掌不够宽，指头也太细、太长，勉强套上去，把巴掌那一部分撑成方的了，指头的部分下半截都撑粗了一点，上半截却都还有个空尖儿。儿子陈满红说：“慢慢用着就合适了！”老人戴好了握了握、伸了伸说：“还好！”说罢，脱下来交给满红媳妇说：“暂且给我放过去吧！”儿媳妇也说：“爹！你就戴上走吧！到地里手不冷？”老人说：“戴上它搬石头不利落！”说着就放下走了。

以后别的活儿又陆续接上来——铡干草、出羊圈、窖萝卜、捶玉米……哪一种活儿也不好戴着手套做，老人也就忘了自己还有一双手套。

一天，白云岗有个物资交流会。满红媳妇劝老人说：“现在这些杂活计又不用您教多少技术，您还是休息一天去逛逛吧！”老人答应了。老人换了一件新棉袄，用新腰带束住腰。满红媳妇说：“这回可戴上您的手套吧！”说着把手套给他拿出来，他戴上走了。

他走到白云岗，逛了半条街，刚走过公社门口，看见山货部新运来一车桑杈，售货员正忙着往车下搬。这东西在这地方已经二年不见了，不论哪个队原有的都不够用。他以为机会不可错过。转眼工夫，就来了十来个人，每人拿着一柄看；见买杈的越来越多，他把手套卸下来往怀里一装，胡乱抢到手五柄，其余的就叫别人拿完了。他付了钱，把杈捆起来扛上，就返回原路走出白云岗村。一出了村，他觉人也不挤了、路也宽敞了，这才伸手到怀里摸他的手套。他摸了半天只有一只；放下篮子和桑杈，解开腰带抖搂了一下，也仍然不见那一只。他知道一定是丢在山货部里了。他想：“丢就丢了吧！拿上它也没有多少戴它的时候！”可是走了不几步，就又想到“④孩子们好心好意给买上了，丢了连找也不找一趟，未免对不起他们”，这才又扭回头来重新返回白云岗物资交流大会上的山货部来。幸而售货员早已给他拾起来放在账桌上，见他来找就还了他。

隔了好久，陈秉正老人又被评选为本年的劳动模范，要到县里去出席劳模大会。他除换上新棉袄和新腰带外，又把他的手套戴上。

会议一共开三天半，老人又是听报告，又是准备发言，和大家一样忙个不停，直到第四天上午听罢了县委的总结报告，才算了结了一宗事。下午吃过午饭，人们差不多都想上街逛逛，老人束上腰带，戴上手套，也走出了房间。他住的招待所因为刚刚装修完，院子还来不及清理。院里有两截剩余木料碍着路，他总觉着不太顺当。他想：“把它转过一边不就好走了吗？”他把手套卸下来放在阶台上，就来动手转木料。等到把院子都清理完了，才发现手套又丢了。“算了，不找它了！这手套对我也没多大用处！”老人干脆放弃了。后来还是招待所的员工帮他找到，洗干净还给了他。

第二天他回到家，换过衣服之后便把手套还给儿媳妇说：“这副手套还给你们吧！我这双手是戴不住手套的！”

材料一：

火，对于原始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南非的斯瓦特兰洞穴考古发掘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线索。在该洞穴埋藏最深也是最早的堆积层中，我们找不到积碳，也就是说还没有发现人类用火的证据。在这一层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型猫科动物的完整骸骨，还有许多零散的骨头碎片，上面带有牙齿的咬痕，其中就包括直立人的骨骼残骸。往上走，到了较后期的堆积层，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积碳，积碳是因不完全燃烧而形成的沉积物，这是人类用火的证据。而在这一堆积层中，所发掘出的是直立人的完整骸骨，还有其他各种哺乳类、爬行类和鸟类动物的零碎残骸，其中包括被啃咬过的大型猫科动物的骨头，为数还不少。由此观之，洞穴“所有权”的转移，以及谁吃、谁又被吃的角色变化，都生动地证明了火的威力。

火可以说是人类最古老又最伟大的“工具”，用火是人类独有的行为，使用火可以重塑自然世界。然而， “工具”也许并不是非常准确的字眼：不同于一把没有生命的刀具，火有自己的“生命”。即便时至今日，火至多是一种“部分驯化物”，经常不请自来，若不加以谨慎看管，它随时可能脱离控制。

人类用火的证据，至少可以追溯至四十万年之前。人类用火带来的巨大影响，·远非后面驯化植物或动物所能比及。人类手中的火是地貌景观的“设计师”，但为何这一观点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中并未留下应有的记录呢？ 原因很可能是火的力量是在数十万年的历程中扩展开来的，而完成这一过程又是在“未开化”的阶段。

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注意到自然界的野火能够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野火清除了旧有的植被，火熄灭后，会产生人类所需要的种子、浆果等，最重要的是，野火熄灭后，新长出的草地又会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而这些食草动物正是人类的猎物。北美的原住民懂得用火去整饰地貌景观，招引麋鹿、海狸、野兔等，最后将这些猎物擒获。也就是说，他们首先精心创造出一片“栖息地”，引诱猎物前来，把猎物收入囊中，这也就代表着某种“丰收”，只不过对象是他们有意识吸引而至的。如此看来 ， 早期的人类不仅用火改变地貌景观，而且他们还懂得用火去捕捉猎物。在火被驯化后，人类为张罗一餐所要奔波的半径范围，也就大大缩小了。这就为人类逐渐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奠定了基础。

火可用于烹饪，将生食煮熟——这是使人口聚集起来的一种方式。用火去烹制生食，就等于将一部分消化过程放到体外进行。在火的作用下，食物中的淀粉会发生糊化，这时淀粉会变成糊状的溶液，食物将变得更为柔软和粘稠，也更易让人咀嚼和消化，人类从糊化后的食物中提取营养所需要消耗的热量也相应变得更少。同时，烹饪所引起的化学分解，可以为人体提供更多的能量，因此使得智人所需的食物更少。有了火，早期人类就可以收集并进食各种食物，其范围远非早前所及：有些植物长有棘刺、褶皱，或者厚厚的外皮，现在通过火的烹制，就可以将它们去皮、打开；那些坚硬的种子和纤维性的食物，消化它们需要惊人的热量，直接食用这些食物对人类而言得不偿失，现在经过火的作用，这些食物不仅变成了可口的美味，而且消耗的热量更少。

利用火给人类的基因和生理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若同灵长类的“表兄弟”进行比较，人类肠道的长度还不到它们的一半，牙齿更是小得多，这是因为在烹饪过程中，食物内部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改变，这会使食物变得更为软烂，更易咀嚼和消化。因此我们在消化食物时消耗的热量也就少得多，这样就可以给大脑提供更多的热量。理查德·兰厄姆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类的大脑容量为什么这么大，其体积是一般哺乳动物的三倍之多。从考古遗迹中发现，人类大脑容量的激增，是与家户灶台同时出现的。

(摘编自詹姆斯·C.斯科特《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材料二：

先祖何时跨过了从利用自然火到有控制地用火的这道门槛？ 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是发生在直立人的早期(大约距今200万年) ，因为直立人与更早的能人乃至南方古猿相比，在体质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脑容量的显著增加，而这些改变只有在用火熟食后才会发生。“熟食假说”认为人类用火始于200万年前的直立人早期。该假说认为用火是人类的一项重大“发明”，用火的初衷是烧烤生食，熟食使人类更易获得所需的营养。对大脑而言，食物经过高温烹饪，其中的蛋白质会发生水解，生成具有鲜味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不仅提高了食物的口感，还是大脑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同时熟食大大减少了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危害，这使得人类体质发生了明显改变，并因此进化成直立人。人类从此解放了双手，能够开始进行采摘、制造工具等复杂的活动。

这一假说是从人类进化过程中形体变化的角度进行的推断，尽管得到很多支持，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学证据，也受到一些质疑。有些学者宣称在古人类遗址中发现了早期直立人的用火证据，例如南非的斯瓦特兰洞穴、肯尼亚的切苏旺加遗址、中国山西的西侯度遗址和云南元谋人遗址，这些古人类遗址距今都超过150万年，但这里发现的所谓古人类“用火证据”，因遗迹遗物分散、材料少、保存状况不佳而很少被学术界认可。例如，早期人类不会构建火塘，很少会留下结构性的火塘残余，同时，对于出现在地层中的零散的不完全燃烧沉积物，是人为用火还是自然野火的产物，也很难辨识。

大量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类新发端的行为方式，会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类的栖居方式，并使人类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改变，向减少流动性、更好地控制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向发展，而人类学会利用火被认为是对人类生计模式、社会结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变量与发展动因。

人类引来的燎原之火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使区域内特定生存资源的密度增加，获取特定资源的可预见性增强。在此情形下，捕获小型猎物更加便利，觅食的不确定性大为减少，觅食所要行走的路途大为减少，人群的流动性随之变小，这就预示着定居趋势的出现，进而人口规模扩大，社会日益复杂化，私有领地和财产的概念开始出现，这时文明的曙光若隐若现。

(摘编自高星《史前人类的生存之火》)

【注】人类的进化主要分五个阶段：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现代人。

材料一：

器物在没有清洗到完全干净的情况下，贸然补配修复，会给后期修复带来很大麻烦，并且还原起来非常困难。如果断截面有油污脂类，会导致后期补配材料无法稳固地与器物胎体很好结合。粉彩大多是白底，如果器物茬口没有清洗干净，颜色与胎体颜色有差异，这种差异过大就会导致后期做基底颜色时不能有效遮盖，使衔接处出现若隐若现的乌黑线，或者墪个补配地方浑浊。

清洗器物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很多附着物已经深深侵入胎体，需要用脱脂棉蘸取相应清洗试剂一点一点置换出来。这项工作并不难做，但是非常费时间，洗一两个月是常有的事，遇到顽固附着物有时会清洗半年甚至一年。因此，在清洗环节中一定要对效率有所克制，同时也要承担一些追求效率方面的压力。清洗粉彩常用的清洗试剂有84消毒液、洁瓷液，相互配合使用效果好很多。时间作用下，可以得到非常干净的茬口。当器物被清洗干净后，要使它充分干燥，一般是静置在自然无尘环境中12小时。

保护修复项目中常用的拼接材料是海克斯塔、艾劳达、AAA、509等。这些都是双组份胶，相对于单组份胶来讲更加稳定。如果损坏厉害，就是补配，需要填充材料，比如说瓷粉、高岭土滑石粉、玻璃微珠、二氧化硅等。填充材料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更多分析器物胎体质地，根据其颜色、密度来调配，与之接近的胎体材料。比如说补配紫砂类器物最好加一些铁红哈巴粉，其质地和颜色十分接近紫砂的颜色； 即使是景德镇窑的白胎体，也因为厚薄和质量好坏，在材料配比上有很多不同和变化。

有时候，还要将一件器物缺损处打磨平整，需要很长时间和大量技巧，通常做法是用手术刀立刀刮削，此时切忌平刀铲削，因为平刀极易发生跳刀，在补配面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刀痕。这些刀痕会在随色做完基底之后形成浅灰色的“线”，留下痕迹，后期难以消除。

动手画彩之前先要对粉彩不同颜色分析，确定绘画颜色先后顺序，避免后期因为漆料相融性特点自然混合，出现颜料分层不清、浑浊的问题。曾有人尝试通过重量或者体积来混色。这种方式一般用于漆料用量较大的工作，比如说室内装修、汽车修理。先在电脑里找到颜色配方，然后按配方用量在漆料混合瓶中混合。这样混合出来的颜色大致准确，但不适合于修复调色。修复调色是一种多层次的被动调色。室内装修或汽车修理的调色是一整块颜色，是均匀的也是整体的，没有层次，色彩单一，不用过渡，不用衔接。陶瓷修复调色则不然。每一个粉彩颜色调整都要非常准确，能够和本体同类颜色自然融合，不突兀。

据说人的肉眼可以分辨出几百种颜色，陶瓷修复中集齐数百种颜色是不现实的，不论是在使用分辨，还是材料购买费用上，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最开始就坚持用三原色调色，会为后来做色打下坚实基础。通常用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就可以得到大量色彩，而且可以在这些色彩中细微调整，使它更接近于所需颜色。调色知识可以通过书本了解，但是想要掌握这些技巧只能通过大量练习和试误。比如，一件粉彩雉鸡牡丹花口盘，主色彩是蓝紫色，因为缺乏对比，就很难一下分辨出它是泛紫的蓝。这时候我们就要对它进行颜色比较。我们可以用三原色的蓝色色卡与之比对，这样就可以发现这个颜色是发紫的，紫色在三原色中是由蓝加红组成的，在蓝色中一点点加入红色，直到得到想要的紫色。再用紫色与器物上的篮紫色比对，可能会发现颜色过明亮，再往颜色里加一点黑色，逐渐接近本体颜色，直到视觉效果不突兀为止。

(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人含蓄内敛，在儒家文化浸染下，形成了追求中和圆融、和谐统一的审美心理。例如，宋朝上至庙堂下至民间，这种审美特征遍布各行各业。最具代表性的，除了宫廷绘画，恐怕就是以“五大名窑”著称的宋瓷了。以最负盛名的汝窑为例，其对釉色的追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天青、粉青、天蓝，色泽均以淡雅为上，“似玉、非玉、而胜玉”，釉色质感与玉文化对比，丝毫不脱离传统审美情趣。

变化发生在元代，青花则是这种变化的源头。虽说唐代已有青花，但终未形成气势。这或者是由于制瓷工艺尚未成熟，或者是由于釉料来源尚不固定。传统文化，青色象征东方，代表木。历来对青色解释颇多，从深蓝到浅蓝，再到绿，甚至黑色。青色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更多是一种意象色彩，象征着含蓄、内敛，甚至是似有若无的某种神韵和能量。元代蒙古族是尚白尚蓝的民族，蒙古包、蒙古服饰，均能直观体现，对于青料感兴趣实属自然，不过因此就说青花兴起是由于元朝大力提倡，则稍显武断。青花，以青色为釉料，直接在素坯上绘制图案，然后挂釉烧制，形成了与白色底色对比极为强烈且极富装饰感的金新瓷器种类。这种强烈的对比，打破了中国传统审美对中和含蓄的追求。元以前，在民间或许有对丰富色彩和强烈对比图案的广泛使用，但在庙堂之上的皇家内廷，其主流审美还是以素雅、平和为主。从元朝开始，宫瓷器上的青花釉里红、明青花、成化斗彩，各种图案纹样都摆脱了商周青铜器上的厚重、汉代瓷器上的素净色彩、釉彩单一，开始争奇斗艳地在中国各个阶层，尤其在皇室活跃起来。

清朝瓷器，最具代表性的是珐琅彩。其釉料最初和铜胎画珐琅一样，全部靠进口。至雍正年间国内烧制成功，并配制出各色珐琅釉料，随后逐渐传至景德镇及广东。乾隆朝，珐琅彩又和中国传统审美相结合，出现了与粉彩极易混淆的白地珐琅彩瓷器，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审美内涵，但因其更复杂的工艺和较低的成品率，一器难求。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