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明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时间观念。由于中西方文明在哲学观、历史背景、社会模式等诸多方面千差万别，其对时间的观念和态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时间取向模式。

材料一：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中国人在时间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不见不散”等相当模糊说法。“掌灯”的时间和季节有关，和天气有关，和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也有关，反映了深厚的农耕文明气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比喻，但是多数中国人只是从个角度来看待时间价值，并没有把这种高尚的时间观推广到社会交往当中去，因而，最终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性时间观念和惜时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汪天文、王仕民《文化差异与时间观念的冲突》

材料二：清末以后，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中国人对西人情况愈加了解，人们的时间观念随着钟表的普及变得精准化。张謇在《政闻录》中曾特别强调：“最可宝贵者莫如时，愿国人均奋起力求时间上的经济。”新学制规定学堂授课需有定时，一些政府机构在实行星期休息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工作定时制度。近代中国人新式时间观念的产生并不依靠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而是一个伴随着压迫去强行消化的过程，沿海地区更新快一些，内地相对缓慢；城市更新快一些，农村相对缓慢。

——摘编自范雪梅《近代计时工具与生活节奏变迁》

材料一  中国传统医学自成体系。伴随着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外国来华使团在回国时带走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和药物，甚至延请名医传医授道，效法我国建立了医事制度。郑和七下西洋，随船医生也与所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人民进行交流，用中国的医术治病救人，并带回一些药材，丰富了中医药的内涵。中医还随着个体行医、旅行、商贸等途径对外传播。除了中外的直接交流外，中医药还经由第三国外传，惠及了更多国家的民众，获得了更多国家人民的认可。

——摘编自朱建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外传历史、途径与海外发展》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通商，西医亦随之传入。西方教会设立医院，招收华人学徒，兴办医学校，发行中文报刊以及翻译西方医学书籍等。西医由于自身的优势，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在这种背景下，李鸿章创办了北洋医学堂，成为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官方西医学校，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专业人才。面对西医西药的传入，名医张锡纯主张把中西医汇通思想应用于临床，中西药物并用，产生重大影响。经施今墨、程价三等名医的不断努力，天津中医药界交融互通中西医，创造了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派，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危重病等方面结出了硕果。

——摘编自谢敬《近代天津的中西医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