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对投下的整顿和改革主要采取以下一些措施。对五户丝制进行改革，规定投下丝料由有司征收，受封者于中书省验数关支，改变了过去就征于州郡的办法。全面整理户籍，发布了许多有关投下的禁令。如至元元年（1264）颁行圣旨：“依着先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对投下封地行政建置进行了调整。在原汉人世侯辖区内，以较重要的诸王勋贵分地为单位，采取分设、新立、改置及维持原状等方式，众建路州，尽可能使拥有较多封户的诸王贵族独占一路一州，或在该路州占主导地位。忽必烈对五户丝食邑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之后，又将分封制度推广到江南，建立了江南户钞制。

投下制度在忽必烈时期已基本定型，忽必烈的后继者大体上遵循着他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元末，皇权对投下控制日益减弱，同时，依附于皇权的投下分封制度也逐渐走向衰落。

——白寿彝：《中国通史》

——摘编自樊保良《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等

材料一

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法。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他们真心相待，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赢得了他们的爱戴。他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建立了亦君亦友的关系，既是国君，又是朋友， 由此保证了民族关系良性运行。

——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十讲》

材料二

清朝建立后，西藏先后出现蒙、藏贵族之争，准噶尔军攻占拉萨、 阿尔布巴叛乱、珠尔默特叛乱等， 雍正六年正式设立的驻藏大臣，也有被杀害的。乾隆五十七(1792年)，福康安率大军入藏，在藏族人民支持下，将入侵的廓尔喀(尼泊尔)军队全部驱除出境，廓尔喀王请降。乾隆帝曾指示福康安，一定要妥立章程，以改变西藏各项制度废驰，噶伦与地方官员舞弊、擅权的状况。于是，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及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了章程。章程明确了西藏灵童转世、 军政事务等具体规定。……章程还规定， 西藏涉外事务集权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管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历代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都重视边疆的治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大的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实施年班朝觐和联姻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五族共和”。这一时期（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国旗也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五族共和”之意。

——摘编自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如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