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罗庆康《汉代刺史的职权及其他》

①有利于京察制度的完善 ②体现中央监察机制的成熟

③推动官员考核系统调整 ④导致官僚机构的相互制衡

材料一中国传统监察体系中一般存在御史监察和谏官言谦两个系统，两者皆出于权力制约的目的而产生。相较而言，前者是君主的耳目，重在制约臣下，地位更为重要；后者主要是对君主提出意见和建议，多是制约君主，地位低一些。这二者在先秦时期就已并存。秦汉时期重御史监察而轻谏官言议，谏官的设置具有任意性且很不固定。汉代谏官的职位及数量仍不固定，谏议大夫、光禄大夫等多兼职行使谏议职权。东汉时期，谏官相对固定下来，归属侍中寺。魏香时期侍中寺改为门下省，掌管封驳、奏事和谏诤。 

——摘编自赵晓耕、刘盈辛《中国传统御史监察制度的反思》

材料二明代在前代机构设置的基础上，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监察体系。在中央以都察院为核心机构，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监各道”，十三道监察御史“出则退视方岳，入则弹压百僚”。以都察院为核心的监察机构，自设立之初，就明确定为天子“耳目之司”，专司风宪，负责侦缉臣下奸邪，“宣上德，达下情”，以广天子聪明之德。明代中叶之后，监察体系弊端丛生，握有监察大权的御史不断卷入政治争斗之中，甚至沦为党争的工具，背离了选用御史的初衷，极大损害了监察系统的权威，也使明代官僚体系逐渐失去了有效监督、自我净化的能力，最终滑向衰亡腐朽的深渊。 

——摘编自刘祥学《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

材料曾国藩于1868年出任直隶总督，半年后他对直隶官员进行考核，并向朝廷上奏。他认为对官员的考核，可以达到“奖劝所加，精神一振，观摩惕励，可渐跻循良之域”的效果。下表是根据他对部分官员的考核清单而编制。

——据《曾国藩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