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亦严行以军功代贵族之新法……以前是贵族任战士，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之配练与井田制之废弃，为新军国图谋富强之两要端，而即以促进宗法封建贵族之崩溃。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孝文明知鲜卑游牧故习，万不足统治中华，又兼自身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熟，使其整体的汉化。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三：在1898年光绪皇帝与太后分享皇权合法性的情况下，皇帝采取大刀阔斧而又激烈的改革方式，将会使反对变革的保守派与那些由于改革而丧失既得利益的官僚，有可能与充满权力失落感的慈禧太后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皇帝难以招架的强大政治阻力，可以说，这是清末变法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材料四：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代……中国的发展主轴已经向经济成长转移，然而围绕经济领域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识形态的标尺去丈量和批评……此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对僵硬思潮的致命一击……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很快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材料一：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自卞孝萱等《韩愈评传》

材料二：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定的《诗经》《礼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于升平（世），为立宪；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中华民族”观念最早是梁启超1902年提出的。梁启超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

——摘自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材料二：1925年夏，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声称：“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1934年及其后，国民政府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一般也多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如：“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政要员，都出版过以“民族复兴”为题的为数众多的宣传著作，涉及抗战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乏见识且充满爱国热情。

中共在抗战时期主要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和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

——摘自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