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主》，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 ： 法家相信人性本恶，只有靠强权的统治者依据透明、客观的法律来实施奖惩，才能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统治者自身就是法律的主人。因此，尽管儒家和法家都信奉社会铁序，但是前者提倡自律，家庭和国家要遵循传统的礼制，而后者相信依靠严刑峻法才能确保实现最终的和平。

法家的“法”不仅意指法律，还有方法和程序的含义。最初的法家就承认法律与统治术是有区别的，后者指的是权力的行使。因此统治手段不仅决定了法律的权威或者公信力，还决定了法律的有效性。因此统治社会的权威或者法律源自于术，即行使权力的方法论。韩非子综合整理了他对于统治术的领悟，认为国家统治者与其下属的官像阶层存在利益冲突，而官僚阶层又统治人民大众。因此王道依赖于“势”，即王者的神秘力量。王者能够超然、不偏不倚地通过官僚阶层创立社会秩序与稳定。

法家的悲剧在于秦朝残酷无情地奉行了法家思想，而秦王朝的迅速瓦解导致法家思想无法再成为主流。其后的汉朝在正式场合拒绝法家思想，独尊儒术。但是，中国的统治者总是发现法家的理论和实践非常有用。因此，倾向于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文化本质上是“外儒内法”。统治者不仅要怀柔，也要使用铁腕。

——摘编自沈联涛《外儒内法》